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哭泣不能拯救电影业

　　陆川又哭了。这次是在上海电影节的导演论坛上，一干知名导演在谈论中国电影的未来。细读媒体所发的报道，不难体会到其中弥漫的悲观乃至末世情绪。这种情绪的背景是，2012年中国电影票房继续蓬勃发展年，据预测整年度票房将达到180亿，而面对兴旺起来的市场，中国电影人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力从里面分食：据报道，在已经过去的六个月时间里，几乎没有一部国产电影赚到钱。“沉沦”，“溃败”，这些词汇已经如同恶毒诅咒附着在中国电影身上。
 　　并不能说中国电影在2012年出现了大退步。依然是那些不红不黑的导演在拍一些不知道属于商业还是艺术的不好看的电影，电影里依然充斥不知所云挑战智力底线的台词和漏洞百出的情节逻辑。那为什么此前中国弱智电影还能创造出票房奇迹，而到了2012迎来末世之说？
 　　“末世来临”的原因在于中国电影市场更加开放：2012年2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协议内容如下：一、中国将在原来每年引进美国电影配额约20部的基础上增加14部3D或IMAX电影；二、美方票房分账从原来的13%升至25%；三、增加中国民营企业发布进口片的机会，打破过去国营公司独大的局面；四、中美合拍片将享受中港合拍片待遇。美国梦工厂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等三家中国公司在上海联合创办总资产3.3亿美元的动画企业，打造一个“东方梦工厂”。
 　　中国电影市场的开放始于1995年。其时的中国电影局下发348号文件，决定自该年起，由中影公司每年以国际通行的分账发行的方式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好电影”。而随着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 “好电影”的数量从10部翻了个番，增加到20部。从2001到2012年，十几年时间里，每年20部外国大片的固定规模形成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某种固定格局，并由此形成了各种规则和潜规则。
 　　在我看来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WTO对中国电影市场垄断的投诉中，美国并没有对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这一敏感问题发言，却更多指向“中国政府不得硬性要求美国知识产权所有者只能与政府控管的公司做交易”。
 　　这十年是多么宝贵的十年，艺术品和文化产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特点之一就是其创造性。创作者往往要比受众更加敏感，更前瞻。有创意的文化产品很难马上被大规模接受，需要一个培养市场的过程。在这十多年时间里，于好莱坞而言，由于中国市场仅仅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即使被审查，也无碍电影工业的创作，最多就是在中国市场上修改版本，而对于好莱坞每年600部的电影产量，这20部实在是比例甚微。可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此种审查却是整个天地，一旦不予通过，可能就意味着告别市场，放弃未来的艺术成就和财富等等。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好莱坞的大制作，甚至已经不习惯听中文配音而习惯了字幕组。
 　　这恐怕是中国电影人特别委屈不服气的原因，让陆川流泪的直接原因是他那部商业片《王的盛宴》被延期，这部讲述刘邦、项羽、韩信故事的电影，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有何敏感之处。审查意见并非总是事关政治，王小帅那辆十七岁单车，被废弃的原因居然是太多的胡同。没有明确标准的审查，其荒诞常常超出想象。
 　　不过，审查制度并不能证明中国电影人无辜。这也是围观陆川落泪之后， 不少网民并不给予同情的原因。正像作家北村所言，“ 做个调查：如果把伊朗的电影《一次别离》一字不改，拿到中国审查，大家觉得过审有问题么？如果能过，以后咱也就别只一味仅声讨审查，主要是光骂没啥用，除了骂，多花点时间精心搞创作，这样也许更有建设性？”
 　　事实上，审查制度不可能抹杀全部的创作空间，而对比台湾导演魏德圣二十年准备拍摄《赛德克巴莱》，艰难筹资实现梦想的经历，中国导演以及电影人无论于生活还是艺术总是显得轻飘，他们更像经济泡沫填充起来的玩具，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既不艺术也不工业，无力讨好庸众也不能取悦精英。这恐怕是相对于强势文化和审查制度，更让人绝望的问题。中国电影，也许在哭完之后，只能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