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6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6月01日 特约作者/辛智慧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终身教授阎云翔认为,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崛起,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变化。(图片来源:财新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解读这些变化,一直是中外学界的一大热点。已有的解读一般多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入手,圈点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差异;即使有研究从社会角度切入,也多关注市民社会、社会分层、社会溃败等宏大叙事,少有关注中国个体道德观和价值行为方面变化的研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终身教授阎云翔的研究,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在新著《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阎云翔认为,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崛起,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变化。其实,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的知识精英就一直在呼唤个人的独立自主,希望通过再造“新民”“新青年”而再造中国。但是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五四”先贤迅速过渡到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呼唤上去。当前个体的重新崛起,似乎是对几十年前的一个回应,应该乐观其成,但是,阎云翔却发现,当前的这种个体化是处在政府掌控之下的,私人生活的充分自由与公共生活的严格限制,最终会导致“无公德个人”的出现。这种新出现的变化会将中国带往何处,值得关注。

阎云翔出生于1954年,“文革”初起时,全家被从北京遣送回山东老家。此后为了逃避饥饿,他逃往东北,被距离哈尔滨市50公里的下岬村收留。17岁到24岁,阎云翔在下岬村当农民。1977年恢复高考,他以小学五年级的水平通过死记硬背考上北京大学,后留学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从1989年开始,他先后多次回到下岬村开展人类学调查。特约作者最近在北京采访了回国探亲的阎云翔教授。

 

“无公德个人”的出现

 

财新《中国改革》:你的著作中提到,当前中国的“无公德个人”已然出现?

阎云翔:对。通过对下岬村长达15年的田野调查,我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的标准金额已经涨了10倍。更为重要的是,如今彩礼的接受者已逐渐从新娘的父母过渡到新娘自己。甚至常常是新娘与新郎联合起来向新郎的父母索要最大额度的彩礼,这常迫使新郎父母深陷债务困境。而新郎和新娘的合法理由却是个人财产权的观念和个人主义的说辞:新一代青年在索要彩礼和房子时的权利意识更强,常会声称他们对家庭经济是有贡献的,他们只是以彩礼的形式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份钱;更有一些伶牙俐齿的年轻人坚持认为,从家庭的财产中取回自己的存款只不过是在行使个人权利,这是个人自由和独立,或者说,这是有“个性”。而当我问到什么是个性时,他们的回答常常是“想做啥就做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后来发现,这个案例反映出来的情况,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具有普遍性。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得更多的年轻个体开始强调“我应得……”,在从父母那里索要更多东西的同时,却忽视了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义务。

财新《中国改革》: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阎云翔:我觉得这需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来看。

微观方面,在个体心理层面,村里的年轻人通过大众传媒和城市生活经验习得一套功利个人主义的说辞,从而有助于他们将自己对高额彩礼的追求合理化。在过去20年里,批评某人自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德约束力,因为村里的年轻人都把自私当做在市场经济中成功的重要品质。这就和西方哲学中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核心价值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几乎是所有个人主义定义中最普遍而基本的两个要素。另一方面,中国普通家庭的行为规范也出现了巨大变迁。首先,包办婚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基本消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父母开始失去家庭生活的控制权。其次,分家方式也由传统的所有儿子都结婚后才分,变为结婚一个分出去一个的方式,因为分家不分产,所以也逼迫新婚夫妇索要更高的彩礼。与此同时,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下,传统的孝道失去了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基础,再加上后来受到强调平等互惠的市场经济价值观的致命冲击,老人的赡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父母为了避免让儿子形成对自己不利的看法,从而使晚年失去安全感,也会尽量满足孩子的各种要求,如帮助已婚的儿子建立小家庭、提供最大数量的彩礼等。

