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系辭傳》

                                                                       

  野夫此生,命定詩酒作伴,歌哭行吟澤畔,江海一世,遍交天下遺民野老,我亦忝列其間。

  野夫懵懂於楚水巴山之際,我正躬耕在雲台之南,巫峽西嶺。每當日暮收工時分,夕照穿透雲海直射崇巘群巔,其時雲夢之臺、高丘之阻、桑林之浦……江間滄浪直上萬丈絕壁,滿目絢爛霞光。側身東望,但見峽江千里,蕭森氣息彌漫天地,嫋嫋秋風搖落山山黃葉。弱冠如我,初諳國事蜩螗否塞,更為眼前滄海桑田般鬼斧神工式的自然勝景陶醉。雖略知這片與《神女賦》、《高塘賦》生氣相吹、中國性靈雲集的萬古堂奧,曾是無數歌手、詩人、高僧、禪師、遊俠、君王、隱者、漁者、樵夫以及瑤姬、宓妃、娥皇、女英、昭君、帝女、巫兒們神人交合男女野遇之墟,幾多顛沛、離亂、遷命、羈旅、歸隱、流徙、相忘的氤氳天地,卻不知山窮水複處,有一土家少年正在霜重水凝間兀自成長。百十里外,我與野夫共擁浩茫長江天塹,歷時兩載,渾然睽違於國破族亡年頭。

  野夫蜷偎冷牆、憑欄鐵窗之際,我也望門投止於亡途。那場發端於天安門廣場,輻輳九洲並波及寰球的自由運動,一代人的命運為之改觀。我和野夫偕有榮焉。未曾躋身時代風雲中心的詩人野夫,卻為他人自由而身陷囹圄。從此掙得自由鬥士資質,平添一副鐵血風骨,凜然化成好漢一條。我則蒙通受緝十年,從此以“8964”四個阿拉伯數字臧否人世,辨識忠佞。

  野夫慈母獨自徘徊江畔之際,我的老母也決意撒手濁世。兩位母親同在決絕瞬息帶走最後的母愛。野夫嚴父覆蓋於刀斧赤旗之下,接受囚徒兒子千里奔喪之際,我也以待罪之身送老父最後一程。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夢得先生在夔、朗二州謫居十數年間所寫舊句,似專為野夫與我而作。二十三年,正是家國天下翻成生離死別之域。野夫以《父親的戰爭》和《江上的母親》為慈嚴祭悼,讀者無不感同身受,涕泗長流。我也寫下《詠而歸》,略述喪親之悲。

  直到野夫名滿天下,我才在京城一隅與他相遇。那是一個黯澹、蕭索的秋夜。如同赫爾岑當年在彼得堡沙龍打量恰達耶夫一樣,我也在望京著名的黃門宴上發現了野夫。

  他幾乎一年四季穿一身牛仔服,傲岸挺拔的身影,少年苦讀的近視眼,永遠的平頭(興許是囚徒身份的再三確認),濃重的鄂西口音,使他在精英雲集的京城顯得與眾不同,像一個憂鬱的感嘆號。置身於那些穿金戴銀的時尚男女、高談闊論的侃爺和及時行樂的當代廢物們中間,他那蒼涼渾厚的嗓音如同低音鼓琴,在陣陣眾生喧嘩後留下沉潛的迴響。沉默不語時,他那“頭蓋骨式的前額”下,蒼白、刻石般的面龐猶如大理石雕塑一樣。當他抱著雙手,張開薄嘴唇發言時,卻散發出孩子式的笑聲。他與以一紙《哲學書簡》劃破俄國尼古拉一世三十年漫漫長夜的作者一樣,與社交界格格不入,又離不開它。他時常把激情深藏於冷峻面孔之下,像天空收斂在黑夜後面,接著敘述只有他才能敘述的故事,然後再度沉默。他那面無表情的臉龐,直射過來的目光,他那略帶嘲諷的憂鬱神情,使所有在場者都在心裡告訴自己,這就是野夫,可以調侃不可冒犯的男子漢。

  2009年冬,我在京都度過花甲生日。野夫與北明、世存、喻源等人里外張羅,現場致辭,並賜“六十年必有王者興”賀文,將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縮減440年。我在惶恐之餘,對其幽默心領不敏。

  21世紀第一個十年,野夫提瓶好酒敲開我重慶的陋室。兩小時前,我剛剛被自家小狗咬得右掌紅腫如血饅頭,卻不礙左手蒸臘肉油酥花生米煎雞蛋煮麵條。野夫突然造訪,根本緩解我大年初一的傷痛和困惑。我們煮酒話天下,直到日西沉。

  不久,野夫獲台北亞洲圖書大獎,華文世界嶄獲新命。

  是年七月,抗戰巨卷史詩國畫《浩氣長流》在台北首展,冠蓋如雲,十萬觀眾先後來去如儀。我比誰都清楚,在諸多鼎助者中,野夫居功厥殊。若無他與台灣詩人、民主化推手楊渡的深交,此展幾無可能。2010年春初,他專程從北京飛抵抗戰陪都重慶,全程陪奉楊渡、子華夫婦,成為《浩》畫臺展不二“觸媒”。在國父紀念館恢宏殿堂,一盆石楠花靜插一隅。野夫不能親往,他以如此方式致賀。一個歷經喪亂的土家漢子,這般悉心周被,讓我花前駐足良久。

