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的民主和保守主义的宪政

  世界现代化包括政治现代化是一个自西而东的过程。西方现代化第一批成熟的国家无疑是英、美、法,它足以为后来的东方国家所法效。但从宪政与民主的分野来看,英美法并非一个体系,如以国体为例,美利坚和法兰西都是共和制,属于民主国家。但从政体角度看,英美又是一体,都是宪政优先民主。东方作为现代化追赶型国家,对英美法走过的道路,便有一个参照和选择的问题。
  落实到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清王朝末期。这是一个衰朽的王朝,面对它,有两支政治力量在交锋。一支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良派,一支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激进主义革命派,它们之间因政治理念不同,几乎势不两立。
  就其政治理念,这两派拥有不同的西方资源。孙中山及其同盟会,取法对象是美利坚和法兰西,他们看重的是美国和法国国体意义上的共和革命,试图建构一个民主国家。1905年创刊号的《民报》,有四幅开卷图画,除首尾两幅为黄帝和墨子外,第二幅是“世界第一民权主义大家卢梭”,第三幅是“世界第一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第二号卷首的图画则是“法兰西第一次大革命之真景”,内容描绘的是1789年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的情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中民权即民主。在《民报》发刊词上,孙中山这样解释民权:“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由此可见,孙中山革命派的路径取向主要是法国大革命,像法国人民推翻路易十六一样推翻满清统治,非如此不得实现共和民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孙氏革命派那里,其取法不是立宪意义上的美国,而是共和意义上的美国。立宪对于革命派来说,排序在民主之后。他们反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清末立宪,而是主张革命后的民主立宪或共和立宪。《民报》第二号有署名“寄生”的文章,题目是《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其中的政治逻辑即民主优先宪政。
  当时正在进行的清末立宪,其代表人物为梁启超(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康梁的思想资源不是法美,而是英伦。1902年梁启超在其《政治学学理摭言》中明言:“宪政之母,厥惟英国”。当年英伦立宪,始终是在王室的框架下展开。1640年英伦清教革命,中经克伦威尔的共和之乱,给几十年后的光荣革命以足够的教训。它以限制王权而非消灭王权为旨归,最终完成了几百年来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的转型。清末立宪派走的就是英伦道路,他们不是要推翻清王室,而是逼着它往英伦立宪的方向上走,最终虚化它。所以,相对于孙氏革命派的激进主义,康梁的政体改良显然属于政治保守主义。梁启超辛亥后自谓作为政论家,恪守的一个原则是“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国体有二,一君主一民主,问题是从君主到民主,势必经历枪炮革命,而且会引发长期的政局动荡,法国大革命即如是。政体亦有其二,一专制一立宪,从专制到立宪,因其国体维持不变,有可能避免大规模的暴力与流血,如英伦光荣革命。梁启超认为,两种国体都可以立宪,但看现下的国体是什么。如果现在的国体是君主制,那就尽可能走君宪道路,不必刻意鼓吹革命,像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不但让立宪艰难,反而会形成新的专制。因此,面对清末专制,康梁的路径选择,不是法式民主,而是英式立宪。但这并非立宪派就不要民主,1902年,当梁启超还倾向于革命时,其师康有为写信给弟子“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内中这样指出:“盖今日……由君主而至民主,正当过渡之世,……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因此,康梁解决专制的政治排序是先立宪后民主,这是典型的英伦道路。
  中国20世纪的开头正值清王朝的末期,满清这最后十二年(1900-1911)可谓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点。根据以上,可以看到,正是在起点上同时延伸出两条道路,英伦路线的君宪和法兰西的共和。尽管两条道路各有其合理性,但走上其中任何一条,都会形成不同的历史格局。1911年,辛亥枪响,共和宣告成功,君宪落下帷幕。清代王权政治变换为中华民国的民权政治,中国自此号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一百年下来,本土宪政成绩如何,从历史到现实,想必大家有目共睹。今天,我们作为后人,实应从理性角度重新评估20世纪初的那段历史。
  面对清末专制,民主是解药,抑或宪政是解药,这是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争执的焦点。这里,民主解决即革命解决,故辛亥革命一直被我们的政治主流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区别于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孙中山看来,专制厉而民权起,因此只有靠民主才能终结专制(但,孙中山三民主义乃民族主义当头,所以梁启超指出同盟会的革命其实是带有复仇主义色彩的种族革命)。只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革命派未曾考量,如果民主本身表现为革命,它固然可以推翻专制,但,随之而来,是不是会形成自己的专制,即“民主的专制”或“共和的专制”?
  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现象。该现象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分明形成一种规律,革命在取缔以往的专制后,更诞生了由它自己所形成的专制。法国革命,从革命前路易十六的专制到革命后罗伯斯庇尔的专制,然后又延伸到拿破仑的专制,几十年间,无有已时。然而,历史不独法兰西,后来踵继法国大革命而起的俄国十月革命,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幸这样的例子几乎版本不变地又延伸到中国。即以辛亥论,共和之后,取代清末君主专制的就是袁世凯的共和专制。然而,20世纪的专制并非到袁为止,从袁后的北洋专制到国民党专制……,一路延伸,我们委实不难看到:政权越往后,专制程度越甚;而且其专制程度又正与当初民主革命的烈度成正比。因此,这不妨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经验,从法兰西到俄罗斯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路径,从来就没有解决过专制问题。其所以如此,就在于革命本身就是最专制的东西。
  这时,回过头来看被历史淘汰了的梁启超,便不难发现我们的历史在哪儿出了问题。问题就在这百年政治现代化的起点上。和同盟会不同,梁启超是用宪政消解专制。专制如果是指一种权力既不分权,又凌驾法律之上;那么,清末宪政恰恰是设议会以分解君权,并将其置于宪法内而加以制约。梁启超把同盟会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称之为种族革命,把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并举措称之为政治革命。在他看来,政治革命就是“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在梁看来无论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都是政治革命。但,“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这是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中的表述,他其实在辛亥前就预见到同盟会的民主革命,注定形成革命后的民主的专制;并且这种专制给立宪带来更大的难度。
  人们都说历史不能假设,就历史事实而言,固然如此。但历史在当初却不止一种可能,它并非必然走不通。因而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们确实无以回避对历史另一种可能的探究,哪怕它并未变成现实。一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俨然成了英伦道路和法兰西道路的试验场。虽然,激进主义民主在这场博弈中取胜于保守主义的宪政,但回望历史,分明是英伦经验更切合中国古老的现实。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拥有漫长的君主传统,美国的新共和并不骤然切合传统君主制的中国。相反,同样拥有君主传统的法兰西因效颦美利坚,政局板荡,长达八十余年。它本应该成为中国取法西方的反面之例,正如英伦经验对清末中国才具有正面性。但,历史是人的作业,当年我们的选择正好相反。辛亥学了法兰西,后来我们又学了效法法兰西的俄罗斯。民主革命从旧到新,一仍其贯,终于写就了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的20世纪专制递进史。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



2012年7月27日, 3:15 上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