在宏观方面,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后,从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抨击,导致了村民对社会主义的集体忠诚取代了他们对家庭的忠诚,集体主义取代了家庭主义,国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空间,为年轻人的自主性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但这种自主性和权利,不是来源于自下而上的抗争,而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集体化、国家政策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就使得年轻村民在家庭领域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并不是以同等努力投入到公共领域去获得独立自主。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又逐渐放松了对人们日常私人生活的控制。于是,市场经济和全球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成为了小到家庭生活、大到社会变迁的支配力量,这使得中国出现了和西方相似的情况。日常生活中消费主义的崛起直接激发了村里年轻人为了奢华彩礼而相互竞争。

 

“无公德个人”出现的原因

 

财新《中国改革》:如你所说,微观方面,似乎和我们对个人主义的误解有很大关系?

阎云翔:现在的个人主义和100多年来在精英层面、思想史层面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和描述是有直接关系的。除了在上世纪20年代被介绍进来的那几年,个人主义在中国从来都是负面的。只不过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消费主义浪潮的兴起,生活方式的转变,它的本质没变,形象改变了,过去觉得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现在变成每个人嘴上不说却能做的事情。自私自利、反社会、惟我独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有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归到了个人主义的篮子里。

这至少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实际上和集体主义一样,是处于一系列复杂关系中的一种思想体系。这些复杂关系基本上是两对——个体和社会、个体和其他个体。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更重要的是在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中间会经常插入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所以变成三对。在上世纪之初,介绍个人主义进来的时候,急于想解决的是个体和国家的关系,而且特别想把个体从家庭、亲属关系网络中解放出来,变成新公民,能够为民族国家的建立起作用。晚清以来的那些改革莫不如此,只不过只有共产党做成了。

这种理解,一是没有在存在的意义上将个体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另一方面,也没有理解,个人主义要处理个体和个体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层面,要更多地靠“平等”的观念来解决。

在西方,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平等不是说经济上的平等,或者是分配结果的平等,而是在存在价值、精神、道德等存在意义上的平等。这和中国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地认为,存在“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人在道德上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不可能认为生命的重量是一样的,死了都是同样的重要,都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那个年代还在议论,大学生张华为了救一个农民跳到粪池里死了,值不值得?

思考个人主义,需要认识几点:一是个人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一是平等观,以及在平等观的基础上才有的自由,这些在中国文化中是缺失的。中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本上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冲破罗网。正是因为我们对个人主义的误解,才使它成为反社会的,才是自私自利的同义词。

财新《中国改革》:宏观方面,你是否认为,中国社会个体的兴起并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现象?

阎云翔:中国个体化进程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毛泽东时代。当时,对社会的集体主义改造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出人意料地带来了中国社会部分的个体化。表面上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体主义的社会,个人全然失去了自主性,无法选择其生活或工作之地,更别说选择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了。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个人也被从家庭、亲属和社区所构成的传统网络中抽离出来,并摆脱了以儒家和父权为主的传统价值与行为规范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个人被号召参与政党国家推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并将自身重塑为政党国家的公民。对于年轻人和妇女来说,其解放意味尤为突出,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他们都得生活在祖荫之下的边缘处。

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各种社会主义实践恰恰就是去传统、脱嵌与再入嵌。换言之,国家将个人从个体-祖先的轴线上抽离出来而嵌入在个体-党和国家的轴线上。

后毛泽东时期的个体化进程,最初是作为对毛式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错误的自反性纠正而出现的,后来却逐渐走向了否定毛式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个体化进程告别了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旧貌,换上了市场经济和私营化的新颜。不过,个体化依然处于政党-国家的掌控之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个体化进程演变为两个层面的社会转型,一方面是个体的兴起,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个体化。个体的兴起主要反映在个人生涯模式的变化上,社会结构的变迁则是体制改革、政策变化以及市场经济带来的后果。

