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命運或許不一,但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姿態,不約而同地被政治環境與成王敗寇的文化思維所壓制,而不被社會所認識。我們該當如何建立一個大開大闔、光明磊落、沒有悲劇情懷的反對者形象?

文/張釗維

公 元七百年左右,陳子昂在今天北京附近的幽州台上吟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的詩句,千古傳頌。當時他正跟朝廷進行激烈的 政治鬥爭,因此多次下獄,但他屢敗屢戰。當傷痕累累的他登上幽州台,面對眼前蒼茫景色,內心不禁興起了深沉的感慨;而這感慨,滿溢著自傷自憐的色彩,穿透 了此後世世代代中國文人的內心;特別是那些對時政滿懷改革心意而不得志的文人。

但這聲感歎穿不透一千兩百年後的陳獨秀。

跟 陳子昂同樣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但陳獨秀絕對不會「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更不會像屈原那樣,在汨羅江畔踽踽獨行,緬懷昔日美人香草的 風采。當他的三兒子陳松年歷經艱苦的少年階段,在探監時首次見到素未謀面的父親,感傷得淚流滿面,陳獨秀卻要他抹去眼淚;他教訓松年:「沒出息!這點苦都 吃不了,將來如何繼續往前走?」

這就是陳獨秀。你可以說他不近人情、不懂世故,但在那「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風雲激盪當中,他要破除的,正是這因襲了千年的人情世故,或曰「封建倫理」,而代以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的現代倫理。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當中,他說道:
「自 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 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在 他心中,既沒有自裁了的陳天華、梁濟與王國維等人的絕望,甚至不曾出現如黃興、蔣介石那樣在失敗或受辱時的自殺衝動,也沒有像汪精衛、毛澤東那樣對強權表 示歸順、「曲線救國」。在他一生多個最凶險、最低谷的時刻,包括1919年被開除北大文科學長、1927年被蔣介石清共、1929年被共產黨開除黨籍、 1932年被送上國民政府法庭、1938年起讓自己斷除一切組織關係、回歸個人原點,他從來都是直來直往、坦然以對,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自傷自憐的「悲情 意識」(悲情意識至今仍綑綁了台灣民主的發展)。

鄭學稼回憶1937年他還是個窮學生時,在武漢與剛出獄的陳獨秀會面情景:「兩碗白飯,一碗青菜,一碗菜湯。那飯菜,我實在不能下咽。」「我看他泰然地吃粗飯菜,改變了我內心對他的評估,只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才配談革命。」

盡管早年他曾刻有一方「女話小弟」(意思是,屈原姐姐的弟弟)的印章,以屈原自況,但他最終不是淚灑江邊的屈原,而是不斷「以今日之我決戰昨日之我」的進取者。李劼形容他「寫下了一部共產主義《離騷》」,但「比《離騷》更昂揚,一派純陽純剛的浩然正氣。」

屈 原給後世留下了異議文人的悲劇形象,相對地,不少論者也點出陳獨秀在當代中國革命當中的悲劇性。余英時在為一篇陳獨秀傳寫序時說,「像無數激進的中國知識 分子一樣,陳獨秀也是中國革命悲劇中的一個角色,而不是悲劇的導演。」誠然,面對整個二十世紀當中,理性、正義與無數生靈仆倒在中國人槍口下的事實,我們 不能不看到中國革命的悲劇性質;然而,陳獨秀做為這場悲劇當中的一個角色,所能帶給今天的,當不僅僅是對於悲劇的唏噓與低吟而已。
事 實上,中國歷史觀的最大悲劇,恐怕不在於如陳獨秀這樣不斷面臨背叛、抹黑與失敗的悲劇角色,而在於看戲與演戲的人都無法超脫「成王敗寇」的文化思維邏輯, 他們正是「中國革命悲劇」這齣歷史大戲的共同導演。至今中國人仍視屈原、諸葛亮、岳飛、文天祥、陳天華等等為悲劇英雄,甚至連政治上不得志的孔丘都被視為 是「喪家狗」,因此後人加諸他們身上的是一層又一層的感懷、憑弔、憐惜等等傷感情緒。

然則,以傷感來打包對於這些人物以及相關歷史的認識,恰恰是在潛意識裡承認了:那些在過去、現在與未來始終不曾斷絕的的抵抗強權的異議者、與主流唱反調的反對者,必將遭「秦王漢武、唐宗宋祖」等等淘汰出局的歷史命定論。

