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寶林
一
（提問：五四到國民革命，中共早期共產黨人理想是什麼？）
以 陳獨秀為首的早期共產黨人，早在20世紀初，由於受到鴉片戰爭起，中國屢受西方列強和日本的侵略，而且屢戰屢敗，割地賠款的刺激，就萌生了救國於衰敗，救 民於水火的愛國主義思想。辛亥革命推倒中國幾千年的皇權統治，曾使他們興奮一時；巴黎和會對戰敗國德國的處理，也使他們一度產生幻想——收回在山東失去的 國權。但當這些興奮和幻想先後破滅後，他們又被俄國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所吸引，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中列寧主義的道路，企望於工農的暴力革命，推倒帝國主義、封 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民主制度和“為國人共謀幸福的近代國家”，繼而進入沒有剝削和壓迫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以上應該是早期共產黨人純真而浪漫的理想，並為此而努力奮鬥，在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中，不惜流血與犧牲。特別在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兩次反共政變中，一大批共產黨人付出了年輕的生命，其中有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
二
（提問：國民革命到毛掌權，二人易位，各有怎樣的轉變，分歧，如何看待；毛何時怎樣崛起，共產國際起了怎樣的影響？）
1927 年7月，被共產黨稱為“大革命”的工農運動失敗後，陳獨秀與毛澤東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從1917年開始受陳獨秀影響、培養、提攜而成長起來，到 1923年中共“三大”上成為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秘書）並與委員長陳獨秀共同簽署“中央文件”的毛澤東，開始時二人的關係十分親密，猶如師生。毛對陳尤其 崇拜有加，稱其為“人生的楷模”（斯諾：《西行漫記》，“政治界的明星”，甚至高呼“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湘江評論》）
建 黨後，在陳獨秀的直接指導下，毛在湖南的建團、建黨、工人運動方面，也的確成績優秀。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表揚說在當時的全國五大區委中，唯獨毛澤東的長 沙區委工作最好。國共合作初期，在幫助整頓廣州、上海等地的國民黨組織，批評孫中山堅持依靠軍閥甲反對軍閥乙的舊方針，批判戴季陶排斥共產黨的理論等問題 上，陳、毛思想完全一致。但在1926-27年北伐軍佔領區的農民運動問題上，二人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毛在湖南發動的農民運動，依靠廣大無地的流氓無產 者，大搞“打土豪，分田地”的紅色恐怖，實際上是“無土不豪，無紳不劣”，除打擊土豪劣紳、大地主外，還嚴重損害中小地主、富農，中農及北伐軍官的利益。 北伐軍官一般都是地主和富裕家庭出身，他們在前線打仗，後方家屬被農民戴高帽子遊街、抄家、審判、甚至槍斃。陳獨秀黨中央多次作出決定，北伐戰爭期間，只 准推行“減租減息”政策，不能沒收土地，特別是不沒收北伐軍官的土地，嚴厲批評了毛的“過火鬥爭”。從此，二人分道揚鑣了。
但 是，用武器和金錢全力支援、壯大了國民黨的斯大林為首的聯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在大革命失敗前夕。忽然從極右轉為極左，在挽救中國革命的緊急指示中，實際上 支持了毛澤東的過火鬥爭，並把陳獨秀打入“右傾機會主義”，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責。他們派來的代表在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不指名（由於廣大黨員 的抵制）地批判了陳的“錯誤”，另立中央，廢黜了已經辭職的陳獨秀的總書記的地位，並把毛的過火鬥爭上升為全黨性武裝奪取國民黨政權的暴力革命，連續發動 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他們不承認大革命失敗，說還在高潮之中，應該繼續貫徹進攻的方針。
陳獨秀則認為大革命已經失敗，轉入低潮時期，應該執行退守方針，以保存革命力量。連續三次給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堅決反對武裝奪權國民黨政權的盲動主義路線。中央則復信，譏笑他對革命採取了“取消派”的立場。
秋 收暴動失敗後，毛利用中國歷史上綿延不盡的農民起義和“占山為王”的經驗，在湘贛邊界地區，渡過許多艱難困苦，借助土匪武裝的幫助，進行游擊戰爭，並與朱 德、彭德懷、方志敏等互相呼應、支援與合作，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建立起幾股稱為“紅軍”的農民武裝和幾塊根據地。後來他們又在江西瑞金統一成立 了“中華工農蘇維埃政府”，毛被選為主席，儼然與國民黨政府對立。
1929 年7、8月間，陳獨秀從蘇聯歸國的托派留學生散發的材料中，看到托洛茨基從1923年國共合作起就批判斯大林在中國推行機會主義路線，並多次提議退出國民 黨，又被一次次否定的記載。托氏認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方針是大革命失敗的根源；而失敗後又接連搞暴動妄圖奪取政權，又是盲動機會主義路線。他提出要承認 中國革命的低潮形勢，必須執行退卻方針，如俄國革命在低潮時期那樣，為召開無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而鬥爭，揭露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以等待下一次革命的到來。 陳獨秀被托氏的思想與自己的思想曾經如此默契而震驚、猛醒，終於轉向托洛茨基主義，並帶領大革命時期的一批中上層幹部在黨內進行小組織活動，公開致信黨中 央，要求糾正左傾盲動主義路線，改行托洛茨基主義的路線。同時，在當時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上，反對中央執行共產國際提出的“保衛蘇聯”的方針，批評這個 方針太說教了，太脫離中國大多數民眾，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