  野夫沒有為我兩肋插刀,那套江湖古風似已不合時宜。他為素昧平生的重慶幾十位畫家五年半心血之作插花,勝似插刀。

                                                                     

  惟楚有才,於斯為甚。

  我曾經在岳麓書院躑躅多時,凝神那攪動過無數湖相人士心潮的八字匾牌,並不以為然。

  我承認,把老聃莊周(這個河南人不啻先秦南面稱孤的精神王者)算上,從屈原到熊十力,荊楚三湘兩千五百年間,英才如江漢密布,窮思曠文如垂天之雲。在天道地誼、人神大化乃至古今嬗演歷史更始的體察穎悟上,不輸於北國中原垂法天下、世代高仰的大一統威儀,而為中華另辟逍遙世界、隱逸人生與自由之途。

 但是,自王夫之以降,湖湘士人漸趨經世致用,移心於理,垂器離道。近代更逐勢謀術,與其大本大原漸行漸遠,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松燾、王闿運等皆趨鶩“馭夷之道”與“富國強兵”之法,終至毛澤東輩斜空出世,天下道術為之裂,演成曠古荒唐。烈焰所過,生靈塗炭,仁義充塞,率獸食人,幾亡天下。余風所被,唯“風流”是逐、“英雄”是瞻,“鬥爭”是檀,“無法無天”是詡。古今中外,狂妄囂張殘暴無恥,莫之為甚。

  當然,現代中國宿命式浩劫,絕非船山先生“勢相激而理隨以易”的“理勢合一”論能負其責,然毛氏一生行事,確以“務實經世”為其哲學底蘊。為達其目的,不惜陰謀陽謀并用。其文痞俗以號集痞民,其詩詞隳蕩虛驕以激發黨徒,莊、屈遺風盡失。正值西來唯物史觀、階級鬥爭、人民拜物教(為歷代統治者不曾動用之強大工具)和領袖崇拜等世界性思潮與運動,終於釀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大慘禍。湖湘人當深長思之。

   野夫以一筆之力,開始抗衡籠罩楚天湘水並殃蔓於神州全境的成王敗寇史觀:

    若干年來,我背負着這樣的恥辱行走在母土之上,怒見山河不平, 磨損萬古長刀。大地呻吟,入耳錐心;豪霜擲罷,眼哭天寒。這是怎樣一個末法世道啊,作惡者肆意弄權,平民被愚弄踐踏。剷平 的遍野荒墳上傷痛被抹去,碑碣粉碎風化於黃昏;整整幾代人的喋血苦難,至今還聽不見晚禱的鐘聲響起。

    野夫筆下,一掃中國六十年桂冠簪纓華袞炫耀的無形文人諛頌攀附的頹靡風尚,棄絕一代文痞犬儒腐鼠式的巧偽油滑,不慕二十三年來湖湘文壇韓少功、劉索拉、李少君諸人魔幻苦難,規避邪惡的遊戲人生。野夫遙承屈原,直追莊子,專事憑弔,譏刺,祭祀,只為孤寡寒門傷慟,為獨立特行、畸幽苦獨請命,與隱者酒徒詩人為伍,再拱手健兒烈士所有反抗強權的現代豪傑。

  與莊周不同,野夫不忍齊是非泯恩仇等善惡。正相反,他從己家三代生死呼吸之命,推己及人及天下,廓然煉就百鋼文字應對惡世。在壘壘白骨之上,睥睨矗然聳立的亞細亞紅色帝國。野夫盡發正聲悲咒,捶胸頓足,椎心泣血,歌哭為蒼生,幽憤指暴政。他以墮落時代反動者自居,戮力查正邪性紀元的來路去向,無畏戡破千年盛世萬般藻飾的滔天原罪,以忍辱負仇者卜辭爻言式的刻削筆法,追訴惡徒罪愆,葆藏民族曾經的史乘、祈禱和希望,表彰死去與存活的善良正義,以重修信史,旨在上達為民族宗教性的莊嚴不朽。

  某次宴飲,滿座勝友高朋,我的思緒只在燈火闌珊處的野夫一人。心想,退回100年前,這名柔腸似水的傲岸漢子,當是泰坦尼克號傾覆之際的提琴手,借驚濤駭浪演奏著最后的探戈。又想,他更像一位船工,有朝一日將將打撈我們民族的百年沉船,為中國打造末世方舟。

   唯楚有德,古有屈原,今有野夫。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我在心底為野夫祝福。

2010年是野夫寫作生涯中的里程碑。他先後獲得亞洲圖書大獎和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獎,並公示自己的寫作使命:

