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崛起”?

我多次指出,国人的拿手好戏,是为一个模糊口号热血沸腾。这“崛起”的口号喊了少说也有百年了,到底有些什么内涵,到现在似乎也未界定。我的理解是,它是“富强”的同义语,或曰“富国强兵”,这是先贤从自强运动以来的百年追求,似乎也是一般国人理解的“崛起”,或起码是可以落实的比较具体的内容。至于“在文化上引领全世界”则似乎是近年才追加的内容。之所以有这追加,是因为人们开始发现,光是“富强”还不够。法国总统“中国若不能对外输出价值观,就不能称为大国”的话语,似乎给咱们首先带来了“软实力”的概念,但这观念还远未在国人中普及。大多数国人理解的“崛起”,似乎仍只有“富强”的物质内容。

二、中国富强了么?

当然。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见所未见的规模最为巨大的经济起飞,如今中国业已“坐二望一”,取代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在西方一片狼藉之际俨然成了国际大施主。新近胡锦涛才访问了丹麦,给该国带去了几亿美元的厚礼,为深陷凄风苦雨的该国带来了一线生机。这是三十年前我辈根本不敢梦想、也绝不会相信的货真价实的奇迹。

不仅如此,中国的起飞还与南美不同,财富虽然主要集中于权贵手中,但平民百姓也能分到一杯羹,而且那羹汤也未必那么稀薄。

上次我们去台湾,就遇上大批大陆访客,一个个土头土脑,都是小城市里出来的。记得我在台南旅馆里攀谈上的,是河南许昌来的游客。在我印象中,河南在“解放”前出名的是“水旱蝗汤”,“解放”后则是“信阳事件”。大串连时去该省,在省城郑州唯一能买到的街头小吃是烤白薯。路过兰考时,但见黄沙白碱茫茫,让我这当时还未去过沙漠的人想起岑参的诗:“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可如今那鬼地方的“古早”佬与“古早”婆们也能爽快掏出五六千块来,到异国去旅游了。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前些天我才听老婆子说,她的发小(或闺蜜)们才去什么“欧洲深度游”回来。太太是童工出身,小学毕业就进了厂,发小都是没文化的憨工人。当初千古奸相朱镕基把厂送给私人,把他们一脚踢到大街上,从此生老病死,各安天命,与政府再无相干。前些年他们一直在水深火热里挣命,但前段胡温补救了这恶政,规定所有失去工龄与公职的人在交了一定钱后,都能获得国企退休工人待遇。她的发小们还打赢了官司,逼着那抢走工厂的前厂长退出点赃物来,对被他遣散的工人弟兄作了经济赔偿。于是那伙道道地地的普罗便欢欢喜喜地花了两万块,去欧洲“深度”了一番,还买了大包小包提回国内。这是“只能吃饱肚子”么?

所以,我完全同意某国内网友的看法,以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言,发达国家也不过如此了,再没有什么值得国人羡慕的。

这是“民富”。“国强”又如何?“神九”就在那儿摆着。说实在的,它让我既觉意外,又感自豪。意外者,我素知中国最差的就是材料工业与工艺水平,这不光是技术问题,更是国民的性格问题,然而航天工业最讲究的就是材料与工艺。以国人好拆烂污的传统,居然能实现这壮举,什么事故都没出,不能不令我跌碎眼镜;自豪者,我毕竟一度忝为中国人,当然要为这全民成就心花怒放。

“强兵”又如何?据最近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反潜巡逻机“高新6号”已研制成功。现代化的大型反潜巡逻机是集高技术于一身的产品,目前只有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能制造。该机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能制造大型反潜巡逻机的第5个国家。不仅如此,该机无论在平台设计、电子设备、侦察手段及现代化程度,均高于美军的同类飞机P-3C。“高新6号”可搭载超过10名乘员,包括驾驶员、雷达员、声纳员、搜潜员,以及技术分析、声纳吊放、武器操纵等人员,形成集侦察、分析、攻击于一身的反潜体系。据说它可在20年内,使中国反潜技术领先周边国家,监控范围可复盖至美国的第二岛链。就算这报道中有诸多水分,那也不能否认,中国起码是一个地区强国了。

所以,似乎可以说,“富国强兵”这一鸦片战争以来的全民目标,如今已基本实现,而且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这是讨论问题的基本出发事实。若连它都不承认,那就没有什么独立客观可言了。所谓“愤青”与成年人的区别,我看似乎也就在于“是否能排除感情干扰,直面现实”这一点上。

三、几家欢乐几家愁?