當 時正在推行第二次左傾路線的李立三為首的黨中央與駐中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批判陳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客觀上走向反革命；組織上又進行分裂黨的活動。 1929年11月15日作出了開除陳獨秀與幾十名追隨者黨籍的決定。文件發到根據地，毛澤東表示：“獨秀近來行動，真豈有此理，中央文件已經到此，我們當 普遍地宣傳。”#
繼 而，陳獨秀等人不承認被開除，認為自己還是共產黨內的一派，並公開成立了小組織，散發材料，繼續批判斯大林、共產國際和中共的錯誤路 線。陳發表長文《告全黨同志書》，逐條批駁黨中央開除他的理由。後來，已經被斯大林驅逐到土耳其的托洛茨基讀到這篇文章後，深深被觸動，批評歸國托派 小組織從宗派觀念出發對陳獨秀派的排斥態度，讚揚陳是能從自己錯誤中總結經驗的革命家，有很多很好的經驗，要年輕的托派同志向陳學習。1931年5月初， 四個托派小組織在上海正式成立迄今為止中共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反對派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陳獨秀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遵照托洛茨基 的指示，一廂情願地只在黨內和共產國際內部活動，以奪取領導權，對其進行改造（1933年，托氏指示：由於斯大林支持希特勒納粹黨上台，共產國際“已經死 亡”！號召各國托派成立獨立的托派黨。1935年1月，中國托派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陳 獨秀領導的中國托派進行兩方面的活動：一是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九一八”事變後的口號是“反日反國民黨”；二是繼續批判中共和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路線。 陳獨秀發表文章，專門論述中共在農村的紅軍運動，如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結果終因內鬨而瓦解，或被反動派所鎮壓或收買，沒有勝利的機運。
中 共則被陳獨秀所言中，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李立三左傾路線失敗後，王明集團統治的黨中央更為瘋狂，在大城市頻頻發動飛行集會、罷工、武裝暴動，並令紅軍進攻 城市，加以配合，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結果其在城市的組織幾乎全部被破壞。王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逃亡蘇聯，其追隨者博古為首的黨中央遷入中央蘇區。
與 此同時，在毛澤東、張國燾等分別領導的幾個根據地內，也時常發生歷史上農民起義軍常有的內訌現象，借蘇聯“肅反”為名，消滅許多黨內精英。如毛澤東曾以清 除“土匪”為名，殺死了幫助他秋收暴動失敗後立足井崗山的當地首領王佐、袁文才。在“肅清AB團”的運動中，毛澤東又藉機槍殺一大批與毛不同意見者，至今 沒有平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運動開始時反對毛沒有證據濫殺無辜，初顯其土匪本質。
左 傾中央進入蘇區後，反對毛澤東的游擊戰術，1932年10月撤銷毛的職務，紅軍在共產國際軍事代表李德的指揮下，與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進行陣地戰，結果 令中共及紅軍連連失敗。而且由於在國民黨的圍剿中紅軍損失巨大，中共在根據地大肆“擴紅”，大量青壯年勞力參加紅軍，大批民用糧食被迫支援紅軍，根據地被 竭澤而漁，引起民眾極大不滿。一些根據地出現驅趕中共的現象。中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失去了在南方立足的條件。於是決定“長征”——向西北大遷移，以尋找 蘇聯的援助。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中共最高層，任政治局常委，協助總書記張聞天和紅軍總政委周恩來指導軍事鬥爭。1936年12月，毛 澤東出任中央軍委主席，開始排斥書生革命家張聞天，逐步成為中共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
當 他們到達西北時，曾組織兩萬名“西路軍”進入寧夏，企圖打通與蘇聯的通道，結果絕大多數犧牲，斷絕了中共接近蘇聯的可能。同時，蔣介石調集張學良的東北軍 和楊虎城的西北軍繼續圍剿退守西北的紅軍，並不斷調集軍隊增援，表示了堅決徹底消滅中共的決心。當時的紅軍只存下3萬人，若不是日本侵略軍侵占東北後又深 入華北，逼迫張、楊愛國將領發動“西安事變”逼蔣聯共抗日，中共在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連續圍剿下，決無生存的可能。而在“西安事變”中，毛澤東原來是堅持 “殺蔣”的，張聞天持反對意見，主張放蔣，幸虧共產國際及時來電，支持了放蔣的意見，才得以和平解決。後來在八年抗戰中，國民黨的政府軍在正面戰場上被強 大的日軍大部消滅或擊潰；而中共的軍隊，深入敵後佔領廣大農村，避戰以保守實力；保民以爭取群眾，並執行減租減息又交租交息政策以減輕農民負擔，爭取地、 富；實行“三三製”而團結各階層人士，終於又日益壯大起來（所以，1949年中共掌權後。毛澤東在多次接見日本友人時表示，衷心感謝日本人幫助共產黨打敗 了蔣介石。實際上，在抗戰期間，中共最高情報官員潘漢年曾受命與汪偽特務機關首腦密切聯絡，協調關係。所以，1954年，為掩蓋這個真相，已經任職上海市 公安局長的潘漢年，以莫須有罪名突然“被消失”了，並株連一大批與潘有聯繫的人員。兔死狗烹，鳥盡弓藏。這是歷史上農民起義的一大特點，也是毛澤東這位農 民大王的拿手好戲）。
