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同行的中国独生子女一代,曾被指责娇气任性、自我中心,当他们走入而立之年,工作、结婚、生子、孝养父母,在角色变换的层层“阵痛”中,经历着孤独、恐惧、无奈、挣扎。”

“独一代”是时代和政策造就的一代,目前全国独生子女总人数已超过1亿,占总人口的8%左右,9月25日,对于这些拥有或将拥有《独生子女光荣证》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应忘记的日子。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 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实施,迄今三十年整,这意味着生于1980年代初的独生子女一代开始进入“而立之年”倒计时。

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上海最早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公开信》发布后,作为严格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第一类地区,在1980年代独生子女比例达到了80%以上。

“三十而立”意味着责任与担当。从大家庭到小家庭,“三口之家”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当两个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包括四个父母、夫妻两个、一个孩子的“421家庭”将形成,独生子女夫妻将身负“不可承受之重”。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杨雄所长指出,“由于工作繁忙、压力大等原因,许多独生子女夫妻将孩子交给父母亲照顾,‘隔代抚养’非常普遍,‘421家庭’要特别警惕子女‘精神留守’现象。”

国家统计局1999年10月宣布中国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另据统计显示,上海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已超过260万。

面对父母的衰老,独生子女希望“跟他们住得近一些”,用“一碗汤的距离”来解决父母养老问题,跟父母亲住在同一小区或相邻小区,一碗汤送过去不凉,相互照顾、以尽孝心。

与改革开放同行的中国独生子女一代,曾被指责娇气任性、自我中心,当他们走入而立之年,工作、结婚、生子、孝养父母,在角色变换的层层“阵痛”中,经历着孤独、恐惧、无奈、挣扎。

我们无法从政策和数据本身去解读个体感受,只能选择倾听,来见证独生子女一代反思与改变、寻求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成人礼。


父母的养老问题对我来讲太难了


这是嘉泠第一次全家过中秋,公公婆婆从美国赶来,老公从首尔回来,加上爸爸妈妈,抱着儿子William,嘉泠很开心。

我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换好

本科毕业以后嘉泠进了一家电影杂志,在工作中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我们2006年结婚以后,就去了台湾两年,2008年William刚三个月我们又去了美国,在华盛顿住了一年。”

嘉泠妈妈抱着William坐在沙发上喝牛奶,假装吃醋的样子,说起美国亲家:“她现在跟公婆的关系比我们还好呢!”从华盛顿到首尔,两家父母轮流陪着嘉泠一家,嘉泠回忆起去年冬天在韩国:“当时下了膝盖深的雪,公公婆婆坚持带William出去玩,如果换我妈就不会了,肯定就在家里呆着了。两个家庭差异很大。”嘉泠摆弄儿子的钓鱼玩具,“18岁,美国人就把孩子赶出家门,中国父母做不到。而我们这一代受西方思维的影响很大,所以我跟公婆相处得很不错。”

2岁半的William能脆生生地读出小区横幅上“人口普查”四个字,这是嘉泠爸爸下班回家带着William散步时教的。“我爸妈在转变角色,而且已经转换过来了,但我觉得我还没有。生小孩子的时候也觉得没准备好,确实也不知道要怎么准备。”

“现在带着William,我还不想生第二个,我认为生第二个孩子给第一个孩子做伴的逻辑,是值得商榷的。等他大一些,我会用一种朋友的身份去跟他交流;等他18岁了,我也不会控制他,我们是平等的。”嘉泠4月从首尔回到上海,有父母搭手,也想着要找个工作做一做,“我们这一代人自我性都比较强,不想因为孩子的问题就牺牲了自我。”

去养老院?我还是有点“吓牢牢”

“我老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暂时还定不下来,他至少还要工作十几年,到时候我父母亲都快八十了。”

嘉泠现在要上海、首尔两地跑,这样的情况还将持续,如何兼顾家庭与年老的父母,让嘉泠很头痛。“父母亲提过进养老院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吓牢牢’。总归不放心,就像带小孩,找个阿姨,你放心吗?还是不放心。我老公他们家就不一样,他的爷爷奶奶一辈就是去养老院的,他们周围的人都是这样。”

这两天嘉泠在帮妈妈办签证,好让她去国外旅游休息,“等爸妈年纪大了,我想把他们接来一起住,可以方便照顾,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小家相对稳定。现在他们身体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出去玩玩,他们为我们这一代牺牲了太多,现在要学学享受。”


侯嘉泠 1981年12月27日生

上海人 已婚

自由职业

“5岁开始学小提琴,从初中到大学毕业,我业余时间都在学校的交响乐团里度过。所以,作为独生子女,虽然没有兄弟姐妹,却有上百个会乐器的团友。最最难忘的是好几次的出国演出,、欧洲,玩音乐的年轻人旅行路上的欢声笑语,成为我永久的美好回忆。”


