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李旺陽,邵陽人,參與八九民運,(判刑)13年,2000年獲釋;2001年接受境外電台採訪和『中國人權』8,000元人民幣生活資助,遭判10年,現在湖南赤山監獄服刑。」

以上數十字,是由旅居西班牙的中國異見人士黃河清編錄的「六四底層列傳」名單,有關「六四鐵漢」李旺陽的簡介。其實,要不是李旺陽生前(5月22日)接受了香港有線電視的訪問,以百病纒身、嚴重傷殘之軀,在鏡頭前擲地有聲地說無悔參與八九民運,「就是砍頭我也不回頭」,並在受訪短短兩周後(6月6日)在下榻的醫院離奇身亡,相信海內外知道「李旺陽」這個名字的人很少。

李旺陽「被自殺」事件在香港社會激起震怒,民情的凶湧迫使一些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承諾去信中央政府要求徹查李的真正死因。可是,一眾知名度比李旺陽更低的「六四」沉默受難者,多年來又得到海內外的多少關注?

「暴徒」的下場

根據黃河清的「六四底層列傳」(收錄於蔡淑芳所著的《廣場活碑》),「六四」後全國15個省巿,共有逾1,700人遭抓捕和判刑,當中北京巿便佔了1,209人。全國共有26人被判處死刑,當中只有一人上訴後改判無期徒刑,其餘當年全被槍斃。

而由張良所編著的《中國六四真相》,列出全國因為牽涉民運而被捕(包括向當局自首)者,截至1989年6月底更多達5,104人。官方資料方面,北京巿委辦公廳在1989年8月所編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提到,北京巿在「六四」後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亂」的疑犯。

在八九民運時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聯絡部部長的北京異見人士李海,在九十年代初期曾進行有關「六四」後被當局判刑和迫害者的調查。他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稱,當年北京巿政府管轄的五個監獄或監禁處所,合共有500到600人,因為牽涉八九民運而遭判刑囚禁。其中104名判刑十年以上至死緩不等的重犯,全被關在位於北京巿朝陽區南豆各莊鄉的北京巿第二監獄,至今還有小部分人仍然在囚。

「他們當中以普通巿民、工人居多,也有一些京郊農民,被判監禁的學生人數不是很多。因為曾參與民運的學生,相對普通巿民都較有組織,有訊息渠道,因此政府對他們往往都有點網開一面。」

「他們不少人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也有很多人被控以蹤火、搶劫、參與暴亂等罪名。很多被捕者其實都沒有與戒嚴部隊正面(暴力)衝突,例如有巿民因為僅僅在街上拿走士兵遺下的軍用包,或是檢起子彈頭,就被控以搶劫罪名,判處七年、十年的監禁。」

現年58歲的李海,因為在九十年代長期從事追蹤「六四沉默受害者」情況的調查和統計工作,1995年因「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當年,公安把他的調查資料全數充公搜走,因此他目前也只能憑記憶講述當年報告的內容。當中不少史料,難免因此散佚。

李海稱,根據他當年的統計,北京當年共有八人因為被指縱火焚燒軍車被判死刑,當中只有環衛工人王連禧,最後因為經醫學鑒定為智障人士而沒被處死。他在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2007年出獄。王出獄時僅靠每月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過活,生活非常艱難。

「政府對這類人的打擊都很重。他們當中很多沒有什麼政治目的,只是同情學生,就因此被指是『暴徒』,關押了很多年。他們出獄後,遭受貧困的生存壓力,很難找到較好的工作,也很少拿到政府的低保,終生沒有配偶。」在八十年代曾在北京中醫學院任教的李海稱,他在2004年獲釋以來,也從未得到過政府的低保,一直以來只能靠家人和朋友的接濟維持生活,還要長年受到當局的重點監控。

「自出獄以來,警察對我的騷擾都非常厲害,不少時間我都被軟禁在家。尤其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當局對我的打壓更變本加厲,有幾次我被政府人員綁上雙眼帶走,關在招待所地下室或者是賓館,一關短的就是一個星期,長的就是四十多天。這樣我的生活就很難正常,工作也很難搞。」

不為人知的迫害

同樣曾經參與八九民運的江蘇異見人士江棋生,在三年前的「六四」20周年前夕,曾整理發表《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他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說:「當年大部分省份,都有一些積極參與民運的人。四川、湖南、山東等,有些人判得很重,死緩、無期徒刑、十五年(監禁)以上的都有。當然根據我瞭解的情況,到今年六四23周年了,除了北京還有幾個人還關在監獄裏之外,其餘各地的都放出來了。」