而 陳獨秀領導的托派組織，由於堅持“無產階級政黨不能離開城市工人階級”的說教，在敵人勢力強大的大城市上海、北平等地進行“反日反國民黨”的活動（主要是 在“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上海抗戰，中散髮油印機關報、傳單、小冊子），時時在國民黨特務的監控之下。其中央領導集團和各種組織機構連連被破獲。 1932年10月15日，其中央領導集團第三次被破獲時，陳獨秀也因秘書的出賣而被捕。幸而在國民黨內許多朋友和社會上各界名流的聲援下，這位被國民黨政 府“懸賞萬金”緝拿的“共匪首領”，沒有受軍法審判處以死刑，而由江寧地方法院公開審理。在法庭上，陳獨秀慷慨陳辭，自我辯護，痛斥國民黨政府專制賣國腐 敗的統治，致國弱民窮；宣布自己堅決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目標而奮鬥終身。經過法庭鬥爭和重要人士的幫助，法院最終以“危害民國罪”，判處 陳獨秀八年徒刑。
國民黨對陳獨秀等托派成員的鎮壓，說明在蔣介石個人專制下，是不允許反對黨合法存在的。因為相對於暴力革命的共產黨來說，托派的政治主張和鬥爭方式要溫和得多，他們的政治訴求相當於國民黨的反對黨。
三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陳獨秀也在全國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呼聲中獲釋。在民族危機面前，他毅然放棄托派傳統立場，擁護國民 黨蔣介石領導抗戰，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不顧上海托派領導集團的不斷批判和攻擊，前往當時抗日中心武漢，積極進行抗日宣傳工作（頻頻發表 文章和到各處演講）。但是，由於國民黨的軍隊在日本侵略面前大潰退，他對國民黨領導抗日很快由期望轉化為失望。對於中共，早在1936年4月26日中共中 央發表的團結各黨各派共同抗日的聲明中，也提到中國托派。陳獨秀出獄時，中共在武漢地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還發表時評，歡迎革命老戰士陳獨秀回到抗日的 行伍中來。但在具體聯繫抗日合作時，張聞天、毛澤東聯合簽署的回复卻提出要陳公開承認過去參加托派的錯誤等三個條件，採取招降態度。陳獨秀認為自己過去批 判共產黨的錯誤路 線是正確的。發表悔過聲明是“畫蛇添足”。他還覺得雙方合作，必須手中有些實力。於是他在武漢與抗日將領何基灃談判後決定：由陳派幾位年輕同志到何的 河南內黃師部去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提高部隊素質，並在轄區內實行改革，減少農民的負擔，爭取人民支持部隊抗日。同時陳還與第三黨、愛國會等中間勢力聯 絡，以期開闢一個“不擁國，不阿共”的獨立的政治局面。結果由於蔣介石免職何其灃和中共製造陳獨秀“漢奸”事件而流產。
1935 年起，由基洛夫被刺引起的蘇聯大肅反、大審判旋風，斯大林以逼供信手段，製造多個大冤案，屠殺了幾乎全部高級幹部中的不同意見者。在托洛茨基案中，他們得 到一條托氏曾指示托派“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謠言。當時在蘇聯的王明和康生，立即在他們辦的巴黎《救國時報》上，連篇累牘發表文章，把陳獨秀的中國托派 打成“漢奸”，要求中國當局在國內開展與蘇聯一樣肅托運動，審判並槍斃陳獨秀和托派分子。從此“托派即漢奸”的宣傳，即在國內流行開來。
1937 年11月，王明、康生帶著斯大林的肅托旋風回到延安。他們企圖以黨中央曾經與陳獨秀托派醞釀合作抗日作為突破口，打擊毛澤東，重新奪取中共的領導權。於是 在延安出版的機關報《解放》上，出現了一篇康生寫的長文，公開誣陷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三百元津貼的漢奸，必須嚴懲。此事使在武漢與陳獨秀密切 往來的各界人士十分震驚與氣憤，紛紛發表聲明和文章，為陳獨秀鳴不平，嚴斥中共誣陷罪惡，要求中共拿出證據來。但當時任中共長江局書記的王明，竟然指示在 武漢出版的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短評，胡說：“陳獨秀是否為漢奸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 引起社會輿論強烈反彈。陳獨秀也發表了致《新華日報》的一封信，指出：“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 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你們壓迫我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 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
此信再次點出了中共黨格之低下與墜落。預見了中共日後發展的特點和歸宿。
由於當時武漢即將淪陷，陳獨秀也要隨國民黨撤離西下入川。此案未了。從此陳獨秀徹底與中共決裂，只是收集材料，以備將來到法庭上反坐中共。但是，他沒有活到那一天。
王 明在武漢的所作所為，嚴重損害了中共的威望。同時，他不執行毛澤東保存實力，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方針，主張參加保衛武漢戰役和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使毛 澤東極為不滿。在接著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1938年9-11月）上，王明被撤職，粉碎了他的奪權夢想。同時，被毛視為與王明一路貨的張聞天也被邊緣化， 不再負總責。但他為人厚道，在黨內威望高，保留了“總書記”的職務。毛澤東實際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只得以後再圖名符其實的領袖。但是他不敢得罪斯大林， 繼承了王明的衣缽，一直把陳獨秀定為“漢奸”、“反革命”，進行嚴厲壓制，陳死後也不放棄，直到1976年毛去世（改革開放即陳案46年後，1984年， 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文件中才承認，說陳獨秀是漢奸不是事實。又7年後的1991年出版的毛選第二版註釋中，承認陳獨秀與托派是抗日的，說其是漢奸是受了 斯大林影響）。
