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廣東還是重慶均是中國民權不斷發展，大眾權利意識不斷提高的這個政治推力下的結果，是一條藤蔓上的兩個有差異的葫蘆，或者有一個注定無法瓜熟蒂落，但他們都是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一環。
文/劉遠舉
民生的好和打黑中的壞，讓重慶模式毀譽參半。反對者強烈批評打黑的黑暗，並質疑民生好處在經濟上的可持續性。而贊同者以民生好處為據，並歸功於強政府下的強人政治——正如蕭功秦教授的解讀——政府做好地區頂層經濟設計，整合資源，致力民生。
先不論此觀點是否正確，新權威主義並不能回答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重慶民生好處的基礎性政治推力是什麼？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的理論入手，可從一個巧妙而深刻的角度來答此疑問。
阿馬蒂亞·森通過對多國飢荒的研究認為：法律、經濟、政治等特徵決定了社會中的權利關係，最終決定了不同階層的人對糧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例如，1943年孟加拉政府為了保證工業地區加爾各答的糧食供應，從農業地區調糧，造成了飢荒。
在 中國也有過類似情況。根據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之子的回憶：當時京、津、滬糧庫告急，為避免「幾個大城市出了問題，影響是很不好的。」經過權衡，中央 決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犧牲。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四川外調糧食147億斤，確保了京、津、滬的糧食供應，但四川人民卻為此付出極其慘烈的代價。
這 並非特例，林毅夫和楊濤運用阿瑪蒂亞的理論，研究了「三年自然災害」後發現：在中國的中央計劃體系中，食物獲取權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過定量配給系 統獲得食物，而農民卻需強制性上繳。這種糧食獲取權的差異的後果就是：一個省的城市人口越多，該省的飢荒犧牲者就越少。這不但和當年農民政治權利低於城市 居民相吻合，也能很好的闡釋今天的諸多公共現象：校車、教育等準公共品的供給，在國庫充盈的今天，不是「供給不足」，而是「權利不足」造成資源在階層間、 地區間、戶籍間的分配不均。
從阿馬蒂亞.森的理論剖析重慶民生背後的政治推動力，「五個重慶」的倡導、廉租房、更好的治安、交巡警亭等等，均有公共品的意味，其分配特徵也類似於糧食分配，取決於社會中的權利關係——具體而言——即民權，它決定了政府資源投向民生領域的分配比例。
民權和公共品供給力度的具體因果邏輯可從「幾個大城市缺糧，國際影響不好」這句話著眼。「影響」二字意味著城市信息隔絕度低於農村，也就意味著城市居民有更多的言論權利——雖然在當時的中國，這不是指發表，而是指被外國人觀察到。
而在當下的中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也得益於發達的信息技術，中國已有一定程度的言論權利，微博上、網絡上民眾可以發出讚美、批評的聲音。各省份之間讚美和相互批評的聲音都能被全國、甚至全世界聽到，不存在隔絕於整個中國的信息孤島。
在 這個前提下，參與競爭政治的區域中，當某個「和現實的差異」的口號被彰顯時，差異必然吸引輿論注意，重慶民眾的聲音也會得到更多關注，因而更加重要。同 時，更多的矚目必然引致更多的非議，這種非議即使在本地區被壓制，在地區間的競爭作用下，來至本地區或其他地區的批評聲音會通過各種渠道，甚至境外媒體所 發出——批評的空間被撐大了。
