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在廣東推動的一系列社會建設，公民社會有望去妖魔化，以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以公民社會為目標的社會建設，有望成為十八大後中國第二次改革的新動力。
文/咼中校
廣東在7月1日對社會組織鬆綁，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打破壟斷，推行一業多會，自頒布之日起就引起各界引起震動。在深圳，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正致力推動「千人以上企業工會直選」。這一系列的改革，是廣東社會建設的亮點，而為輿論廣泛關注。
對於汪洋在廣東的這些大手筆，知識界反應不一，有人質疑他是「假改革」，是為十八大博取政治資本；有人則堅定支持他，認為他是中國改革派的旗幟性人物；左派攻擊他，自由派裏也有人對他半信半疑。自由派裏激進者認為，他的社會建設改革迴避了關鍵的政治改革，是避實就虛；漸進改革者認為，他的改革是一次可與三十年前經濟改革相媲美的社會改革。
事實上，廣東的社會管理創新已經進行多年，不過真正把社會建設全面系統提出並作為核心政策，還是2011年7月12日的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在這次會議上，汪洋作了《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為建設幸福廣東作出新貢獻》的報告，省委全會通過《關於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正式吹響廣東省社會建設的號角。
其實，中共十七大就已經提出社會建設，中國其他地方的社會建設也推進，不過像廣東如此重視還是第一次。廣東的重視體現在：首先，成立了高規格的社會工作委員會（從省到下面的市、區一級，都是副書記領銜）；其次，在全省上下進行了廣泛的組織動員；第三，是推出了一系列推動了社會建設的具體舉措，如前述的為社會組織鬆綁政策等。
這些具體的社會建設有實際內容支撐，在目前的意識形態框架內，要冒相當大的風險。汪洋的改革因為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已有官員到北京告狀。在十八大之前，汪洋可施展的空間有多大、改革能走多遠，仍有待觀察。
從汪洋在廣東施政的理念脈路、社會建設推出的背景來看，社會建設不僅是廣東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需要，也是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因此也有望成為中國社會轉型的「廣東共識」（Guangdong Consensus）；而從社會建設的核心價值與目標方向來看，廣東的先行探索，將為中國即將到來的變革重構社會秩序，提供一定的社會資本，因此可以說社會建設是中國未來轉型——無論左或右——的基礎性工程，從意識形態上看，廣東的社會建設無關左右。
汪洋提出有限政府
汪洋2007年到廣東後首先力推思想解放，但最後無疾而終。汪洋在廣東施政的大手筆是騰籠換鳥，也就是大力推進廣東的產業升級轉型；2011年1月初在廣東省委十屆八次全會上提出「幸福廣東」，作為在廣東落實和諧社會的一個目標。但是「幸福廣東」還是很虛，從理論到實踐都亟待充實，因此在其後不久便提出了系統的「社會建設」。可以說，「社會建設」是汪洋在廣東摸索幾年後，在理念上逐漸清晰、思考逐漸成熟的結果。
過去十多年以來，北京希望能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後，行政體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以此緩解來自政治體制改革上的強大壓力。廣東的深圳就進行過若干次行政體制改革，但都是循環往復，沒什麼成效。近年，深圳和順德開始進行大部制改革試點，從中央到廣東省都很重視。這次大部制改革與以前的行政體制改革不一樣的是，在理論上有了突破，認為大部制改革不僅僅是部門合併、審批權削減，更重要的是政府放權，把一些職能下放給社會。這也就是汪洋2011年7月考察順德之後指出，要鞏固大部制改革成果，就要建「小政府、大社會」的「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政府不是萬能的」這些概念以往只出現在學者口中，去年卻成為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推廣的理念，讓人感到驚喜。與「有限政府」相應的就是壯大社會組織，這也就是以社會管理創新的社會建設。從這點來看，社會建設的確是廣東深化改革的需要。
2009年以來，廣東累積已久的社會矛盾開始激化：首先是持續不斷的工廠工人罷工，對「世界工廠」之稱的廣東帶來壓力，其次是在2011年中連續出現潮州、增城兩起外來工騷亂，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矛盾和危機徹底顯露出來；影響更大的，是去年下半年發生的烏坎事件，舉世關注，幾乎把廣東推上風頭浪尖。這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非一日之寒，反映長期以來中國式經濟增長是非常片面的，在瓦解傳統經濟模式時未能重建社會秩序，一切向錢看的發展思維導致社會資本嚴重匱乏，社會治理嚴重脫節，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潮州、增城騷亂發生的同時，汪洋正率團在歐洲考察社會建設。
大部制改革與緩解社會矛盾的需要，這是廣東社會建設的現實基礎。不過從市場經濟的邏輯發展來看，如果不是中國政府一直刻意打壓民間社會的發展，中國的民間社會將會自然而然的發展起來。因此，對中國近年提出的社會建設，也可以這樣來理解，當局認識到市場經濟下社會組織的不可或缺，但由於過去人為打壓，導致現在積弊叢生，故開始有限度培育，力求平穩過渡。