打倒王明，張聞天被邊緣化後，毛澤東開闢了通向中共權力頂峰的道路。陳獨秀則走向了民主主義思想的頂峰。
陳 獨秀入川時，幾位幫助他在武漢創造獨立抗日局面的托派朋友也風流雲散。在與中共決裂，對國民黨失望而轉向不合作（國民黨多次提供巨資和國防參政會議席，要 陳組織新共產黨，以與延安的共黨對立）的陳獨秀陷入無比的孤獨之中。而且由於貧病交加，最後不得不逃亡到江津縣石牆院一個偏僻的小山村，生活上也孤獨下 來。但是，他一向是不怕獨立的人。思想家都是孤立的。所以，他的思想不僅沒有停止思索，反而越加激進了。1939-1941年，他通過武漢撤退後回雲南昆 明教書的表侄（陳獨秀領導托派中央時期五大常委之一）濮清泉（托派內部化名“西流”）傳遞書信與論文，與上海托派中央領導集團的進行了劇烈的爭論，爭論的 焦點之一是民主與專政。
當 時托派堅持列寧-托洛茨基的傳統觀念，認為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剝削階級少數人的民主，對於勞動人民來說是虛偽的。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是工農民眾大 多數人的民主；還認為斯大林的罪惡帶有偶然性，是由他的品質決定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產物，所以，蘇聯還是社會主義的工人國家，不過是病態的工人國 家。所以他們執行托洛茨基的方針：“打倒斯大林，保衛蘇維埃”，堅決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
陳獨秀強調：“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他的主要觀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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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是人類進步的動力：民主是自從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 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說民主是資產階 級專利品，是最淺薄的見解。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後世
所以，今天大陸上爭論的“民主有沒有普世價值” 問題，早在70年前陳獨秀就肯定地回答了。
二，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有它的具體內容，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為此，他把當時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與蘇、德等國實行的專制制度，進行了鮮明的對比：
民主政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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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領導人由政府黨反對黨組成的議會選舉
開會時有相當的討論和爭辯。
（二）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殺人。
（三）政府的反對黨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四）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專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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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領導人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舉手，沒有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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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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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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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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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不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
陳獨秀在論述時，特別強調了“反對黨自由”的極端重要性，沒有反對黨的監督與競爭，一黨專政，就會無法無天。
三，沒有階級的獨裁，只有個人的獨栽。“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即′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四，制度決定個人的罪惡。“斯大林的罪惡並非是斯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
