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与毛泽东
许世友刚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声如响雷，嘴里嚷着“主席你快救救我”……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本文摘自《红墙知情录二：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尹家民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对许世友说：“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
和众多将领一样，许世友“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鉴于是毛泽东的指示，将领们谁也不会反对，只是在自己方面找原因，用他们的话说是“不是不想跟，而是跟不上”。还有人形象地说：“毛主席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那时毛泽东就是一列风驰电掣的划时代的高速列车。
受到冲击的许世友就避难躲进了大别山。1967年8月6日，许世友在南京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局势如此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三国英雄没有好下场，死的死来伤的伤！”“我活着是毛主席的人，死了是毛主席的鬼！……”
虽有部队和机枪保护，身在大别山的许世友并不踏实，一则这里(南京军区后方医院，对外称一二六医院，为战备需要，是在六安独山一个叫白云观的旧庙址建造的，周围有些不算很高的山和竹林，许世友住的二层小楼在医院不远处一个小山包上)离南京、合肥等中心城市不算太远，驱车一天半晌就能到；二则说归说，真向“造反派”开枪也不是件好办的事。所以他思来想去，不受冲击的最好方法就是得到“尚方宝剑”，而那时的“尚方宝剑”只有一把，那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话。
其实毛泽东已经为他说过话，但都是别的领导人转达的，比如周恩来就打过电话到南京，说：“不许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这些话传到南京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来南京的“造反派”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揪斗许世友，听到周恩来的指示只好偃旗息鼓。但新的一轮揪斗又在酝酿中。许世友想老躲也不是办法，就决定上北京，亲耳听毛主席为他说一句话。可是等他乘车去了合肥，到了合肥稻香楼宾馆，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上前扶他下车，脚一落地，他就对李军长说：“德生同志，我不行了，我身体这样上不了飞机，北京不能去了。请你给我向军委打个电话报告一下，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去北京，我在后方医院很安全，请老帅和总理放心。”他改变主意，打道重回大别山。他知道，如果毛泽东没有忘记他，一定会召见他的。
毛泽东的确没有忘记许世友。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更多的军队将领受到冲击，毛泽东也更加关注军队将领的状况。从武汉来到上海的毛泽东，对上海的“形势”和居住很满意，曾对上海警备区的负责人说：“这次在上海很满意，上海很静，很好！”他也很注意看上海的一些小报、传单，看到有登载“许世友反毛主席”的，他就说：“许世友反我，我还未发现。许世友紧跟张国焘，许参加第四方面军，张是首长，许跟他也是自然的。许世友应该保。”
1967年8月17日上午9点多钟，陪同毛泽东到达上海的杨成武代总长给许世友打来电话，讲：“我正陪着‘客人’在上海，‘客人’要见你，派张春桥用‘客人’的专机去合肥接你。”
许世友从杨成武的话音里听出“客人”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毛主席。
专机18日上午到达合肥机场，张春桥下飞机见了许世友，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到了上海，许世友住在兴国路72号。刚安顿好，杨成武和汪东兴就先后过来看望。许世友要求尽快见到毛主席，汪东兴答应早做安排。
午饭时，许世友喝了不少酒。往常他不爱睡觉，今天却睡起午觉来了。可能是他心情特别兴奋，自己觉得需要镇定一下。下午2时，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前来通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春桥陪许世友马上过去谈话。秘书李文卿立即上楼请许世友起床。
许世友起来，酒意未消，讲话还带着一股酒气，秘书很担心毛主席会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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