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22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6月04日 | 评论(0)

拍摄者与被摄者运用的是同一种逻辑,当然,这点觉悟需要自我反省才能够达到

文/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郭熙志的《喉舌》(2009)像是某种“还债”的举动。他将镜头对准了他的单位——深圳电视台:新建成的现代大楼,明晃晃的落地玻璃,宽敞泛光的楼道,人们互相分开又连接在一起的公共区域,尤其是与他一道工作的同事们,《第一现场》或《都市频道》的电视台老总或一线记者。

除了主持人,平时这些男男女女都躲在屏幕背后,避免在观众面前出现。然而,既然他们成年累月端着机器对准别人,并以此获得丰厚回报,难道他们不可以偶尔贡献一下自己的影像,允许别人来拍摄自己?假如不允许别人在自己面前架机器,还有什么理由在别人面前举起那些长枪短炮?

这也许就是深圳电视台那些聪明绝顶的同事们,没有像赶苍蝇一样,赶走始终在身边骚扰不停的郭熙志的原因。如果说电视人像是“狗仔队”,郭熙志便是“狗仔队的狗仔队”。拍摄者与被摄者运用的是同一种逻辑,当然,这点觉悟,需要自我反省才能够达到。郭熙志有幸与他们的同事们,达成了“心有灵犀一点通”。

带着这样的眼光,就不必去问为什么这些衣着光鲜的人们,表情经常是如此颓唐,开会时一个个东倒西歪。毕竟,在日日相见的人面前,没必要再作假扮酷。但若他们开口,必针针见血,语不惊人誓不休。某些工作之余的休闲场景,散发着诡异的气氛,比如倚在窗户边说的几句话,等待竞聘上岗时的演说,其中充斥的“阴谋”气息,令人想起电视剧的情节。

故事的上半阕是:“出发了,又有猛料了。”面对被城管抢劫的群众,他们是耐心的;面对抵制外资厂长的停工工人,他们是同情的;穿行在停电停水快被拆除的老村深巷里,被保安团团围住,他们与村民一样是不安的。故事的下半阕常常是:“不能播出。”不断见到新闻的小生命胎死腹中,观众们会感到走进了一个媒体报道的“计划生育办公室”。

他们自然需要把感情更多地掩藏起来,显出一脸的讥讽,一身的嘲弄。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流露出真情的“惊鸿一瞥”。一位提摄像机的大哥,在公安局里拍摄因撒谎报警而面临处罚的十七岁少女。他循循善诱的采访,既是严厉的教育,又让人感到是在公安人员面前替她求情。一位叫做汪洋的年轻记者,在饭桌上与领导顶撞之后,在走廊里对同事们说:“不能自我阉割,否则得不到尊重。”所有在场的人们,眼睛都热了。

一位制片人离开,同事们念叨此人的好处在于“给我扛压力”,并希望新来的替补者也能“接着扛”。一位不到天年的女同事去世,大伙儿在殡仪馆哭得泪人儿似的,除了悼念,还有兔死狐悲的意思。当然,事情过后,他们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再次将自己隐藏起来。玩笑也不能开得太过分——此前一位叫做大宝的老兄,就因为写思想汇报材料时说了一句玩笑话,被停职了。

头儿开会时这样要求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做是社会事件的记录者。其实你是搞政治工作的。搞政治肯定有对和错,‘左’与‘右’,(有)这方面判断是非的标准。如果这件事情对党的事业不利,对群众生活不利,最好不要去碰。”在场一些十分年轻的记者编辑,显出一种似懂非懂的表情。“喉舌”,对他们来说,是一门需要单独掌握的专业课题。

片长180分钟,有人认为需要再精炼一些,但我恰恰认为这正是这部纪录片的优点。郭熙志放进去许多看似无关的细节,那些远离主题的碎片,不停地游离出去,又不停地找补回来,庞杂而丰富。

就像人们在收听广播时,同时听到周围的许多杂音和噪音。只有包含了更多碎片的混杂叙事,才能释放我们尚未被完全理解的生活本身。比如在被拆迁的老村深巷里,两个天真的孩子被摄入了镜头,他们像小动物一样被母亲关在了屋里。不安气氛中这一小段插播,透出一丝人类生命坚韧的底色和阳光。

郭熙志1990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从安徽的电视台辗转到了深圳。拍完这部片子后,他便离开了深圳电视台,现为深圳大学传媒学院教授。他的另外一部纪录片《渡口》,陆陆续续已经拍了十余年,有关他的家乡安徽铜陵市大通镇。这个在历史上发达富庶的地方,如今已面目全非。他自称“这是一件值得花更长的时间甚至一生去折腾的事”。


© [email protected]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6/04.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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