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是国际竞争的力量源泉
顾则徐
经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1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比较前一个2009-2010年国家规划，2012-2015年规划已经有一系列提升，比如2009-2010年规划提出“中国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继续进行立法和司法、行政改革，使国内法更好地与公约规定相衔接，为尽早批约创造条件”，2012-2015年规划则表述为“继续稳妥推进行政和司法改革，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准备”，“做准备”显然比“创造条件”已经更具有时间表的涵义。中国终究是要发展人权的，过慢则将要付出的代价会很大，仅从国际竞争而言，人权发展过慢就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2012-2015年规划的进步将会有利于中国缩小和缩短这一过程。人权作为国际竞争能力的源泉，百年前梁启超就已经进行了系统论证。
梁启超是至今无可非议的爱国者，他不仅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奠基人，而且也是中国国家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发明、阐述人即他。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国家主义，只有天下主义，天下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世界主义，因而富有天下大同理想。但世界已经进入国家时代后，在列强的包围下，中国仅仅只有天下主义就没有竞争精神，必须要建立起国家主义思想。国家主义是现实的，天下主义则是理想的，两者必须共存互为。梁启超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决定于外国的强大与否，而是决定于本国内政，而内政的核心就是民权。在梁启超那里，民权与人权实际是一个概念，他在《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中指出:“医今日之中国，必先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然后可。”梁启超在《人权与女权》中认为:“人权运动含有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权，二是职业上平等权，三是政治上平等权。”他把这三项权利视为人权最基本的层面，有这三项权利才有争取进一步权利的条件和能力。
针对西方思想界普遍的古希腊、罗马民主制度说，梁启超给予了坚决否定，他认为古希腊、罗马如果属于民主制度，那么中国的周召共和就也是民主了，中国不存在民主制度，西方古代也不存在民主制度。他认为古希腊、罗马是奴隶主、奴隶的阶级社会，欧洲的传统向来是阶级社会，阶级的冲突终于造就了民权，中国则很早就打破了贵族统治，缺乏阶级分野的社会始终没有造就民权，当中西方在近代相遇，有了民权的西方就富有竞争力，没有民权的中国则面临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梁启超不仅认为中国不会亡国，而且更是在《自由书·俄人之自由思想》中预测“于二十世纪中，有可以左右世界之力量者，三国焉，曰俄国，曰美国，曰中国是已”，基本前提则是“俄国、中国由专制主义而变为自由主义”。他指出：“民权自由者，天下公理也。”（《自由书·地球第一守旧党》）不同国家有不同特色，但必须顺应世界的基本规则，国家才可以获得相应地位，“盖立于世界上者，不止一国，万国共遵之轨，而一国独反之，未能自存者也”。（《袁世凯之解剖·袁世凯是否可称为政治家》）
人们今天已经认识到了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意义，梁启超对此实际早就已经有过充分阐述。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土地广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是中国的优势，但是，现代国家的富强并不受国家大小和历史长短的限制，关键还是在于民权或人权。只有发展了民权或人权，中国固有的大国、古国特点才会转化为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我们后人应当继承好先贤的思想，早日实现先贤的理想，以无愧于我们的后人。
2012-6-12
发表于2012-6-13《南方都市报》，标题为“梁启超论民权和人权”，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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