這種骨子裏的歷史現實主義,恰恰是中國朝向現代化轉型、走向當代世界的最大障礙;並且,即便經過一個世紀的所謂「革命」,這種意識障礙依然未見減弱。

它使得那些自詡聰明的中國人視反對與異議為畏途,或者,至少是愚笨之舉。然而,弔詭的是,如果我們承認,互助、競爭、包容是型塑現代社會所不可或缺的理念價值,那麼,豈能容下這種成王敗寇的歷史命定論做為大一統的單一主旋律?

互 助意謂著承認彼此均有不足、競爭意謂著強調自身的優點也欣賞對方的優點、包容意謂著對於差異的理解以及對共同發展的信心;那麼,今天在中國人的文化思維與 歷史觀裏頭,所稀缺的,恰恰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對於不同意見者乃至不同世界觀的正確認識。這也是陳獨秀在1916年所指出的,「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 悟」;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這呼喚依然鏗鏘有力,同時,一個世紀之後我們重新發現陳獨秀,正是在尋找對於這種正確認識的新起點。

而 重新認識陳獨秀,恐怕也補時下「民國熱」之盲。胡適因陳獨秀支持火燒晨報館而說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然而,容忍的前提,難道不是因為有需要容忍之對象 的存在?而此一存在,若非依託著自由的環境,又能依託甚麼?胡適又說他是「終身反對派」,誠哉斯言! 然而,胡適並未徹底說明,國人該當以甚麼態度來面對反對派,特別是,當反對派是自己身邊的朋友時。他一生從未探視過坐牢的朋友,包括陳獨秀與雷震。

在 台北接受我訪問的許信良,早年投身美麗島民主運動、擔任過民主進步黨主席,並且因為與國民黨的「大和解」而遭受黨內嚴厲抨擊,導致他一度離開民進黨(這遭 遇,一如1927年汪陳宣言之後的陳獨秀)。飽讀馬恩列史毛的他說:「陳獨秀是我這類人,胡適不是。」這類人是甚麼樣的人?他說:「有人說下台的姿勢要好 看,但姿勢好看是演員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不會下台。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我是這樣的。」

許信良自認一生都是少數派,這是他的命運,一如陳獨秀。而對於少數派與反對者,他說:「首先要保有思想的自由,其次要有發表的自由,最後,在情勢允許時,要追求行動的自由。」他在說這些話時,我看不出臉上有一絲一毫的自傷自憐。

今 天在兩岸三地,不管政治與社會條件如何,像許信良這樣的異議者、少數派,所在多有;他們的命運或許不一,但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姿態,不約而同地被政治環境 與成王敗寇的文化思惟所壓制,而不被社會所認識。我們該當如何建立一個大開大闔、光明磊落、沒有悲劇情懷的反對者形象?

這 是對華人政治文化意識最大的挑戰。也因此,距離陳獨秀第一次被捕已近一個世紀,在生養他的土地上,他自己沒有牢籠,但到處都還是準備囚禁他的牢籠;只因他 的態度太不符合主流口味。究竟,是時代囚禁了他,還是他囚禁了時代?事實上,到今天,他真正需要的不是平反,也不是追隨者,而是徹底的理解;這才是掌權者 內心最為恐懼的。

因 此,面對陳獨秀,並不僅僅是在面對一個被扭曲被失聲的歷史人物,毋寧更是在面對當下吾人所需的新的覺悟與解放:當陳獨秀做為反對者的正面形象被整個社會所 認知,甚且人人願意面對自我內在不可能不存在的反對異議聲音,而不再是「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進一步,面對反對者不以「成王敗寇」、面對少數派 不以阿Q式的倨傲與訕笑、面對失敗者不以悲劇套路,既而能坦然處理現代化的互助、競爭、包容的複雜局面,到那時候,中國與華人社會才真正脫離王朝與順民邏 輯,陳獨秀以德先生賽先生所推動之倫理革命才真正達到一新的境界;並且,如此,方能真正撫慰飽受顛沛流離與自我壓抑之苦的陳獨秀家族後人。

(作者係台灣資深紀錄片導演、陽光衛視紀錄片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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