五， 專制制度決不是社會主義。陳認為：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輔相成的。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亦反對民主主義，即令各 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說蘇聯是社會主 義，便是糟蹋社會主義。
陳獨秀從以上關於“民主與專政”的思想中，得出兩個總結論：
一、徹底否定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及其在蘇聯的實踐。他說：
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二十餘年來的教訓，科學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茨基都包含在內）之價值。我自己則已估定他們的價值，我認為納粹是普魯士與布爾什維克之混合物。#
二、只崇信“民主主義”，而徹底拋棄列寧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他說：
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弟久擬寫一冊《 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
陳獨秀以上關於民主與專政並波及到徹底否定列寧-托洛茨基主義的見解，被當時至今的中國和世界歷史證明是偉大的英明預見，是他一生思想發展的最高峰，從而奠定了他是近代世界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的崇高地位。
最為可貴的是，陳獨秀以上關於斯大林及其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批判，是在二戰後斯大林和蘇聯的權威走向巔峰之前發表的，更是斯大林逝世和蘇聯瓦解之前發表的，具有無比正確的預見性。也對正在走向“斯大林第二”的毛澤東提出了警示。
遺憾的是，這些見解，當時除了胡適給予高度評價之外，無人予以重視。這說明，蘇聯和中國等落後國家，將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價，才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四
斯 大林在王明與毛澤東的鬥爭中，不支持王而支持毛，是因為二人雖然都擁護斯大林，但王是只會阿諛奉迎的蠢材，毛能打擊反甦的國民黨政府，做出實績來。毛澤東 心中一直有當“土皇帝”的心態。他投石問路，看到斯大林能容忍他打掉王明這個寵臣，於是就精心策劃起來，一是對過去曾經反對過他、壓製過他的人物，進行報 復。二是讓那些有一技之長比他強的人，必須打掉傲氣，臣服於他，成為奴才。於是，從陳獨秀去世的1942年起，他揚起兩條鞭子，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 發動了整風運動。
張 聞天雖然已經邊緣化，但以他和王明為首的留蘇、留洋後背著幾麻袋教條回來佔據著延安各個理論和文化陣地、“言必稱希臘（即馬列主義）”、趾高氣揚的“紅色 教授”們，對毛澤東仍有著很大的壓力，如芒刺在背。實際上，這個出身於中專師範生的土皇帝，一貫藐視甚至仇視大知識分子。早在1918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 助理員管理報刊時，他見去閱報的那些大教授從不正面看他一眼，就產生了不滿心緒，說他們不把他“當人類看待”，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以後就時時尋找報復的機 會。同時，這些教條主義者及其幫手經驗主義者周恩來也正是過去打擊壓製過毛澤東的主要人物，因此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有一舉兩得之功。還有是他要收服從 國統區帶著小資產階級情調來延安的知識分子（以王實味、丁玲等人為代表）。這些知識分子受了斯諾《紅星照耀著中國》（即《西行漫記》）等書刊的影響，滿腔 熱忱地投奔到延安來，但眼前的種種現實，使他們心中浪漫的向望相去甚遠，於是就失望、消極、懷疑、不滿起來。所有這些，毛澤東都看在眼裡，記在心中。
1942 年全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戰事減輕，於是他就開動起絞肉機，開展整風運動，對上述兩部分知識分子進行整肅，先是毛澤東和他的助手胡喬木在《解放日報》上連 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對他們臭罵，說他們只知背誦教條，於革命實際一無用處；讀書越多越蠢，特別是那些以“理論家”頭銜自豪的“紅色教授”們，實際是“壞透 了的留聲機”和“廢物”，不如腿上有牛屎的農民有知識。自以為“誰背的書最熟，誰就是最好的理論家”，其實是在鬧“天大的笑話”。這些“紅色教授”們，在 這劈頭蓋臉般的責罵中，一夜之間斯文掃地，無地自容，由鳳凰變成了草雞。他們從良好的願望出發盡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釋”，對毛表現出最恭順的服從。但 毛澤東卻不以此為滿足，進而逼迫他們“脫褲子，割尾巴”，進行自辱。於是他們最後放棄個人的獨立與尊嚴！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視為安身立命之本的馬列著作和各 種知識“比屎還沒有用處”。
在 進行這種蒙蔽、愚民運動的同時，更嚴重、更殘暴的是進行所謂“搶救運動”，說那些從國統區來的知識青年，大多數來自剝削階級家庭，並有大量國民黨派遣的特 務，於是引進蘇聯的肅托運動，對他們逐個進行逼供信審查。一時間整個延安陷入“紅色恐怖”之中，人人以為“特務如麻”，捕風捉影，憑一點懷疑或誤會，就互 相告密、揭發、隨便捕人審查、嚴刑逼供。結果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今天是揭發者、審判者，明天就成為被揭發、被審判者。更荒唐的是還開展自我揭發比 賽運動，鼓勵被害人做“脫褲子，割尾巴”的積極分子，違心地承認自己是“特務”，領導遂進行表揚，號召其他人跟進，結果往往一天就挖出幾百名“特務”。組 織上把數字上報，說明運動成績巨大，受到毛澤東黨中央的嘉獎。有的實在無法交待，審查者就說：“你在國統區生活不錯，為什麼到延安來吃苦？可見用心不 良！”不少人經不起這樣的折磨，精神崩潰了，成了精神病人，有的自殺了。