        我的寫作在本質上傳承的正是中國民間修史的偉大傳統,是歷朝歷代那些冒著株連九族的風險,在梟首流放的長路上排隊仍不肯擲筆的先烈們。

他引用雨果的名言預表,每一個十字架下都埋藏著一部長篇小說。野夫紀念父親、母親的文字,自覺而清醒地置諸於二十世紀中國巨大的悲劇性宿命,與俄蘇文學頓成呼應。

布羅斯基指出,既然俄國無以寄託對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他道路全都行不通,那麼文學就成為俄羅斯民族唯一的道德保險。它是殘害同類原則的矯正劑,它為抵擋暴政提供了最後的壁壘。這既是俄國十九世紀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的不朽傳統,也是二十世紀俄國特殊劫難對文學提出的莊嚴律令。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更像野夫的俄國同行和先驅。前者在臨近完成《日瓦格醫生》時曾對一位美國詩人說:“當我寫作這部長篇時,我感覺對俄國欠有一筆巨債,這種負債感在寫作過程中變得日益不可遏制。時間不饒人,我有責任通過《日瓦格醫生》這部小說,讚頌那時的俄國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歲月一去不復返,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已長眠不醒。但在百花盛開的時候,我可以預見,他們的價值觀一定會復甦。”後者則與托爾斯泰一樣,毫無個人目的,把文學變成俄羅斯和人類的共同事業。《古拉格群島》就是獻給那些“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俄國的歷史他們已經無能為力。”他引用索羅維約夫的話,"我深知自己責任沉重。讓我們手挽手圍成一圈,完成我們沉痛的使命。"

俄國作家完全有理由因為斯大林在精神上對俄國人民造成的毒害,降低或取締自己的使命,或者如西方詩人一樣,發出“奧斯威辛後詩還有嗎?”一類末世之問。但是,在除了灰燼還是灰燼的歷史骷髏地,俄國作家的成就與其精神自治和悲劇命運成正比例發展。茨維塔耶娃、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們組成了俄國二十世紀文學騎士團。他們不僅抗衡並最終凌駕於邪惡帝國,而且清醒、堅決地抵禦了西方現代虛無主義。蘇俄帝國得以壽終正寢,世界從冷戰和共產極權主義夢魘下得以拯救,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自由浪潮得以席捲全球,俄國作家詩人們居功厥偉。

中國不是沒有追求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從而為天下最大生命-文明共同體保留一線生機的志士仁人,在通往歷史破曉十分的漫長路途上,劉賓雁、方勵之、李慎之、顧準、何家棟們以及來自民國時代的梁漱溟、熊十力、陳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們,都竭盡心力於中國精神的再造重建。鄭義、北明、一平、趙越勝、高爾品、陳奎德、孫乃修、胡平們的流亡寫作已構成當代中文寫作的海外陣線。野夫的出現,則是當下中國文壇格外令人欣慰的事象。

“每一個人的記憶都會有個起點,就像每一幅潑墨寫意的巨畫,只有作者才能分辨它的始筆一樣。”野夫的寫作始於中國現代最英勇悲壯、最浩大自覺的自由運動,是從他失去自由的日日夜夜裡呼嘯而出的。這樣的起點,對野夫,正在而立之年;對其寫作,如同猶太割禮一樣神聖。

野夫絕非輕狂之士,他的性格偏於沉郁孤高,人生意趣趨於逍遙隱逸詩性。普希金在野夫文學起點年齡上,也經歷十二月黨人注定流芳百世的悲劇,在他拒往希臘和英倫的礁石上曾刻有幾行詩句,似可引為野夫彼時心緒的寫照:

  當阿波羅還沒有向詩人/要求莊嚴犧牲的時候/詩人怯懦而虛

榮/也許他是最空虛的孩子/然而,詩人敏銳的耳朵/剛一接觸到

神的聲音/他的靈魂立刻顫動起來/象一頭警醒的鷲鷹。

  野夫正迎來知天命之年。生命之書既已被歷史狂飆翻到這一頁,人們就有理由期待新的篇章接踵而至。“你看,時代的流逝象寓言,在流逝中化為火焰。我走進墳墓,三天後復活,所有的時代將從黑暗中湧出,象木排,象船隊的旗幡,依次擁來,接受我的審判”(帕斯基爾納克“《日瓦戈詩:客西馬花園》)。無容置疑的一點是,中國1949年后的宿命亦屬以蘇俄為首的世界共產極權浩劫的一部份,其文學命運與蘇俄文學命運也有特殊淵源。當中國朝野從惡俗性現代轉瞏的巨大紅利中爭相墮落時,當中國文學藝術界浮蕩如一團污泥濁水時,野夫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姿態,走向荒原。無人能預測野夫的終點,他正穿行於中國的“弗拉基米爾大道”。在屈原之前,早有人輕聲感嘆: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任重而道遠,不亦樂乎!在中國之外,也早有人躬身撫慰:你的軛是容易的,你的擔子是輕省的。野夫,在你通向中國歷史破曉的大荒之途上,沙礫要變成金玉,鐵蒺藜會綻放成鮮花,腐惡不堪的大地將出落成一個萬象更新的世界……

         2012,4,4  清明節 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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