以上当然不是说“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且越来越好”(这是我上中学时考“时事”必不可少的答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贪腐导致的贫富极度悬殊的制度性危机,这是连官方都承认的。

根据中文维基百科全书,在2009年6月份舉行的中國政协十一届常委会會議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据两年前的新华社文章,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则指出:“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在这问题上,国内外的看法相当一致。2008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减少不平等,中国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长》的新闻稿,并公布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它国家一大截;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低微小,远远高于印度、韩国、。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不得不让人怀念“公平的增长”的典范:韩国和台湾。

根据去年官媒的介绍,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披露,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目前仍在继续上升,这是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近10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尤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集中,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几位网友都指出了这个问题,有的网友还说,以户口划分,有两个中国存在。其实我早就说过了,有两个中国,城市中国与农村中国,后者是前者的殖民地。当然,这些年来,农村也极大地变富了,沿海农村都是洋楼,与欧洲农村景观并无区别。但在内地仍然较差。其实哪怕是在城市,也照样有两个中国。《联合早报》两年前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

“把目光转向中国社会的另一端,在广州的一个典型城中村里,街道狭窄、电线满天挂、污水垃圾横行霸道、各色人等杂乱、房子潮湿且缺乏光线,但很多外地来的农民工却愿意住在城中村里;他们的房子里大多空荡荡的,一般城市人家里‘理所当然’拥有的洗衣机、冰箱、空调等,他们都没有。

在中国各地,社会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的问题日趋严重。在广州,问题更加突出,隔一条街,就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例如广州大道中的东侧是珠江新城——广州的新中央商业区。这里高楼林立、规划完善,街道整洁等;广州大道中西侧则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有个城中村叫杨箕村,这里的房子外墙肮脏、毫无规划、卫生条件简陋……。”

这可不是湾仔们造谣诽谤,国内官媒也披露,就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据说仍有几百万居民居住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多是当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挖出来的人防工事)里,大家不妨去见识见识土拨鼠们的生活方式,这儿就是链接:

http://old.dongxi.net/b03W6

当然这景观很可能就要不复存在了。北京市政府官员在年初表示:“北京市的地下空间尤其是社区内的地下人防空间,以前都是用于出租、经营,从2011年开始,市政府开始逐步腾退空间,租户到期后不再续约,而是把这些地下人防空间交给街道社区,成为社区文艺活动场所。”只是人并非厌光动物,住在人防工事里不可能是主动选择。政府把这些付不起地面房租的人赶出来,让他们上哪儿去栖身呢?

所以,即使光从物质水平来看,中国的“崛起”也有点偏瘫的意味,亦即以牺牲社会公平为沉重代价。这种“崛起”越猛,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就越深刻,其可持续性也就越成问题。

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已有网友指出了,那就是精英们的心态在我看来很反常,很不健康。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今似乎构成了大多数精英的人生哲学。其心声已经由李银河同志在其博文中抒发过了:穷人就是失败者,就是卢瑟,贫穷本身就是原罪。社会决不能向弱者屈服,否则只会回到当年的一穷二白中去。

这与“解放”前的精英的心态可完全是两回事。据国内历史学者黄文治先生的调查,大革命时代前后,在农村鼓捣穷人造反的,都是那阵子的“官二代”与“富二代”,真正的穷棒子没几个。他的翔实调查与我本人的道听途说完全一致。其实中外都如此。我在西方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官二代、富二代乃是力薄儒(liberals)的生力军。富家子弟非但不为富不仁,反而对财富具有浓厚的原罪感,对社会不公具有超敏感,极度同情弱势集团。为美国黑人争民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的肯尼迪兄弟出身豪门,而共和党人的中坚则多来自于中产阶级。将财富视为才能、成就与尊严,将贫穷视为无能、失败与可耻,将贫富悬殊视为天理大义,乃是如今中国的富二代、官二代们独有的心态,古今中外未之见也。

这种骄奢淫逸的心态会怎么激化社会危机,我难以断言。可以说的只是,不管是在什么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能量分布都很不均一。能量最大的就是精英阶层,只有这批人才真正具有改变社会制度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多数都认同“李银河理论”,那这个社会的贫富悬殊的病态就绝无可能被消除。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暴富,总给人一种“虚”的感觉。上引新华社的文章指出,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和少数商人垄断了市场的买方与卖方,“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

问题还在于,这种暴富根本就没有可持续性。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矿产,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卖房子其实就是卖土地),靠这发家难乎为继,而指望证券业来富国强国的美梦,已被冰岛全国破产的现实无情打破。难以持续的暴富,伴随着史无前例的社会不公,其中蕴藏着的凶险似乎不待智者而后知之。

所以,刻下中国的财富“崛起”,似乎只能看成是现在进行时。竭力预防它化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昙花一现的“盛世”,就是中国精英们不容逃避的严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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