最 終，即使存在少數極端的壓制言論的例子，但整體而言，重慶市民獲得了更大的話語權。在工具理性導向的競爭政治中，在參與軟性票選競爭的過程中，競爭者必然 需要不斷放出自己的理念、優點。考慮到當地民眾更大的話語權，必然會提供更好的公共品以換取「美言」，避免「惡語」，如同西方政治模式中的「賄賂選民」， 於是，重慶的民生顯著提升。類似的行為必然有類似的特徵，還存爭議的重慶民生耗資巨大、負債、不可持續正類似於現在困擾西方政治的高福利、高赤字。
中國改革30年來，在民權逐步發展的大背景下，民權已成為了政治競爭獲取力量的來源之一。同時，地區政治競爭推動政治透明化，進而推動言論自由和民權的發展，最終促進了民生福利供給的提升。
所 以，重慶的民生既可以由新權威主義進行針對區域的具體解釋：權威主導下，通過頂層設計、權威貫徹進行的龐大社會工程；但更重要、更全面的解釋是：整個中國 的民權不斷發展的歷史背景下，地區競爭政治之下的民眾獲取了更大的話語空間，以一種自下而上的需求、在多元博弈中達到更高的福利。
故此，重慶模式中的民生好處，其真正的邏輯起點、政治推力在於整個中國民權的不斷解放。需要強調的是，這並不是一地、一人的結果，而是整個中國的歷史背景的結果。
這 種民權發展、信息自由帶來的福利，在多年前的信息隔絕的中國是不可想像的。在信息孤島中，宣傳部往往就是「民生部」！金正日給朝鮮人發魚、憶苦思甜、解放 世界受苦人民都是典型的例子。三年大飢荒時的四川受極左路線危害，糧產大幅下滑卻大幅外調糧食，天府之國路有餓殍，地方大員卻步步高升。這是當年的信息封 閉下的「文革式民生」，也體現出在當年民權狀況下的官員的工具理性。
也 許，重慶有民粹的意味，但中國社會並非是從西方意義的民主自由國家倒退到民粹，而是從權威「進步」到民粹。紮根在民粹的競爭政治非但不是一種倒退，反而是 一種進步。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種進步並不是重慶一地之進步，而是重慶在整個中國大環境進步之下，所作出的「工具理性」的選擇。
從李井泉選擇調糧，並在此後的歲月中一力承擔罵名，再到今天另一種同樣被斥為左，卻截然相反的行為模式及截然相反的民生後果，工具理性在不同時代中導致的不同行為，充分體現了中國30年來的巨大而深刻的變化。
民 權發展，這條貫穿於重慶模式中的政治推力決定了權威在民生上的行為方式，正是民權的發展帶來了民生的發展。改革開放，本質上是放開了民權中「生產權」、 「交易權」，可以說，一部改革史就是一部民權發展史。但是，現階段民權的發展仍然不夠，私權不夠強壯，仍有公權的粗暴和殘酷入侵。這既是中國的特徵，也當 然是重慶的特徵，這個特徵引出了另一熱點議題——打黑及黑打。
四 川，歷來有袍哥傳統和碼頭文化，這絕非如一些學者所美化的社會組織自治。這種習氣對社會的侵害相當之大，形成諸多治安、社會問題，這從全重慶市區的麵曾統 一漲價就可見一斑。打黑，作為治安公共品而言，在前述的民權、政治、公共品的相互作用邏輯之下必然供應得更充足，自然受到市民歡迎。
同時，也毋庸諱言，公檢法同台辦案，拘捕打壓律師辯護權，都是現代政治文明不可容忍的違憲行為。但正如前面所言，重慶模式中的民生好處不過是在中國整體發展的大環境下工具理性的小氣候，同樣，重慶打黑中的黑打，僅僅歸咎於重慶，也是不全面的。
山東有陳光誠、武漢有東星航空、河北有聶樹斌、湖南有太子奶、北京有截訪的黑監獄，司法不公、不獨立、刑訊逼供、律師受到壓制在當前中國的大現實下各地均有發生。雖然重慶在量上更大，但如果上述地區沒有發生文革，那麼重慶亦然。
於是，對立的感受可得到清楚的闡釋：重慶模式中的好與不好，都在於民權的張與不張。一方面，重慶大眾感受到了普遍民權進步帶來的民生好處，但在民權未張、輿論之光未能普照的地方也充滿殘暴。解決之道亦清楚明白，那就是民權的繼續發展，其路徑是言論自由、政治競爭與透明。
起碼，在競爭政治的表面張力下，這些陰暗之處不再沉於水面之下，而被全國人民所了解——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李莊案以來輿論的廣泛批評，正是得益於整個中國的進步，以及這個進步所能容納的競爭所帶來的言論空間。