更可怕的是，延安的這種做法，還推廣到全國各個根據地，又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可以說，這次整風運動是1949年後歷史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預演。
1943 年3月，正是在延安整風運動“勝利”結束時，毛澤東終於成為中共政治局主席。在1945年的“七大”上又被不可阻擋地“選”為中央主席。又在提倡“奴隸哲 學”的劉少奇提議下，一向賤視理論和一切知識分子的“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成為全黨的理論權威和指導思想，奠定了他終身在黨內乃至到全國實行個人獨裁的 基礎。
1949 年奪取政權前，中共曾與共同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各個民主黨派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簽訂“共同綱領”，中共保證各黨派“建立聯合政府”保證中共與民主黨派共同執 政，長期合作，互相監督；實行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明確了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保護和發展資產階級的民族工商業，建立一個“人民民主共和國”。
1949 年4月23日，由城市知識分子組成的中共南京地下黨從1946年起就在南京這個國民黨心臟地區工作，在國民黨軍警完特機關採取派進去、拉出來的策略，安排 了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在極其危險的條件下，獲取了大量和詳細的極密情報，特別是國民黨軍的江防計劃，同時又在關鍵時刻成功地策劃了海陸空高級將領大起 義。因此使南京和平解放，宣布了國民黨政權的垮台。但是，解放軍進城後，竟然搶劫國民黨中央和高級官員的房產等各種物資，還嚴重損害群眾利益，充分暴露了 農民起義軍的本質。對此，當地下黨幹部提出批評時，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卻向各大軍區少數領導人發出了以下絕密指示解決歷史上形成的地下黨員： “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後來大批大批的地下黨員，都被逐漸消滅與迫害。這個指示，第一次顯示了毛澤東在勝利後，將對不同意見者（或 不滿意者）實行專政（鎮壓）的方針。兔死狗烹，鳥盡弓藏。這是歷史上農民起義的一大特點，也是毛澤東這位農民山大王的拿手好戲）
1949 年毛澤東一掌權，就發起批判《武訓傳》運動、批判“胡適反動學術思想”運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肅託與肅反運動等等，繼延安整風運動後，向全國知識分 子中的不同意見者，發動持續數年的進攻。一切專家權威，著名學者，紛紛在《人民日報》等各種報刊和組織機構，發表檢討書，進行自辱，拜倒在專制魔王毛澤東 和毛澤東思想麾下。當時的武漢大學一們姓徐的黨委書記，是一個批判過魯迅的極左派，也曾受到過魯迅的嚴厲批判，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竟然令一批著名 的大學教授長跪於毛澤東像前。此事一時震動朝野。而後來反右派運動時，徐竟然大言不慚地說：我當初做的沒有錯，我早就看出這些大知識分子不是好東西。在毛 澤東個人獨裁的年代，一直有徐某這類秦檜式的文人當吹鼓手和殺手，泯滅天良，為虎作倀。這也是抗日戰爭時期，漢奸如此眾多的根源，是中國國民性低下一大表 現。
1953 年，就不能就宣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向社會主義過渡，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方式，消滅了資產階級；以集體化改造了農民和手工業，消滅了 中國的“私有製” 。資本家白天敲鑼打鼓歡迎“公私合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晚上就在被子裡擁抱著妻子兒女們嚎啕大哭。同時在1954年製造出一個“潘漢年反革命案”，把 一大批由城市知識分子精英組成的原黨內城市秘密工作者（地下黨領導骨幹，看不慣農民思想和農民作風），重新打入地下，進行無產階級專政。
1956 年所謂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毛澤東宣布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緊接著，1957年，毛澤東又用“引蛇出洞”的“陽謀”，發動“反右派運動”， 把民主黨派和中共內部的不同意見者55萬人，打成“右派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團籍，降職降薪，勞動改造。不少人被發配到邊遠地區和血吸蟲流行地區，折磨 而死，完成了所謂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由於各單位按數字名額任務抓右派，許多人沒有任何言論就被打成右派。通過反右派運動，曾經協助中共打倒國 民黨的各個民主黨派成為絕對擁護共產黨的附庸。 1959年毛澤東又發起“反右傾運動”，集中打擊反對毛澤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左傾路線的不同意見者。一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布進行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實際上是打倒一切不忠於毛澤東的不同意見者歷史和現實中的不同意見者。包括早已被打倒許多次的 地、富、反、壞、右，還包括中共黨內除毛澤東以外的所有領導幹部。例如國家主席（50年代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周恩來總理、彭德懷國防部長、曾寫入中 共九大黨章的毛澤東又一個接班人林彪等人，而每打倒一個人，就株連到成千上萬的同案人。毛澤東的個人獨裁達到了類似斯大林罪惡的頂峰。所不同者，斯大林是 依靠秘密警察全部消滅肉體或流放到西伯利亞折磨而死；毛澤東是實行愚民政策，蒙蔽群眾鬥群眾，除少部分被屠殺以外，大部分受害者受“群眾專政”，生不如 死；不少人被折磨而死去或自殺。