但不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后毛泽东时代,个体的兴起都是国家政策引起的,可以称作国家掌控下的个体化。这样的个体化当中,个人就一定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这与个人的传统定义相吻合,即个人总是服从于更大的集体,不论那个集体是指家庭、祖先还是民族国家。其结果是,中国的个体化的核心是个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迁,而不是西欧那样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范畴转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个分水岭。此前,在经济发展上,比如就业、社会流动等,只要国家“松绑”,给个人带来的基本是正面的东西,所以个人能动性特别强,积极参与其中;此后,当国家本来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医疗、教育等)在减少,而税收在不断增加,给个体带来了更多的损害,个体的不满和抵抗就变得很明显了。

 

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脱节

 

财新《中国改革》:“个体是手段”,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有无变化?

阎云翔:毛泽东时代(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中是完全否定自我的。当时能在整个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哪些个体呢?雷锋、焦裕禄,概括起来就是那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一切贡献给党”的人。政治上以及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是这样,需要的就是没有自我的人。这种对自我的全面否定,跟中国农村既有的传统亲属共同体上的观念形态也一拍即合,即要生儿育女、光宗耀祖,说到底就是要为别人活着,为别人奋斗。这个别人可能是你的祖先,可能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可能是伟大领袖,总而言之不是你自己。实质上,就是个体被当做手段而不是目的。从大环境上来讲,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往前推进了多少?

我认为,在私人生活领域推进了很多很多,但是在个体与国家、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基本改变不大。比如,目前在私人生活中的择偶、择业等问题上,已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在公共生活上,很多自由还根本不能有。说到底,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我们现在还是分隔的,这样就额外造成了很多苦恼。

在西方,这两方面是互通的。只是在个人隐私的保护上,这两者分隔得更厉害(所谓“私人生活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这两者是互通的。所以才能做到表里如一。所谓潜规则,就是表里不可能如一。这样的话,似乎就要重新塑造自己,知道在哪些方面要张扬自我,哪些方面要压抑自我。这似乎还不如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反正那时候完全没有自我,也不感觉到痛苦。对不对?

财新《中国改革》:这其实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国家掌控下的个体化”的具体含义。

阎云翔:对。就是说允许个体在某些方面崛起,却在另一些方面要受到严厉控制。

财新《中国改革》:你觉得这种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脱节,最终会带来什么问题?

阎云翔:当前在私人生活领域的个体化和自由度在不断地增加,而公共生活中要特别艰难地一点一点拓展,拓展的同时是没有合法性的。这种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的脱节,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如果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公开讨论,最终就会变形,会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比如,公民维权的努力本来有改善制度、变革地方治理的可能,但我听说,现在不但仅仅变成一件花钱买安定的事情,甚至有一些地方政府把维稳经费当成了一项重要创收来源,成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名目。这就和这一事件不能公开讨论有巨大关系。

财新《中国改革》:你认为,这种脱节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阎云翔: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倒回应了国内大多数人的共识,就是政治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整个的公共生活需要重新去思考、去构建。很多政治的设计要去重新思考,换句话说,就是要很多个人去参与,因为这么多个人崛起了,私人生活领域可以干这么多事儿,这一面已经变了。

比如,我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有一章在分析消费主义,就觉得在短期内,消费主义有助于把人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享乐,有利于稳定,但长期的效果会如何就存疑,因为这些东西最终还是会飞回来的,而且是在不同层次上飞回来,当个体的欲望被调动起来之后,他的要求也就会更多。

起初他可能有一双耐克鞋就觉得是活得像个人样,但可能后来他会发现有一双耐克鞋还是得不到尊重,这就变成了一个尊严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在私人领域尽管去享乐,但是不能够在公共领域辩论为什么只许这样快乐,不许那样快乐,这个张力只会越来越大。

财新《中国改革》:但现在的现象似乎是年轻人并不太关注个人以外的事情。

阎云翔:是的。但是这不证明他们感受不到痛苦。因为人都是社会动物,能够赋予自我意义的,一定是大于自我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一定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实现的。


© [email protected]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6/14.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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