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必将载入人类自由史册：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以全票表决通过议案，正式以立法形式就“排华法案”向全体华人致歉。这是迟到了130年的正义——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唯一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该法连同其他歧视性法案，禁止华人在美拥有房产、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禁止华人妻子儿女移民美国、禁止华人在政府就职，甚至禁止华人同白人在法院对簿公堂。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六个获国会通过的道歉议案。在过去的25年间，美国分别就二战时将日裔关进集中营、派兵推翻夏威夷土著王朝、黑奴制、奴隶制、对印第安人的不公平待遇等道歉，以修复族群关系。尽管此次道歉，华人并未因此而获得索赔机会，但对美国而言，公开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这种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无疑是人类理性的进步。
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排华法案的诞生亦如是。对此，有人断言排华法案就是“基于对华人族裔的种族和文化的歧视，是美国白人族裔对华人的偏见与傲慢的产物”，这恐怕是一种先入为主的道德化裁决，显然有失客观。事实上，美国社会在排斥华人之前，也曾一度强烈地排斥过同属白种人的爱尔兰移民；而一些学者归因于所谓的“弱国无外交”——美国排华潮涌动时，清政府虽曾有所交涉，但因其软弱无能而不了了之——恐怕也失之于简单。
外交因素固然不可忽视，但其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乃至是浅层因素。更本质的问题在于，国弱积贫所导致的国民权利缺失以及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一方面，彼时积弱积贫下的中国，无论是经济生产还是社会生活，都远远落后于因工业革命带来经济繁荣的欧美国家。在此背景下，华工的议价水平自然很低甚至为零，这种廉价的劳动力，一旦大批涌入美国社会，便给已享受较高工资和生活水准的美国工人带来了竞争威胁——他们的“饭碗”变得岌岌可危，自然对华工强烈不满。但对于以逐利最大化的资本家而言，显然乐于引进廉价华工，事实上当时许多资本家就因此而大获其利。
另一方面，由于权利意识的长期缺失，对政治漠不关心，华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时难以融入美国社会。对来自中国农村的贫穷华工来说，诸如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观念是完全陌生的。再加之华工在美国得到的工酬已高于在国内的收入，因而即便工资极其低廉、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工作超负荷，华工都能忍受。显然，这样一种“低姿态”，并不能给华工换来哪怕小得可怜的权利空间，反而因这种“竞劣”方式，给美国推进工会运动和民主代议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美国雇主可以利用华工来加强他们在劳资纠纷中的筹码，倘若华工大量涌入，可想而知美国的工会运动将陷入停滞，劳资谈判将无法展开。这种状态若长期持续，最终难免引发政治危机，这显然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在1877年由美国国会参众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书中，尽管肯定了华工给美国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但也因华工入境而使美国工人“陷入失业”、“中国人把工资水平降低到白人男子和妇女不免挨饿的程度”，因而美国劳工和工匠们“毫无例外一致反对中国人涌入”。之后，在多方层层推进下，排华法案最终得以通过。
不难看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制度条件下，排华法案的诞生有其必然性。但这是以内部无法自洽的非正常方式实现的，它反映了美国选择的两难：一方面，对某一群体的排斥，严重违背了捍卫人权的美国宪法精神；另一方面，倘若不设限地接纳某个会使美国民主制度失衡的群体，美国也就不再是美国。也正因为此，即便是以理想主义著称的民主派政治家威尔逊，面对排华法案，也难以毫无保留地站在华工利益一边。1912年10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加州宅第法案引发的亚裔移民问题发表评论称，“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苦力移民问题，我赞成国家的闭关政策。整个问题不是种族的同化问题。”而是为保护国民“免受不公正和不可能的竞争”，毕竟“民主依靠于公民的平等”。
最终，现实的族群与国家的利益最大化，战胜了人权与人性。显然，美国之所以如此选择，既在于世界秩序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强权模式，更在于当时华工权利意识尚未觉醒或处于萌芽状态。而从错误法案的出台到废除，再到正式表达歉意，正是华裔权利意识觉醒并日渐强大的结果，它表明了华裔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已有进步。事实上，美国现有的400万华裔，已成为美国政客们不容忽视的群体。但也应看到，这一道歉案，由于只要求对“事”道歉，而不涉及对“人”的道歉及赔偿，因而只是一种政治姿态，也就难言华裔获得了彻底胜利。毕竟从形式正义到实体正义，还有一段距离，这需要广大华裔继续为之奋斗。
无论如何，排华法案道歉案再次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权利只能在不断的抗争中争取。毋庸置疑，自由移民是人的基本权利，人权的享有与国籍无关。但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东西，也并非天上掉下的馅饼，或者与生俱来就惠及所有群体，而是通过血与泪换来的。这即便在美国这个所谓的“文化大熔炉”里，亦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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