為公民社會正名
現實的社會矛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邏輯，都將使社會建設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必經路徑，而無論中國未來道路偏左或偏右。因為，社會建設的核心價值是公平正義，目標所指向的，無疑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創造的巨大社會資本，將為中國未來轉型提供各種可能。
2003年筆者曾撰文指出，公民社會將是中國未來轉型的大方向，而深圳將是中國最有條件率先向公民社會轉型的城市。2006年，時任深圳市長許宗衡就在不同場合多次引用「公民社會」這一概念，稱深圳正由傳統社會向公民社會轉型。政府領導在正式場合正面提及「公民社會」，深圳是全國城市中的第一個。深圳還第一次出現「公民社會」城市標語。不過2010年隨著中宣部對公民社會的封殺，廣東媒體上不再出現「公民社會」等字眼。
目前，中國黨內的左派、保守派對「公民社會」高度警惕，認為「公民社會」是西方為中國所設的「陷阱」。事實上，作為市場經濟的另一面，公民社會不可迴避，既然要搞市場經濟，那就不能拒絕公民社會。既然鄧小平認為市場經濟是工具性的，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那麼公民社會也應享受一樣的待遇。事實上，以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以公民社會為目標的社會建設，比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更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內涵，因為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來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也是公平正義。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杭生認為，社會管理的制度創新，歸根到底也是按照公平正義的概念和原則來處理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特別是民生問題上的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通過制度創新推進和落實公平正義，這是社會建設的應有之義和重要性所在，而落實的程度和效果，又成為檢驗社會建設成效的重要途徑。廣東省社工委副主任劉潤華就提出，廣東的社會建設就是以公平正義為導嚮。
此外，從左與右的古典定義來看，以「公民自由（個人自由）」為核心是左，以「經濟自由」為核心是右，而公民社會毫無疑問是彰顯公民自由和個人權利，為此也成為歐美左翼學者批判現實的工具，而歐美當代成熟的公民社會，則對西方的財團利益形成制約。從這點來看，公民社會形成的社會資本，最能夠利用的也應是左翼，因為群眾基礎可能更廣泛。但在根本上，社會建設無關左與右，是社會的基礎性工程。廣東的社會建設也是為中國未來轉型重建社會秩序提供社會資源，這點無論左與右都需要。
然而，公民社會在當前中國卻被批判為西方自由化思潮的「陷阱」，這不僅是中共黨內僵化意識形態的一種反映，其實也反映中共黨內這股僵化力量，扔抱著集權主義的思想。
目前，廣東的社會建設還處於起步階段，但其發展動向關係到公民社會在中共意識形態中正名並確立。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最終確立，也是經歷了一個兜圈子過程。前幾年談社會管理，就像改革之初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2011年廣東提出「社會建設」，與1984年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中共理論上一大突破，搞商品經濟，其實就是在向市場經濟邁進了；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為市場經濟正名，一錘定音，而公民社會何時能正名，則視乎中國社會建設的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程。
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是現代社會具有普適性意義的三個結構性範式。這三個結構分別涉及經濟、政治和社會三個層面，猶如三足鼎立，缺一不可。不過，在廣東的社會建設中，民主政治層面的政治體制改革尚未觸及。政改問題顯然是中央層面的考慮範疇。廣東的社會建設，能否與民主政治的建設分離開，或是社會建設達到一定階段之後，再推進政治民主化？這似乎有待實踐去檢驗，廣東目前也似乎在小心翼翼摸索。
廣東目前的社會建設貫徹了「以民生為重點」的中央精神，但社會建設的本質，其實是落實公民權利，因為社會組織的產生和存在，就是為了獲得和保證個人自由，沒有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就談不上社會建設。因此，社會建設要重視民生，但更不能迴避「民權」。廣東的社會建設能否從民生邁向「民權」，這不但關乎廣東主政者能否實質性推動社會改革，也關乎社會建設最終能否有所成就。作為改革者的汪洋，不在於他能提出社會建設的改革方向，而在於他能否為社會建設注入實質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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