我的“断奶期”太长


金健的书柜里放了满满一格火车模型,“去欧洲度蜜月,我们一起坐欧洲之星,我就迷上了火车,那是我们特别珍贵的回忆。”金健和盖亦辉结婚两年了,门口的大红喜字还很鲜亮。

以后还得帮孩子找朋友

“我们打算2012年要孩子,那时候她30岁,30岁以前生小孩对她好,对小孩也好。” 金健稚气未脱的脸上还有着孩子气,但说起宝宝计划,倒是有板有眼。

“从小弄堂到上大学,有同学、朋友,虽然不孤独,但还是羡慕有兄弟姐妹的同龄人, 我们毕竟也有这种精神需要,少了手足关心,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金健和妻子盖亦辉会经常找来一对对小夫妻一起玩,甚至连度蜜月,也是跟三对朋友约好的,“以后我们可能还得帮孩子找朋友。”

妈妈就是“田螺姑娘”

金健在工作中接触到很多不同年龄的人,“在学校读本科、研究生,一直受家里照顾,我觉得我的‘断奶期’有点长。现在跟上一辈的人打交道就发现,他们有兄弟姐妹,从小就会互相关心;而我们完全是在被照顾下长大,服务他人的意识没有他们强。”

没跟父母住一起,小两口会在周末跟父母吃饭,金健说:“父母特别理解我们,不想添麻烦,我妈妈就是‘田螺姑娘’,来做家务、弄好了就走,他们是想趁身体好,能帮忙就多帮一些。”

前一段妈妈病了,金健住回父母家照顾,“如果两边父母同时生病,就忙不过来了,所以我们天天都祈祷父母身体健康。”


金健 1981年11月2日生

上海人 已婚

国企职员

“七八岁的我爱看《阿童木》,幻想飞翔;十二三岁的我爱看《时光隧道》,幻想穿越;十七八岁的我爱看《恋爱世纪》,幻想爱情;二十二三岁的我爱看《老友记》,幻想独立;二十七八岁的我爱看《婚姻保卫战》,开始告别幻想的天空,脚踏现实的大地。”

去旅行 过不熟悉的生活


从甘南旅行回来,俞平把墙上的地图里甘南的位置用荧光笔画上了记号。每年俞平会给自己放一个长假,去不同的地方旅行,跟朋友,或者一个人。

不能读万卷书就走万里路

凤凰、河南、徽州、康定、厦门……“走路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回想起甘南的旅行,俞平仍很兴奋,“在上海不操心吃住,出去就要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去旅行,过不熟悉的生活,这是一种状态的转换。”想好目的地、约上两三个好友、搞攻略、出发,俞平要把她的“旅行方程式”一直坚持下去。

跟很多未婚的同龄人一样,因为结婚的事情俞平被家里催得很急,她说:“我们这一代习惯了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想问题,比如结婚,我现在倒是不急,能结就结;而孩子的问题,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提养老院是想为我们减压

为了完成研究项目的文稿,俞平经常要一个人在家用几天或者几个通宵写稿,“小时候都是自己跟自己玩,也习惯了。小学以前,妈妈上班就把我锁在家里面,他们要上班也没办法。”

“他们退休了,提出以后去养老院,我觉得可以考虑社区养老,去大食堂吃饭,不用天天做饭那么辛苦。当然,如果其他人去,就让他们去,如果别人家都不去,他们心里面肯定也有疙瘩的。”


俞平 1980年10月14日生

上海人 未婚

社科杂志编辑

“小学的时候,我看完《古今大战秦俑情》后莫名地难过,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年以后发现那或许是第一次体会到‘失落’。那时从来不会质疑学校教育的疏漏,但《中国少年百科全书》让我知道还有那么多事情是老师家长都没有告诉过我的。我后来逐渐倾向于做一个‘知道分子’,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吧。”


我有一个唱歌的梦


代伟在高校教务处工作,每天6点半起床赶7点校车到新校区,下午4点下班回到位于中江路的教师宿舍。


父母也是“别人”

“人生有两个词,智慧和慈悲。慈悲就是爱别人。” 工作以后,代伟觉得自己变化很大,“以前很自我,有特别自我的标准,遇到不合标准的人,我就会下判断‘这个人他怎么那样啊’,总是用自己去衡量别人,也觉得自己的想法没人可以理解。其实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代伟坐在琴凳上,往后靠了靠,“这跟一个人的成熟度有关。以前读书的时候,花父母的钱,觉得是一家人;现在觉得父母也是‘别人’,他们对你的好,一点一滴都应该报答,世上没有‘应该’的事情,没有什么理所当然。”

人一辈子总有个使命

“我相信,人一辈子总是有个使命的。要在三十岁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才能在哪里,有怎样的能量,选择什么道路。”

