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6月14日 10:12:20

      再一个,是数据史料问题。
       先从明清史料谈起。大家知道,美国著名学者何炳棣的成名作是《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该书出版时,费正清写了序言,说:中国数字史料不可靠,何炳棣将是说这话的最后一人。可惜的是,追随其后的还大有人在。如珀金斯写《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分析中国耕地面积等数字,就把这话置之脑后。我的看法是,明清数字史料(特别是耕地数字)根本不能用,也不可能调整。著名的数量经济学家尚且吃了苦头,何况其他(刚刚得到消息,说何先生已经去世;庶几,高老头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已成为二书的接续)?
       到了二十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是从来没有丈量过土地(1982年宋国青曾有此建议,拟议三年完成),人口报告则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据中共中央党校沈宝祥在《领导文萃》2010:5《胡耀邦与华国锋》一文披露,1978年7月4日华国锋曾向胡耀邦表示,不能向外国宣布中国真实人口数字,“中国有九亿七千万人,我们不宣布那么多,宣布多了人家吓坏了,联合国会费要加几千万元”;现在,仍有人以为是以多报少,有人以为是有意多报),粮食产量以及库存数量更是问题多多(所谓“调查”不过是让粮食部门自报),官府自己都不相信(它也不依靠这些做“科学判断”),同学们岂能骤然拿来就用,就当作现代统计数字?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不少外国学者拿到这些“统计资料”,便大喜过望,陷入其中,大作起文章来,其实所犯的只是低级的错误(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龚启圣的弟子说这样做法落后大陆三十年)。
       几百年过去了,中国依然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说是传统社会吧,却丢了那一套“道统”,说是现代国家吧,却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高老师在课上说,中国是“二相社会”,“假天下”与“真实世界”同时并存(这是我在月初天则研究所的土地法会议上才悟到的,参见《关于反行为的理论性思考》),——我想,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也应该达致这样一个判断(反行为是从人类行为,潜规则是从行为规则出发),——这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不过,这也构成了一个挑战,也给我们做口述历史,开辟了好大一块天地。
       各位同学,你们拥有你们自己的优势,尽管去寻找那些“经验史料”(或所谓“质性研究”),怎能拿外国人当楷模,或充当什么“闻香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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