以上情況，證明了陳獨秀在40年代關於“民主與專政”的一系列預言，千真萬確。
五
（提問：毛時代，怎樣界定此時的中共，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農民起義甚至土匪文化，各承擔什麼角色？在毛體制下各怎樣體現？）
如上所述，1949-1976年的毛澤東時代，繼承了此前“山大王”式的農民起義模式，中共由一個農民黨發展成民粹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混合物。它的特點是愚昧落後，貧窮殘暴，狹隘自大，顓頇空想，把中國拖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 這個時代，馬克思主義被發展成為第二階段的“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所謂“毛澤東思想主要由兩個階段、兩部分組成：“農村包 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農民革命路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此區別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而第二階段的“毛澤東思想”就是毛澤東胡思亂 想、信口開河說出來的胡言亂語，由於共產黨掌握了暴力專政機關，對他實行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所以全國人民對他的話必須執行。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 一萬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
這個時代是極其黑暗的紅色恐怖時代，沒有絲毫民主與自由，全國人民必須像奴隸一樣臣服於毛澤東走向滅亡。1958-1961年，全國人民跟著毛澤東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時期，就餓死約三千五百萬人。
這個時代，沒有任何力量任何人能阻止毛澤東的罪惡，誰反對毛澤東，誰就會遭到殺身之禍。毛澤東公開自稱是：“馬克思+秦始皇” 。
毛 澤東的這個自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農民起義甚至土匪文化在這個時代承擔的角色：馬克思主義是遮羞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販賣假馬 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貨色。在這個旗號下掩盍著一切罪惡。要說它是社會主義，那就是“奴隸社會主義”，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來說，是“反動的社會主 義”。
六
（提問：後毛時代，中共又走上了什麼路線，性質有什麼變化。陳獨秀研究在今天有什麼意義？）
毛 澤東去世後，文革隨著打倒“四人幫”而結束。由於繼承者鄧小平們也都受到文革“打倒走資派”的衝擊和受害，所以改變了對毛的個人迷信和崇拜，在政治上，廢 除了領袖終身製，實行黨和國家領導人“隔代指定制+兩屆連任制”；經濟上，實行多種所有製和市場經濟。這比毛時代，有了些許進步。
但是，由於實行“四個基本原則”，“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專政”的製度沒有變。而且隨著共產黨專制殘暴，掠奪人民，腐敗透頂本質的暴露，它與人民的矛盾越來越尖銳。
這 是一個沒有強人政治和理論指導的時代，“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不過是維護共產黨家天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虛偽宣 傳，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政令不出中南海！ ”中國實際上已經處於無政府主義狀態，維護中國統治的實際上是被人民詛咒的由少數人組成的權貴集團，並由民間黑幫輔助之。由於黨的國家領導人是“隔代指 定”，所以上任後的領導人，仍然受指定者“垂簾聽政”及其留下的勢力集團的牽制，成為“雙頭政治”，造成無窮的矛盾和摩擦，加劇社會動亂和政府的無所作 為，以致政變，反而造成領導人的無 序轉換。如鄧小平搞掉趙紫陽、胡耀邦，發生“六四事件”；江澤民通過政法委和政治局常委中留下的多數派牽制溫家寶為代表的民主派力量，出現“薄熙來事 件”。
“隔代指定制”變斯大林、毛澤東的個人終身獨裁制為少數權貴集團的“小集體獨裁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另一形式。對人民大眾的奴隸式專制統治沒有絲毫改變。而且被指定接班人的範疇不出“太子黨”和黨的助手“團派”，實際上是變相的封建（家屬與近臣）世襲制。
同 時，由於“兩屆連任制”，又無反對黨的有效監督，政府官員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心理，瘋狂進行權錢交易，無法無天，以種種腐敗，大肆掠奪國家和人民財 產，或揮霍浪費，或轉移國外銀行，家屬子女移居國外，出現大批“裸官”；事發時，或被同黨庇護，或逃亡國外，或被輕判過關。更以官匪勾結，“唱紅打黑”， 草芥人命，借“維穩”為名，殘酷鎮壓民間維權運動和民主人士。全國貧富懸殊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請看如下官方承認的數字：
滿清政府從1842年開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開始賠款，到清朝滅亡前的60多年裡，一共向眾列強賠付白銀折合人民幣712億。
而從80年代到現在短短的20多年裡，貪官轉移到國外的資金有500億美元之巨，合4135億人民幣。
這就是說：清廷60年賠款折合712億人民幣，今日貪官20年向國外轉移4135億人民幣。晚清60年是歷史上著名的賣國腐敗政府。那麼今天的共產黨政府是什麼？
