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观念适当的澄清，相信对历史转折关口的国人认识现实、选择未来，稳妥地推动民主化多有益处。
最近，中国官方又开始组织批判民主了，从一个侧面，也显示国人要求民主的呼声又到一个新的高潮。百年来有关民主的争论就不曾间断，如今更是观点纷呈。涉及中国面临的某些新问题，也有些国人近代尚未理清的旧困惑。因此，一种基于事实与常识的理性讨论，对一些观念适当的澄清，相信对历史转折关口的国人认识现实、选择未来，稳妥地推动民主化多有益处。限于篇幅，这里只择几个问题稍加讨论，就教各方。
西方民主、东方民主与民主
在官方批判民主论述中，策略之一就是将民主冠以“西方”二字。事实上，近代中国历史上这种观点已屡见不鲜。而在那些非民主国家，将民主设定为一种来源西方、与本民族传统相异、不适和本国国情的论调比比皆是，非中国独有。常常是独裁越甚、腐败愈烈的地方，这种论调越高。而今日中国最吊诡的是：这以民主来源为西方而加以拒斥的政权，口口声称要捍卫与坚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却是从西方而来，这显然是滑稽和缺乏说服力的。最保守的文化人士今日也无法否认佛教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强烈攻击西方者大概也正身着西式的服饰、用着西方人发明的产品，那作为制度和思想的民主，又为何不能被国人借用？显然，问题不在来源，而在接收者的选择意愿，认可的制度价值。
退一步说，现代民主制确产于西方，但时至今日，其实行者却何止西方。东方的日本，印度，台湾，韩国，印尼等地实行的民主，已将这所谓的西方民主转换成日常的政治运作，成为新的政治文化。由此，我们还能再将民主与西方全然划上等号？
尽管实行民主的东西方国家的具体形式可能有些差异，民主的制度和文化的成熟度也不一，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公民有权选择领导人；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国家和集体公共事务的权利；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除公民的授权外不具任何其他来源，并受到监督制衡。这些恰是民主的本质，也是国人迄今尚未解决而不得不再次面对的。而如果我们认可这些原则，假使有一天全世界包括西方都不再实行民主，我们不也该照样去肯定、去落实吗？
皇帝死了与政权合法性再造
“皇帝死了，中国人注定要去探索民主之路”，这是多年前笔者在法兰西学院一次相关演讲的开头语。在该讲演中笔者试图说明的就是，在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中国人诞生后，在作为处于传统中国政治和文化核心枢纽的皇权消亡后，中国人除了正面这种现实，勇敢理性地去探讨以民主的方式重建政权的合法性外是没有其它选择的。一日此问题未得到很好地解决，一日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内在紧张就不会消弭；不管政权一时显得如何稳固，也终难避免重大危机的发生。
高级民主与低级民主
其实，象在许多非民主国家一样，即使事实上没有民主，官方几十年来也从未敢公然否认民主这现代文明的巨流。常见的是偷梁换柱，用所谓的“（社会主义或其它）高级民主”来虚置具体的民主实践；用排斥所谓“虚伪的民主”来造成一种真实的专制。
显然，没有多少人会认定民主的形式已至善、穷尽。新的民主形式的探索、公民参与程度的提升、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创新，这是两个世纪来现代民主走过的基本轨迹，也体现了“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不断更新的社会运动的推动下，许多民主国家“与时俱进”，达成重大的制度更新、政治重组。妇女、少数族群权利的提升就是最新的例证。用创造更高级的形式来拒绝一些证之有效、长期经验与智慧积累的已有的制度形式，对此，我们除了可以将其视为“弱智”外，能找到的另一个解释就只能是“狡辩，托辞”。
再高级的都是从低级来的，这是常识。当年笔者在北大读书时朋友们之间就此开的玩笑今日看来依然有效：“我们住不起豪宅，我们只需要民居；我们不要那高级的民主，只要低级的。问题是，那高级的官员们允不允许？”
道德的民主与民主的道德
这种带民粹色彩的“高级民主”论，有时之所以还能幻惑和欺骗一些人，除了发展中国家人们常有的那种赶超意识作祟外，也许还与中国人悠久的道德政治观传统有关。 中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对民主制的道德期许是影响中国近代以来民主化正常进行的一个障碍。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在面临新的民主转型期来临之际，对人性的幽暗、恶的一面抱足够清醒的体悟，对 民主制只是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调节机制，不是君子理想国有更深刻的认识，都只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问题，避免过高的浪漫期许带来不必要的挫折和失望。
民主不是道德，它只给道德的生活创造条件；民主不是好人政治，它不外乎提供保护做好人的制度可能。民主下的争权夺利，不能反证专制下道貌岸然的合理；相反，因开放透明看到的某些政治人物的缺失，才让人们警惕，对其进行监督和制衡。
但是，民主的运行又不能没有道德。古希腊的思想家就清楚，一个民主制度能否很好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道德水准和公民意识。“因追求正义的能力，使得民主才有可能；而因人性的恶，民主才成为必要”。Reinhold Niebuhr 的这话，仍值得我们深思。
危机与转型
从毛这无皇帝头衔的皇帝到邓强人执政再到江胡时代的寡头政治，主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正递减，靠所谓的经济发展来弥补这种缺失只可取一时之效不可得根本救治之功。 经济发展能为民主化的发展创造正面条件，也可能因畸形发展造成灾难性后果，让民主化难以顺利展开。伊朗革命前的繁华以及革命后的后果皆可为一证。
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的逻辑，那种先自由后民主，先经济后政治的转型论述，在某些历史情境下或可成立，但在中国却很难成立。笔者一向认为，鉴于中国这种共产集权国家的约束条件，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经济和政治的改革、社会的更新和国家的再造必须相伴而行，双腿走路，否则便易成灾难。权力没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化，法治国家不可能得以确立，自由就不可能根本的保障，王立军、薄熙来亦如此，更遑论普通人。而民主没有法治的依托，就易成“一放就乱”的局面。
最理想的状况是执政者具有远见，清楚问题所在，逐渐启动政治改革，让渡权力，确立法治权威，社会活跃自组，形成运动和压力，逐层参与，达成转型。台湾“宁静革命”的道路大体如此。但鉴于六四镇压和二十多年的政策走向、执政者的保守，这种可能正在危险地远离中国。
那么，民主化的启动就很可能是危机造成，而启动后的民主化也就更容易与危机相伴——埃及等国家的现况又一次证明这一点。根源在于旧体制长期对公民社会的压制，社会与政治力量失衡。临此境地，历史中行动者的道德、责任伦理、理性与妥协技巧就将是转型成功的关键。而不管历史如何演进，今日公民社会的准备都将是未来转型顺利与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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