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头上生有几处癞疮疤，他因此忌讳“赖”字，甚至推而广之，连光、亮、灯、烛诸字，也一概忌而讳之。大家公认，鲁迅先生在这里所批评的，是中国人自下而上全都存在的一种“国民劣根性”。不过话又说回来，同是“国民”，同是“劣根性”，上下尊卑之间，却有天壤之别。阿Q一介草民，被人揭了疮疤，只能骂上两句“妈妈的”，发发其“匹夫之怒”了事，而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们的帝王将相、大人老爷身上，他就要请你领略领略他们的“雷霆之怒”、“虎狼之威”了。
年轻时做过土匪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平时最为忌讳的就是他老人家由之发迹的那两个字。1927年4月，他派兵闯入苏联驻京大使馆，捕去苏联工作人员和李大钊等革命者多人，制造了一起严重违反国际公法的外交事件。事发之后，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提出抗议，这位郑代办难以相信北洋政府会做出如此野蛮愚蠢之事，所以竟主观地回答说：“想必是土匪所为。”他仓促之间，没想到这句话犯了张大帅的“尊讳”，差点儿为此丢了乌纱帽。
当时的张大帅，还只能算是个称霸北方几省的“草头王”，如果是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那么他的忌讳就更加触及不得。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名人，就是因为没有顾及于此，结果险些掉了脑袋，被逐回原籍，不得不靠卖破烂谋生。
话说这位先生名叫杭世骏，字大宗，浙江杭州人，乃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学者，著有《诸史疑然》、《三国志补注》等书。在一次由翰林保升御史的考试试卷中，他有一句话讲到“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犯了朝廷的大忌。清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满汉关系问题因此在有清一代一直是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清军入关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些残酷的屠杀，更是在满洲贵族同广大汉族人民之间造成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政治死结。清统治者心里明白，在这个死结之下深深埋藏的仇恨一旦被激发出来，他们的统治会立刻土崩瓦解。正因为如此，这满汉问题便是一“讳”，而且讳莫如深。杭世骏或是因为不知深浅，或是自认为忠于朝廷，心地坦然，要为朝廷帮帮“闲”，结果闯了大祸。
杭世骏的同乡龚自珍撰有一篇《杭大宗逸事状》，记述了他所受到的迫害。试卷案发生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怒，立即下令将杭世骏逮捕投入刑部大牢，判了死罪，只是由于别人力保，才保住脑袋，被逐回原籍。然而，乾隆皇帝对此事却一直耿耿于怀，1765年他巡视江南，杭大宗在籍迎驾，受到召见，君臣之间曾有一番对话。乾隆皇帝问杭世骏靠什么为生，“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据另一种记载，这次召见时乾隆皇帝“问曰：汝性情改么？对曰：臣老矣，不能改也。曰：何以老而不死？对曰：臣尚要歌咏太平……”这番谈话，这般场景，如今听来，如今想到，真真令人心笑、令人心酸、令人心惊胆战！封建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肆意摧残，肆意凌辱，哪里当人看？简直是视如犬马！
乾隆皇帝对于杭世骏的这种迫害和凌辱，并不是他的个人行为，在清代，这毋宁说乃是统治当局的一种十分自觉的政策。他们为了稳定自己统治的一己之私，十分有意地要造成士风的孱弱、麻痹和卑下，手法是软硬兼施，“胡萝卜加大棒”。一方面搞政治高压，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用功名利诱和精神愚弄来扼杀和消磨知识分子的道德心和社会责任感，如龚自珍所说，“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要搞得他们“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宁可使他们沉湎于声色犬马，也不能让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显然，这些短见自私的统治者只看到知识分子的气节和经世意识有可能危及他们的政权，却看不到这种气节和经世意识的泯灭会导致亡国亡种。他们的做法虽然可以得计于一时，然而却必然要导致人才缺乏。到了嘉庆道光时期，清廷已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表面上歌舞升平，“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但实际上却已是“日之将夕”，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不久，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由于政治社会腐败涣散，无应变之才，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这是谁之罪？是清统治者之罪！他们是苟延自己统治的成功者，但却是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人民的罪人。
（作者赐稿，原文载于笔者撰著《今天与昨天——中国社会历史问题散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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