下面提到的只是一些官方的硬性數據，實際情況更糟。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浪費、人性道德的淪喪，這些都已經破壞得無以復加。
1、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消息，國家負債已經達到二萬億左右，國家負債與GDP的比率已經接近或者超過全球之冠的日本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
2、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最高達到4萬多億元，金融危機同樣也在日益加深；城鄉社會困難群體、弱勢群體從形成到急劇發展，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十分尖 銳的社會問題。僅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就有2800多萬人下崗失業，到2003年底單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就高達2200多萬人，已經變成為權貴 者的天堂，窮人的地獄。
3、目前全國地方政府債務至少在l萬億元以上，約佔GDP的10％，地方債務風險已經超過金融風險成為威脅我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頭號因素。
4、 “官方統計的1999-2001年10類腐敗經濟損失達到GDP總量比重的14.5%-14.9%”每年達一萬多億元。這實質上意味著一年平均從全國每一 個人身上剝削去1000元左右。而2009年——2010年的損失數額更是觸目驚心，僅外逃官員就有6萬人之多，攜帶資金突破2萬億人民幣。
5、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費旅遊的消費大大超過了教育經費與國防開支。公車消費接近國防開支。“公務員機關一天耗電量，普通百姓用19天”。每年各級政府官員公車私用費用達2000多億元，幾乎和2006年的國防開支相近。公車真正用於公務的時間僅佔三分之一。
6、 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國大約有6000萬國有和集體企業職工被替代，4000萬農民失去土地或人均佔有土地不足0.3畝；7000萬股民在股市中的損 失超過1.5萬億；城市中1.5億人或失去或應得而未得到社會保障，整個社會的基尼係數達到0.53~0.54之間，城鄉差別達6倍之巨。實際上，己經改 革失敗。
如此狀況，中共還自稱是“中國特式的社會主義”。陳獨秀早就指出這是“糟蹋社會主義”。“中國特式”是遮羞布，下面的一切是令人震驚的罪惡。
所 以今日研究陳獨秀關於民主與專政的思想，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陳對於中共類似於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殘暴、蒙蔽、腐敗的罪惡作了充分的揭露與批判，而且 其程度大大超出斯大林時代。對於走出如此黑暗的道路，陳獨秀也早已指明：只要廢除無產階級專政，實行民主主義，進行政治改革。具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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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一黨專政，允許成立反對黨、反對派。國家領導人由各黨派民主產生，廢除指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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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分開，實行一長負責制（總統製或國家主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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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政法委和秘密警察，實行三權分立，建立法制，無法院批准不准捕人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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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中宣部，廢除文化專制主義，給人民以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罷課、罷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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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國家化，不附屬於任何政黨，而忠於人民，保衛國家安全。
七
（提問：陳獨秀之後，中國有沒有真正的“反對派”？今天哪些人可能成為反對派？）
陳 獨秀之後，在國共再黨輪流獨裁與嚴厲鎮壓下，中國沒有出現反對派，今天的中國，有強大的監視網和控製網，只要出現一個異見人士，就會遭到嚴厲的鎮壓，甚至 滅口。所以，今後的中國寄希望於民主力量的日益增長，人民覺悟的日益提高，團結成一股不可摧毀的力量，形成一個或幾個反對黨，迫使中共承認反對黨的合法存 在，並和平地與共產黨對話，改一黨專政為多黨競爭，實行以上五條政治革命，懲治腐敗，造福人民。中國才能走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怪圈，走上陳獨秀指明的民 主大道。
2012年6月5日初稿
6月20日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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