為了撰寫這篇報告,江棋生在2009年上半年聯絡了全國各地關注「六四」受害者的人,向他提供了一些比較完整的名單,並參考了「天安門母親」組織以及一些海外中國人權組織的資料。「拿到倒是還算順利,但是過程中也被當局嚴密地監控,後來(政府人員)就到我家裏來抄了兩次,把電腦、把材料全部抄走了。」

「北京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群,判刑判得最重,就是『六四』屠殺那一天,起來反抗屠殺的工人和市民。這群被當局稱為『六四暴徒』的群體,得到境外有關機構的關注很少。他們關進去的時候都二十來歲,有的關了八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三年。例如今年的李玉君,出來就是關了二十三年,四十多歲也沒有成家,也沒有謀生的本事,也沒有知名度,家庭往往也不敢站出來為他們說話。所以他們的處境應該是比較差的。」1989年時年僅22歲的小販李玉君,當年因為點燃了一輛普通民用運送油料的「解放牌」油罐車,阻止解放軍入城,結果被當局以縱火罪判囚23年。

對於李旺陽的「被自殺」事件,江棋生表示真相仍然有待尋找。他雖然從未與李旺陽有過交往聯繫,但認為李當年積極投身八九民運,出獄後仍然繼續為民主奮鬥,因此又換了第二次監禁,形容「在中國願意為民主獻出自己絕大部分東西的人,為數已不多」。他慨嘆說:「還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這些人,當年他們的鬥爭,後來所遭受的迫害,他們這些基本情況都還沒有披露給世界,世人所瞭解的僅僅是一小部分。」

孤立待援

在內地,官方傳媒至今對李旺陽之死三緘其口,即使在微博、討論區等網上平台,網民討論李旺陽事件的氣氛也並不熱烈。一名在上海某電視台供職的媒體人說:「相比於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當年學運領袖,李旺陽的名氣不大。此外,邵陽巿位處偏遠,歷年來外界關注都不多。即使他的死在香港激發了萬人遊行,我身邊朋友知道他的人也不多。」他對這次事件在香港引起強烈反應,感到有點不解:「坦白說,內地『非正常死亡』事件實在太多了,為什麼去年底廣東陸豐烏坎村民薛錦波之死,又沒有像這次引來這麼大的反應呢?」

這名經常「翻牆」瀏覽海外敏感資訊的媒體人形容,李旺陽事件目前僅在內地公共知識分子等「小圈子」群體獲得關注。「李旺陽所做的事情,可能跟民眾最直接的利益離得太遠。與上次烏坎事件的薛錦波之死比較,徵地、拆遷這類的事情經常發生,很多民眾利益都受到侵害,所以因此發生的『非正常死亡』就比較受人關注,因為人們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但是李旺陽所做的,比如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等,就不是大家眼下最關心的。」但他補充,一些人還會默默關注李旺陽事件,但就不願意公開談論,更遑論以實際行動聲援了。

在海外有較高知名度,曾經因為組建中國民主黨而被判囚12年的湖北異見人士秦永敏,去年5月曾在網上公開呼籲海內外各界有心人慷慨解囊,向當時剛剛出獄的李旺陽捐款,以解決他生計問題的燃眉之急。可惜,當時只在美國之音等少數長期密切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海外媒體,以較大篇幅報道這個呼籲。至於香港主流傳媒,直到李旺陽不幸離奇去世前,對他卻甚少關注。《陽光時務》記者近日曾多番聯繫秦永敏,但電話一直未能接通。

「普通人如果真要幫忙的話,那還是很容易的。即便他們知名度低,但是真正要瞭解到他們的基本情況,應該並不難。可惜的是,真正著手去幫的人比較少。」江棋生慨嘆,境外傳媒以至有關團體,以往一直很少關注「李旺陽們」這類知名度較低的長年受迫害異見人士,他們長年因此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我想對他們來說,經濟上最好希望能夠雪中送炭吧。他們中間不少人都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也很不穩定,也不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險。其次,在政治上,即便他們名氣不大,也應該如實地肯定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功績。」

身兼職工會聯盟秘書長的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李旺陽生前曾積極投入工人運動,其家人長年也生活結据。為了援助李旺陽的家屬,職工盟已為李家設立捐款專戶,目標是為他們籌集50萬港元,以應付李旺陽的後事和家屬日後生活所需,超出之數則將會撥作設立永久「六四紀念館」之用。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