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5月下旬，国家发改委门口日益拥挤的车水马龙似乎暗示着，大型投资项目的审批正在加快进行。从公示的信息看，已获批项目中不乏百亿以上规模的大投资项目，譬如投资为696.8亿元的湛江钢铁项目和投资639.9亿元的广西防城港钢铁项目。其实，上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一直在加大项目批准力度，仅4月份就批准项目328个，其中包括西部地区多个城市的机场建设项目，接近去年同期的两倍。
5月2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启动一批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加快前期工作进度”。显然，4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中央的态度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从短期看，投资不振、出口乏力明显构成了经济下行的主要压力。而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出现放缓态势，反映出市场主体对经济前景看淡、投资意愿低落。因此，国家发改委对投资项目的密集性批准，让社会各界人士不禁猜测，这是不是政府又一次启动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的信号？
然而，2008年政府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尚未消除，如果再来一次大规模投资刺激，后果究竟会怎样，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质疑。这里实际上需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当前政府是否应该鼓励大规模投资？二是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再承受一次大规模投资？
对第一个问题持肯定答案的人通常有如下理由：第一，中国的西部地区目前依然很不发达，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继续推进，而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举措；第二，中国目前面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需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加大在这些战略性产业领域的投资，从而为培育下一个经济增长点创造条件。
此两理由看上去似乎颇具说服力，但却不经推敲。首先，笔者和同事有关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一项研究，没有发现西部地区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资本不足的现象。相反，我们运用各种计量方法得到的结果都是，绝大部分西部省份基础设施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要远远低于生产性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换言之，相比于基础设施，西部地区总体上更缺的是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另外，也有学者指出过，从基础设施内部的结构来看，目前西部缺乏的主要是将商品货物运出的高速公路和货运铁路，而不是机场和以客运为主的高速铁路。问题是，正在开工建设的、以及最近刚刚获得批准的项目恰恰是后两种为主。这就意味着，政府投资的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存在严重的资源误配。
其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的确需要一定的前期投资，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中国在光伏产业上的惨痛教训。几年前，各级政府把光伏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扶持，不遗余力地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像优先拿地、低价用电、环保绿灯、贷款贴息，不一而足，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阵投资光伏产业的狂潮。据估计，2006年以来，已建好和在建光伏项目的总投资额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鼓励政策也迅速催生出一批规模不小的光伏企业。然而，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全球光伏市场的萎缩，行业巨头无锡尚德和赛维LDK都出现了高达数十亿元的巨额亏损而滑落到破产的边缘。这一事实说明，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政府针对特定产业和特定企业的“鼓励”与“刺激”政策是多么“不靠谱”。
至于中国经济是否能再承受一次大规模投资？对此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首先，从中国GDP的支出结构上看，过去10年间居民的消费支出占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投资则上升了13个百分点。如果再搞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则意味着这一不合理的结构还将被进一步扭曲，改善民生还将继续被忽视。其次，从政府财政收支来看，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今年以来，无论预算内还是预算外财政收入的增速都大幅放缓，如果要政府或政府担保的投融资平台扩大投资支出，则意味着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不得不再次大规模举债，从而推高目前尚未得到释缓的政府债务风险。
最后，从金融风险来看，中国的银行体系可将居民存款转变为高风险资产的空间还有多大？正如许多人已经注意到的，这次启动稳增长政策，政府出台了多个相关文件，向民间资本放开银行、铁路等国有垄断行业，希望民间资本成为此次扩大投资的主体。笔者以为，短期内，重视风险的民间资本不会轻易进入这些由国有资本和政府掌握游戏规则的行业，大规模投资所需资金仍然会主要来自银行体系。前一次刺激计划中，地方政府新增10万亿负债主要来自银行贷款，为此监管部门不得不加大对银行向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信贷进行监控。10万亿元的潜在坏账尚难估计，新的压力银行又能再承受几何呢？
问题关键在于：面对当前的经济困难，我们该相信政府还是市场？如果认为要靠政府，那放松货币政策、加快投资项目审批，干预汇率、加大政策优惠力度，这些措施本质上都没有太大区别。短期内，由于刺激了需求，它们都会带来经济的短暂回升。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充分掌握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产业发展的走势，其做法都难免带来严重的资源误配，由此造成的损失最终都要由社会来买单。
如果认为要靠市场，那政府最紧迫要做的事情，便是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更有效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一方面，这要求政府加快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事实上这个改革已经重新启动；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加快金融改革，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利率市场化，让基准利率能够反映资本的稀缺。在此基础上，推进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尤其是发展债券市场，让具有不同风险水平和风险特征的各类高新技术企业，能够依托基准利率对其发行的债券进行合理定价。而拥有不同风险偏好特征的投资者，则能够在其中找到适合的投资对象。从而在风险合理分配的基础上激活民间投资，发展新兴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笔者以为，市场的力量显然比政府的力量来得更加可靠。既然我们已经把效率和公平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那么，拿出更大的改革魄力来调整政府职能，强固市场经济基础，就是必要和明智的。（本文删节版刊于2012年6月3日《南方都市报》，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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