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念大學的時候,聽老師講過一個故事﹕柳下惠在魯國當法官,三次被罷免。別人對他說﹕「先生難道不能到別的國家做官嗎?」柳下惠說﹕「如果我堅持做正直的事,去到哪裏不會被罷免三次?如果我願意妥協自己的原則,又何必離開祖國呢?」

這則故事出自《論語》,原文是﹕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不問成敗,只問對錯

我聽了這故事,對柳下惠有了新的認識。從前我只聽說他是個「坐懷不亂」的聖人,對他無甚好感。現在我了解到他天真固執的一面,便看出他的可愛來。不僅如此,這故事還為我解開了一個心結﹕讀過歷史書,我總感到自己對康有為和譚嗣同雖然同樣尊敬,內心卻偏愛譚嗣同。正如我看黃興和孫中山,明知後者的功績彷彿大些,也還是更欣賞黃興。原來,我的這點感情分,並不是因為人家在革命的路上死得比較慘,而是直道的魅力。

直道就是﹕不問成敗,只問對錯。「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無論背景多麼宏大,時勢如何趨使,在那具體的「生」與「義」不可兼得的一刻,渺小的個人必須選擇。這是原則的較量,沒有迴旋的餘地。所謂「曲線救國」,有時只不過是怯懦的藉口,良心的補償。我想,如果「枉道」體現的是人性的弱點,「直道」便是人性的光芒。

在網上看李旺陽的訪談,第一印象是他清晰的思路和洗練的語言,真教人眼前一亮。多年刑罰眦壞了他的身體,卻絲毫沒有使他混沌。在這險惡亂世,他無所畏懼,直道事人。當我對他的經歷多些了解,再看訪問,便認識到他的美德。他自己當年拒絕逃亡,但是從不貶低別人的選擇,對待曾經逃亡的朋友依舊像春天般溫暖,真誠地視他們為同道中人。他既不偏執,也不酸楚,他的憤怒毫不誇張,他的樂觀絕不煽情,他只是在堅持個人的道德。這樣一位真的猛士,長年受到非人的折磨,已然被摧殘得形如槁木,接受香港記者採訪短短幾日之後,居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自殺了,我感覺就像兜口兜面被當局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有些價值判斷,並不需要高明的政治智慧,只需要一點常識和良知。我雖不會口若懸河評論「六四」,可是對於「荷槍實彈」和「手無寸鐵」的分別還是一目了然的。這一次,一個盲人腳踏實地上吊身亡,得要多聰明的人才能看出事情的蹊蹺?問題是在一個指鹿為馬的社會裏,說句真話都能要命。所以,內地人每逢在「民主自由」的事情上被人「干涉內政」時,總是閃爍其辭辯解一句﹕「國情不同」。

價值判斷只需一點常識良知

國情的確不同。我小時候對「六四」的啟蒙認識,來自偷聽父母閒聊身邊熟人的八卦。當年我家遷居廣州,很快便結識了住在附近的同鄉張三和李四兩家人,他們都在本校工作,但是據我父母說,是「從北京『貶』到南方來的」。

1989年,張三在北京大學碩士畢業,李四剛開始走上講壇,一場運動就這樣把他們「花了底」,從此檔案裏記一筆不特止,戶口亦永不能遷回北京。後來,他們在南方找到工作,但是沒有黨的信任,升職是不可能的。好在兩人都有精明能幹的老婆,幾年間四處活動,上下疏通打點,終於悄悄「洗底」,改了檔案。

那時兩家人都住在簡陋的平房中,夫妻間吵起架來,總要我父母去勸。我既不知道「六四」是怎麼回事,對於這兩個參與者並沒有一點同情。張三是我父親的牌友,打得比我父親還兇,天天通宵打麻將,簡直不用上班似的。李四和老婆離婚之後,不斷和女學生傳出緋聞。他們評職稱的學術論文,都是花錢在期刊發表的。

我對於「六四」的印象,總是朦朧地和這兩個人牽連在一起。10歲的我看這兩個人,只覺得個人修養比國家大事更值得關心。現在看來,張三和李四在90年代的那種狀態,可以說是一種帶有時代感的消沉,我也許永遠無法想像他們經歷過怎樣的心路歷程。再以後,我看了很多資料,才終於把「六四」和柴玲分辨開來。

「六四」也不是李旺陽。他只不過是堅持自己對於「荷槍實彈」和「手無寸鐵」的價值判斷。他是一名君子,「六四」是發生在他生命中的一件事,他不願枉道事人,不願去父母之邦,結果他的遭遇比2000多年前的柳下惠更慘無人道。

我生活在這個時代,對於政治審美疲勞,但是當我聽說李旺陽的故事,我無法不把他記錄下來。如果今天的中國還能夠寫一部《論語》,孔子跟他的學生講道理的時候,大概每一次都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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