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潇行游: 民主后伊拉克的好生活促成了阿拉伯之春

是民主后伊拉克的美好生活才促成了阿拉伯之春

      依照CCAV,民主后的伊拉克民众还生活在水生火热中,战乱爆炸不断。但在大量的赴伊拉克经商的浙商人眼中,在伊拉克民众的阿拉伯邻国居民中,伊拉克已从原来专制下的贫苦、压抑中过上了幸福、太平、富足的生活,人均收入从原来的几百美金变成了民主后的一万多美金!!!就如巨变后的东欧一样!民主是源头,民主如此美好,引阿拉伯英雄尽折腰,于是经过几年蕴酿之后,阿拉伯之春的序幕就拉开了!

   10月20日,一张卡扎菲满脸血迹、重伤身亡的照片震惊了全世界。和萨达姆一样,他也是在逃亡的过程中被人从洞里拉出,遭到百般羞辱后被处死,死后被放在米苏拉塔的一座冷库里供民众参观。

 

  卡扎菲是“阿拉伯之春”中丢掉性命的第一个国家领导人。显然,这场变革仍然方兴未艾,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安全部队向抗议者开火,但这并未让抗议人群停止呼喊“轮到你了巴沙尔”;也门人对总统萨利赫说的也差不多,他们喊道:“卡扎菲死了,你就是下一个哦,刽子手。”

   值得关注的是,从突尼斯到利比亚,从西方军事打击到卡扎菲的惨死,均没有引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大规模的反西方浪潮,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阿拉伯之春”更多诉诸于自身的自由、尊严、公正,更为关心自身的前途命运,这是这场变革最值得关注和鼓舞人心的所在。

  只是“成王败寇”?

  在国内,对卡扎菲下场最典型的评价是“成王败寇”。这种看法在透露出对卡扎菲的哀怜同情之外,更告诫在台上的其他统治者无论如何不可放弃枪杆子,要更加残酷无情,把各种反对意见消弭于萌芽之中,方可避免卡扎菲式的命运。

  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逻辑,片面强调力量、国家机器、暴力的作用,而抹杀了“民心向背”这一基本历史规律的作用。而对这一规律的背离,才是对卡扎菲命运的最好阐释。

  42年前,27岁的卡扎菲以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那时的他年轻俊朗,意气风发,高举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与欧美抗争,借助石油收入,把利比亚从一个落后的部落社会变成了具有一定现代化程度的国家。在外交上,他以埃及的纳赛尔为榜样,以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富强为最高理想。那时的他,是时代的宠儿。

  然而,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执迷不悟。卡扎菲渐渐开始对内打压异己分子,限制言论自由,让家族和亲信垄断了政治和经济特权。他的一个怪癖是喜欢在电视上直播绞刑,以对民众起到震慑作用。此时的他,已经蜕变成了以代表人民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的现代政客,其专制性对人民的奴役与摧残,比之王权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以横死枪下了结了一生,被时代彻底抛弃。

  显然,这是另一种“成王败寇”的政治逻辑:当统治者视民众为草芥,享受着不受制约的权力带来的为所欲为时,其不可避免的代价,就是将来有一天被民众视为仇寇而抛弃。

  时代已经变了

  有人说,卡扎菲执政42年也并非一无是处,以人均收入论,当今利比亚已达上万美元的富裕国家水平,民众识字率等各项发展指标都居非洲前列。问题是在专制独裁政权之下,“人均收入”只是纸面上的数字。人类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公平公正的财富分配。在充斥着石油美元的阿拉伯世界,这一规律同样适用。在利比亚,年轻人的失业率达30%,在资源丰富的东部地区18-35岁的人失业率达50%,管理工作的薪水是2000到3000人民币,而物价是中国的两倍。传说中过万美元的GDP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而放眼整个阿拉伯世界,自1980年到2004年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这一地区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相同。在3亿总人口中,贫困人口却接近9000万,至少7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00万人失业,失业率甚至在沙特这样富甲天下的王国也高达30%。如埃及近一半人口、约旦约1/4的人口都处于贫困线以下;也门230万人口中近半数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2美元,1/3的人长期挨饿。人民在痛苦中煎熬,王公大臣们却用万亿石油美元,在海外穷奢极欲,排场腐化。有统计显示,阿拉伯世界有1/3的GDP被腐败所吞噬。

  而从政治上看,阿拉伯世界也一直是盛产独裁统治者的地方:布尔吉巴统治突尼斯长达30年最后引爆民怨被本•阿里夺权;本•阿里又执政23年并重蹈前任覆辙;穆巴拉克在位30年依旧不肯放权;也门总统萨利赫掌权33年誓言不下台;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台42年依然为权力而战;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位30年后儿子接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幕后台前操控国家35年直至被送上绞架;阿拉法特主持巴解组织近40年。

  这一切,在那个以革命和斗争为主旋律的旧时代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近10年来,互联网和科技进步已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打破了旧的权力等级制度,追求更为平等公正的互动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时代已经变了。

  “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力堪比苏联解体

  “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力,应该是国际关系中一场可以与苏联解体相提并论的重要事件。阿拉伯世界历史上也是西方的强大对手;阿拉伯世界控制世界经济的石油基础;阿拉伯世界属于西方认定的“非我族类”,占全球十多亿穆斯林的1/3。两次变革的结果,都是把一批国家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

  当然,民主和稳定的确立并不是革命的必然结果。更可能的结果,是权威的崩塌导致的权力真空和混乱。长期的权威主义统治使中东国家没有真正意义的反对党,中产阶级远未形成,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统治、世袭制等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在中东国家还比较普遍,政治生活中缺乏严格的分权制衡或有效的监督机制。这都意味着“阿拉伯之春”只是变革的开始,而远非结束。一个国家人民的幸福和自由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可能靠别人的恩赐,而必须来自自身的探索和争取,而这一过程通常都是艰难曲折的。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关系错综复杂。始于19世纪初的学习西方的思潮,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宣告终结。阿拉伯人视自己为西方政策的永久受害者,一代又一代的阿拉伯领导人迎合和推动着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仇恨,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个人声望和好处。在这样的语境下,知识分子甘于当彻头彻尾的反对派,不断批评其政府在反以和反美立场上的不够坚定。没有人关注怎样建立一套以权利为本的现代政治新秩序,令国家富强起来。穆斯林对现实的不满一点点地被偷换为对西方的仇恨。

  可喜的是,此次的“阿拉伯之春”并不是建立在对西方的仇恨之上,反独裁、反专制、要还权于民、要工作,阿拉伯世界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审视和批判自己的内部问题上。而与以往主要由上层统治者和外力来推动的模式不同,此次的变化是自下而上的,这代表了阿拉伯社会的日趋成熟。鉴于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特性,它们在现阶段的政治改革中,必须汲取伊斯兰政治中适合于当下社会环境的合理成分,努力生成现代与传统政治结合的具有中东特色的民主政治。

 

        时代变了,新的一幕开始了。。。。。

类别:社论杂谈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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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3日, 7:00 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