輿論界的對立有趣而荒謬，感性的激動於紅色斗篷，而對其下覆蓋的綠色萌芽視而不見。而只有嚴肅、審慎、理性的思考才有助於理解抽象的政治行為的各個方面。
對於反對重慶模式，支持廣東模式的人而言，重慶和民生和廣東的開明都是民權發展的不同形式。以筆者愚見，孫立平教授採取的「對重慶懷疑的同時仍保留表態」的內在邏輯正在於此——因為民權所至，則民生向好，因為民權不至，則暗無天日。
無 論廣東還是重慶均是中國民權不斷發展，大眾權利意識不斷提高的這個政治推力下的結果，是一條藤蔓上的兩個有差異的葫蘆，或者有一個注定無法瓜熟蒂落，但他 們都是中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一環。更重要的是，這種陽光下的爭奇鬥艷，正是枝蔓爭相朝高處生長，植物變得更加繁茂的過程。
對 於盲目支持重慶模式的人而言，他們不能領會紅歌的深層口號性意義，慶幸尋找到一個現實依附，對於重慶的「紅歌和經典」中的「封資修」內容、對於重慶招商中 對資本的寬厚和逢迎、對於重慶壓低要素價格、剝奪農民土地，都統統視而不見——當然，右派批評者對此也視而不見。但無論如何，反對者和支持者有一個共同的 基礎——民權。即使對於「烏有之鄉」而言，他們的支持，必然建立在他們的權利上。
更 重要的是，正如唯物辨證的結論：矛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最終唯一動力。民權這種社會基礎力量的發展導致的更為透明的政治競爭，軟性票選，立足民意的競爭行 為，撐大了政治空間，刺激了有特點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讓社會各個層面活躍起來，這必然是通向政治改革的現實的、工具理性的必由之路。如果陷入 「明君政改」的迷思，就看不到沒有民權的發展，沒有政治競爭，也就沒有烏坎的開明和重慶的民生，也就看不到打通政改之路的一個有力的發動機。
但 遺憾的是，現在的輿論簡單的給出意識形態圖騰化的結論，用文革作「批判的武器」進行「帽子武器的批判」，批評重慶民眾無「政治覺悟」。實際上，關於文革的 討論，關鍵在於進行一種面向未來的開放性討論。但在現實社會中，文革是政治禁忌，同時也是一個公共言論的禁忌，這兩個同時存在的禁忌就造成一種尷尬的局 面：後一個禁忌不但使前一個禁忌變得可疑，更形 成一個深刻的諷刺。
推動過去30年的經濟改革的政治推力是民權，其基礎則是《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難想見，出於當時復雜的政治、歷史、社會、意識形態局面，《決議》必然有其模糊、局限、折中的虛浮之處，也必然體現在其衍生的政治推動力之中。
隨 著改革開放進入攻堅階段，面對今天中國社會中巨大的改革阻力，這種政治基礎的虛浮導致了「民權發展」這個政治推動力後續乏力，並已廣泛影響當今中國的各個 層面。沒有政改，會再回文革，而沒有徹底反思1978年之前的歷史，則就無法超越經濟角度，站在歷史的高度上去認識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就不會明白 改革自哪裡來，又該到哪裡去；民權自哪裡來，又該向何處去，而這正是我們繼續改革的道德、社會、政治、認識基礎。
《阿毘達磨俱舍論·分別世品》中所言：「唯此洲中有金剛座，上窮地際，下據金輪，一切菩薩，將登正覺，皆坐此座上。 」在佛教的世界觀中，金剛座直抵大地底層的金輪，乃虛幻色相的世界中唯一堅實之處，故能承抵佛祖悟道時的「大實在」。
那 麼，今天中國的繼續改革比之前更難、更複雜、阻力更大，需要更強有力的政治推動力的話，我們勢必需要更堅實的政治、歷史、意識形態基礎以凝聚全民共識，這 就有必要在面對新的歷史機遇和挑戰時，重新審視過去，做出新的結論。從最基本的邏輯自洽和操作層面來講，這種重新審視和評價是躲不過去的，也是必然發生的 ——難道，繼續改革前路上能擺脫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聲音嗎？
(作者係北京學者)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