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記者柯宇倩／在今日美國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哈金，當初決定以英語寫作時，曾經猶疑過，也曾經歷被多家出版社拒絕出版的一段日子。哈金在接受《明鏡》專訪時表示，用英語寫作是為了生存而下的抉擇，如今他已很難回到中文寫作。不斷嘗試新題材、新寫法的哈金，未來將把西方讀者的注意力從中國拉回美國，讓讀者更瞭解在美國土地上發生的華人移民故事。
從中國到美國，不斷嘗試新題材
2001年，兒子北上求學，哈金也決定離開艾默理大學，到波士頓大學教授英語文學寫作。至今，哈金仍覺得以英語寫作有其挑戰性。“英語不是我的母語，不管什麼時候，都可能覺得寫起來很彆扭。一開始覺得英語寫作有種uncertainty（不確定性），但後來也慢慢能接受這種不確定性。”哈金對《明鏡》表示，有時寫作就需要這樣的不確定性，如果有把握什麼都能做好，最後寫出來的作品肯定不好。
剛開始用英語寫作，哈金曾擔心被人看作賣國賊，如今哈金以平常心看待此事。“總有人說用英語寫作就是賣國賊，但我不管他，那些事情我沒辦法掌握，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把我自己的書寫好就是了。”
裘小龍曾指出，以英文寫作時，會考慮到某些中國的歷史背景對英語讀者來說並不熟悉，因此必須在書中加以介紹。雖然故事情節經常涉及中國歷史，但寫作時，哈金在這部分沒遇上什麼問題。“我很少做解釋，即使涉及中國背景，我也盡量把小說寫得沒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人也能讀懂。”哈金認為，寫作更關鍵的是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怎樣才能說得恰到好處，這與作品涉及的背景無關。
以英語寫作多年後，哈金認為自己很難再回到中文寫作。1997年，哈金獲得美國公民身份，2004年，在聽聞北京大學英語系有位教授詩歌的老師離職後，哈金曾向北大遞交申請信，卻未得到回應。“我連回中國都不可能了，我母親最近病了，但我沒法回去，他們不給我簽證。”
連回中國的盼望都無法實現，哈金認為更別說用中文寫作。“要寫一部長篇，必須是很多年的準備和工作，但我不能回中國（做準備），而且用漢語寫作，中間如果有一個小事把你打斷就會前功盡棄。”
但將自己的小說翻成中文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哈金的短篇小說集《落地》就是由他親自翻譯。他對《明鏡》表示，比起交給專職譯者，當然最好還是由自己來翻譯，但畢竟有工作在身，因此時間允許的話，他較可能翻譯短篇作品，而且短篇翻譯錢少又辛苦，還必須做得精，由他親自翻譯更能掌控品質。
哈金的作品多描寫從前中國與華人的生活，而非現代的中國，問他是否因為身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瞭解較少，他表示這是一個因素。“在海外，對中國大的東西還是很清楚，而且還會看得更清楚，但特別是中國的小東西，比如街上的氣味、新的方言，還有街道、房子的模樣，就很難掌握。”
哈金對《明鏡》表示，如果真要寫現代中國，也可以有不同的寫法，但他想寫的不是現代的中國，現階段，華人移民美國的經驗對他來說更為重要，而北美華人的故事自然又會跟中國過去的歷史聯繫在一起。
而美國讀者也並非對哪個時代的中國，或特定的中國事件特別感興趣，“關鍵是你故事講的好不好。”哈金說。
與許多人不同的是，哈金在成長過程中曾加入解放軍、入過黨，但他不認為這些經歷對寫作有太大的影響，可能就是有沒有文人氣息的差別。“我跟中國大陸和台灣很多作家不一樣，我是從底層出來的、當兵出身的，比較少有文人的習慣、精神狀態，也很難跟他們融入到一塊。”
雖然哈金作品主要圍繞在中國、華人移民上，但堅持英語寫作多年、工作環境也幾乎使用英文，哈金認為自己既不是未融入主流社會，也並非已經美國化。“我應該是既中國又美國，在中間吧。”他笑道。
在寫作的路上，哈金不斷嘗試新寫法與新題材，如《自由生活》是哈金第一次寫華人移民的故事，而《落地》更可看出不同之處：以類似散文體寫成，許多故事透著超現實的氣氛，描寫現代的美國華人生活。哈金對《明鏡》解釋，他不像一些大陸、台灣或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對於題材的選擇有明確的範圍界定，“其實我的每本書都是描寫一個新的地方，都是一個新的啟程。”
哈金表示，未來也會做其他的嘗試，因為他不可能老寫中國大陸的事。目前哈金正在撰寫的故事，便是與美國東海岸華人移民相關的故事，預計兩年後完成。
哈金在2012年台北國際書展上演講。（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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