8年来,代伟坚持每天晚上去操场练习唱歌,“唱歌不是那么简单,张嘴就唱的。”2001年代伟开始跟着老师系统地学美声是,“练久了,就发现综合素质相当重要,基础一定得扎实,所以去年我买了钢琴,从基础开始补。但我们这个年纪,学起来慢,一个假期没练,就生疏得不行。”

“我有一个唱歌的梦。”唱歌的时候是代伟每天最自由最开心的时候,“我们现在很自由,有权做很多事,但你知道你想做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会茫然。知道什么一定要做、什么不能做,才是成熟的自由。”


代伟 1981年8月1日生

湖北十堰人 未婚

高校教师

“我最喜欢叶芝、席慕容和顾城,我也写诗。

  如壁虎

  蜷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

  如蜉蝣

  紧贴着汹涌的水波

  在这个城市最繁华

  最气派的地方 依旧有人

  蹬着那破旧的单车

  有时会安静地入睡

  也会愉快地歌唱

  谁赐给了这么珍贵且

  细微的幸福”


小时候总是拼命想装成熟


抱着收音机、抓着话筒,东东小时候总是爬在窗台上,学电台主持人广播。“现在我每天下午去电台录晚上的节目。”做着梦想的工作,东东觉得自己很幸运。

妈妈送我 回去就哭了

东东的CD架上有很多音乐、电影和旅行纪念品,“在小地方呆久了,我就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来上海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妈妈送我,后来她跟我说,她回去的时候哭了。当时我这个决定家里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我只考虑自己的将来,没有考虑过父母的生活,从小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大概被宠坏了。”

阳光从阳台和窗户照进来,东东坐在金沙江路刚装修一新的家里,“父母亲每个月工资加起来1000多块,我不做‘啃老族’,结婚、生孩子不想让他们多操心,所有的东西我想靠自己努力。”

没有话题

两个人会比一个人更孤单  东东周一到周五上班,到周末,便约上朋友喝东西、聊天、逛街,生活紧凑而规律,“小时候,自由对于我来说就是离开父母一个人生活;长大了,我知道一生要追求的自由,是两个人的自由,是幸福。两个人在一起,要聊得来、有共同目标、自由自在,当然不管是怎么样的自由或者幸福,总有打打闹闹的时候,但是我相信,如果没有话题,两个人会比一个人更加孤单。或许缘分来了就是来了。”


东东 1980年10月24日生

浙江湖州人 未婚

电台主持人

“80后,天蝎座,倔强的年代,固执的自己,感谢《将爱情进行到底》,得以让我站在青春的起跑线上,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在空中用声音勾勒只属于我的上海梦想。”


我要对他们的人生负责


前两天女儿小米刚过6岁生日,过完国庆,儿子小麦也满2岁了,看着他们在沙发上滚来滚去,Julian开玩笑地说:“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前途很渺茫。” 看着孩子打闹、尖叫,她眼睛里幸福的笑意无法掩盖。

小时候特别想要哥哥 有的话 一定很帅

茶几上、茶几下、沙发上、沙发下,客厅到处都是小米和小麦的玩具,Julian回忆起自己小时候:“我以前有个好朋友,一到假期不是去她家就是来我家,亲得不行,她不来,我就会觉得特别孤单。青春期的孩子总是有很多小秘密,最孤单的是有心事没人讲。我朋友可以把她心里的秘密讲给她姐姐听,我没有兄弟姐妹,所以特别羡慕。我一直想要个哥哥,有的话一定很帅!”

小麦不乖乖吃饭,Julian就让小米来喂;小麦闹脾气,Julian让小米去哄,总是特别有用,“最好玩的是,两个小朋友懂得比乖了!跟我们相比,家里的两个小朋友更懂得分享。”

我二十多岁就“立”了

18岁去新西兰留学,22岁生下了女儿小米,Julian说:“我把人家二十七八岁做的事情做了。人家‘三十而立’,我二十多岁就‘立’了。结婚、生孩子是一个阶段,生了孩子,我就要对他们的人生负责。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真是勇敢, 我们自己还那么小就决定生下来。到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成熟了,大概因为年龄也到了。”

Julian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光,“我离家很早,高中开始住校,然后出国、嫁人,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以后想要三家人、三套房子,住得近一些。可以一起吃个饭,享受一下亲情。


Julian 1982年6月22日生

上海人 已婚

自由职业

   “我并不喜欢动画片,直到《圣斗士星矢》出现。而真正留下印象的是爸爸给我的任天堂红白机,我们一起打魂斗罗,爆机那瞬间的幸福感至今依然清晰。高中时代陪伴我最多的是金庸全集。找一个安静角落,进入一段未知的历史。沉浸,沉淀,和心中的另一个自己对话。”

(刘行喆,东方早报记者。兰卉,东方早报记者。原文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21/2010/9/25/5208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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