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将民生、民族与民权合称“三民主义”,这“三民主义”曾经是20世纪中国人追求光明未来的主旋律。但在缺乏公民意识的极权或威权国家,民族主义极容易被煽动成盲目排外,民生主义则很容易被导向民粹主义,作为民生保障与富国足民前提的民权,更是极易被挤压至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共建政60余年以来,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邓小平的“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其实都是为了解决民生。至于民权的落实至今未见,民主话题更是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中,弘扬民族主义与保障民生的途径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完全只是公民出于自愿的一种政治表达,民生则属于经济权利,这都是民主制度予以保证的公民权利,没有民主制度,民权有如无根之木。但在非民主国家,民生的保障往往需要依靠统治者的仁慈与开明,比如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意识到“文革”的后果是民不聊生,让百姓吃饱饭才重要,于是开始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开放农村集市,一步步走上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道路;民族主义更是经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转移国内矛盾,服务于外交。

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普京构建强权政治的基础,但因为俄罗斯已进入开明专制,政治领导人当选必须经过民选这一程序,所以民意最后还是得通过选票体现,哪怕这选票是通过“购买”或者操纵得来。普京青年团支持普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希望国家更强大”,二是“西方人不要对俄罗斯政治指手划脚”。他们的团歌是“15年前,当我们的国家毁于一旦,他们嘲笑我们;我们的父母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没有退休金,没有未来;但是,现在我们重新站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行动,我们将会更加坚强,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在战争期间流血牺牲保卫祖国!” 当年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俄国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普京上台后利用俄罗斯优质的天然资源与石油价格上涨这一时势,迅速扭转了俄罗斯的经济形势。这歌词说明普京的选票来自于解决民生,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国家强大的希望。

但中国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奠基于信奉者的自我欺骗,当局者也不需要象普京那样用社会福利、经济利益、为青年人提供进入各级政府的管道这种方式购买。对付不同层次的人民,北京当局娴熟地使用不同的手法。

对于知识界的新老左派,当局在打压各种针对当局的批评意见,却为新老左派留下一扇窗户,让他们以自己拥有特殊活动空间而沾沾自喜,并以消灭不同意见为己任。这一点已经为过去十余年的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交锋”所证明,当局捆住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手脚,让新左放开手痛击,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败局,不少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人纷纷倒戈。

对于中国民间底层成员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当局固然有不喜欢的一面,但更多地是加以利用。当局不喜欢的是这类人物借怀念毛泽东批评时政,但对他们认同毛的专制与反西方民主的排外情绪,则从不忘记加以利用。政府与民间毛派也经常默契地在玩“扮傻游戏”。对于参与扮傻游戏的民众来说,明明是一党专制的政府在掠夺民众生存资源如土地住房,但民众却硬要装出一副(也许是真心)相信中央英明,是地方政府这班“歪嘴和尚念坏了经”。这种“扮傻游戏”上演到近两年,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奇观:一部分人选择相信温家宝是党内改革派领军人物,只是由于党内保守派多方掣肘,才使温家宝无所作为。甚至有关温家妻儿经商致富的消息,他们也宁可相信这是温的政敌造谣中伤。另一部分人选择相信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是出于让底层受益的惠民考虑。这类人的信仰本身就是种悖论:现有体制放纵官商结合掠夺民众,但对未来的希望则寄托在这一体制的开创者毛泽东身上。他们对于毛亲手制造的种种国家之罪假装不见,将毛时代幻化成平等、公正、人人有工作(实际是连当工人都需要打破头)、有免费医疗的社会,以此作为镇痛剂。

这种出于生存焦虑的民粹主义,其必然结果是对政治强人的期待。本来,在俄罗斯曾经有相当大影响的民粹主义,对领袖人物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但中国这块肮脏的土壤中,时至今天,从政治泥潭打滚出来的的领袖人物,并没有什么人符合这一道德期待。但不少中国人却可以自欺欺人对心中的领袖美化,这种精神,说是犬儒也罢,说是阿Q也罢,就是中国的国民精神。

六四至今已逾23周年,反观这23年中国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90年代前期,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再次启动经济改革,为国人提供了一副精神镇痛剂,一段时期内,“六四学生也有错,是学生不撤出天安门才导致镇压”、“向前看”成为一种主流意见。在经济学界,腐败是瓦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谬论也堂而皇之登上殿堂。21世纪零年代,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共,无论是国内的异见者还是关注中国人权政治状态的美国,都一致认为可以通过温和方式让中共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于是国内有“护宪维权”之说,在法律框架内维权成为抗争活动的主流形式,这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不提政治权利要求,比如选举权、游行集会权、自由结社权与新闻自由等权利,将重点放在经济权利(如征地拆迁利益受损)及司法受害申诉等上面。这条道路艰难行进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时,此后基本成了断头路。在真正的维权律师屡遭打压之后,国内不少社会底层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毛泽东回归。薄熙来的民意拥戴就来自这种因生存焦虑而引发的民粹主义。这种焦虑之严重,已让民众来不及辨识薄的真正政治意图。

中国民心思变,已经是凡有眼者也可见之事实。但这种求变心态究竟出于生存焦虑还是出于权利意识觉醒?这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很重要。因为前者可以通过政治强权实行资源再分配获得缓解;后者则必须是制度变革。民众大多是短视的,民主制的希腊在面临危机时,民众尚且为自己的福利可以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下,民粹主义更容易抄近路,走与强权相结合的道路。

民粹与民主,在今后的中国谁主沉浮?这关系到中国今后能否摆脱专制桎梏。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乐观。只要滋养民粹主义兼民族主义的土壤存在,就算薄熙来从中国政坛上消失,这种类型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却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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