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17号刊发的《人民日报》记者的一则报道说, 在中国各地外资企业中,建立中共党组织“变成一种潮流”。评论界人士表示, 这是对于社会管控松弛趋势的因应。

外资企业成立中共党支部历史不长,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要算2006年沃尔玛中共党支部的成立,而外企职工成立中共党支部形成“潮流”则是近几年的事。

北京律师唐吉田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组织的多元化,中共对社会的管控趋于松弛,所谓外资企业“纷纷”建立中共党支部,则是对这种松弛趋势的因应。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近些年来经济多元化以后,作为执政阶层对于社会管控削弱的一种必然的反应。因为所谓一元化领导现在虽然不公开讲,但是从基本的思路上还是这样一个操作,所以从官方的层面当然是希望中共的各级组织都能覆盖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资金、人力各个方面肯定是在这个方向上要做一些清洁,”

唐律师说,外资企业允许职工成立党支部,可以看成是为了适应中国的潜规则所作妥协和让步。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可能是一种入乡随俗吧。因为在中国大陆经商、办实业和在自由民主国家如欧美有一个区别就是很多潜规则必须要适应,必须得使用,如果完全都是照章办事的话,可能有些地方是行不通。为了自身的利益,肯定也要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这可以说是互有所需吧,这里头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它一旦深入到中国大陆以后就会发现表面上行政或者是司法机构在和这些企业打交道,但是真正能够左右一切操纵一切的实际上还是执政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属于组织当中核心位置的一些人,所以外部企业允许这样的一些机构设立包括一些活动,就和前些年好多私营企业以各种方式去戴红帽子有相类似之处。”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朱永德表示,外国投资商允许成立中共党支部,也许是为了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有一个沟通谈判对象,认为这对于稳定职工情绪、维持生产秩序都有帮助。

“因为劳资纠纷问题越来越多,而且劳资纠纷到底什么人发起的,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劳资纠纷是个很大的问题,你不去理它也不行;你理它,如果要完全按照它的要求做的话,那它赚不了钱怎么办呢? 所以外国人觉得也有好处,这个可能对双方都有好处,我初步判断是这样的。所以假如这个完全能够妥协,能够有稳定性,可以稳定劳工的工作情绪,所以他们借用共产党的力量去多多少少更多控制一点劳工的活动,这个对中国也不无好处。”

唐吉田律师表示,企业职工应当通过工会组织来维持自己的权益。

“从长远来讲, 有过多的党团在企业当中活动,而不是通过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工会来维护员工的权益,来调节劳资关系,我想宣传得再好,效果不见得能达到乐观的这种情况。”

在被问到对当下一般人加入中共的动机以及中共的执政前途有何评估的时候,唐律师表示,相当多的人加入中共是出于功利主义动机。

“以往相当多的人不管是读书多还是读书少,他有种理念,从精神层面对这样一个组织他有一种渴望。如今自从世俗化的大门打开以后,相当多的人实际上更多的带有功利的心情 ,用俗话说向组织靠拢。他肯定有胜极必衰的情况,再加上权利不能制约,越来越形成一种物化的特权阶层,与大众的利益形成鲜明对比。我觉得如果没有有效的调整,没有及时的转型,把这个身段儿放下来,还继续说一套做一套的话,我觉得虽然是不能具体的预期多长时间,但是这种看起来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有可能像古代所说的黔驴技穷的一天是会出现的。”

朱永德教授表示,中共面临很多问题;在他看来,中共既有拒绝变革的一面,也有必要时愿意变通的一面。

他说,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必须作出“相当的协调”以保持执政地位。这里所说“协调”,其语意类似于“妥协”。

“共产党现在是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它不到必要的时候它并不愿意改,但是到了必要的时候它也愿意改。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不是叫我很吃惊,叫我觉得这倒是很妙。为了十八大,八月份北戴河会议要开,这里面江泽民提出来可能要平反‘六四’,你说这个可不可能呢?”

记者:“朱教授,所谓江泽民建议平反‘六四’,只是一个传闻而已。”

朱教授:“共产党碍于这种世界环境跟国内情况,现在网络里面的舆论已经慢慢地形成了,换句话说,虽然没有言论自由,但是网上的自由现在显然也起一种作用。那么在这些因素当中,向外旅游的,到中国来访问的,现在出入很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要做相当的协调啊。”

据《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在中国的一些外资企业公开招聘中共党建工作人员。

日本某公司驻中国首席发言人还说:“你们党组织的目标任务与我们企业的目标任务是一致的。”

这位发言人的话有点令人费解。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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