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听到的历史选择论,或称历史必然论,作为对一种制度的辩护颠倒了它本来的意义,把一个发展中的阶段性的结果当作了最后的不可改变的结果对待。就本义而言,历史的选择恰好意味着选择的可更改性。连续的、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人类活动构成了历史,历史的选择也就是人类的选择。每一代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一代人的选择不能代替下一代人的选择,上一代人更无权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下一代,因此,历史的选择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任何阶段性的选择都只是暂时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需要重新认证。民主制度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它始终保证选择的开放性,历史选择民主,民主也让历史选择。
  
    过去的100多年中,世界经历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主义和政治实验,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神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经过时间之河的大浪淘沙,大众从来没有像现这样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民主成为各国人民的不二之选。
  
    民主思想已被年轻一代所掌握
  
    中东革命最近接连出现新的转机:历经了数月动荡的埃及迎来了埃及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的选举并产生了总统穆尔西,终结了长达60年的军人统治。虽然分析人士指出埃及军方势力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并将继续掌控埃及,但埃及通向民主的大道已经打开,无人可以重新阻断,这是没有悬念的;曾宣布已准备为了叙利亚而死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对人民坚持了长久的镇压和屠杀后,其世袭暴政再也撑不下去,表示愿意交出权力。
  
    中东独裁者的下场各有不同,他们的命运是他们各自选择的结果。卡扎菲以武力抗拒到底,最后死得很惨;穆巴拉克在进行最初的强硬镇压、造成800多人丧生后放弃了挣扎,被送上刑事法庭并判处终身监禁,意志和身体很快被彻底摧垮;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叙利亚巴沙尔的结局估计不会好,俄罗斯方面已宣布不会为其提供政治避难。
  
    中东革命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青年人成为政治变革的主角走到了舞台的中央。突尼期的年轻人点燃了中东反抗之火,在本·阿里下台11天后,埃及的年轻人把革命带到了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利比亚的年轻人显示了最大的勇气,从没有拿过枪的他们冲上了前线与卡扎菲的部队对抗。
  
    阿拉伯青年的行为验证了一句老话:革命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将产生巨大的能量。正如有观察家发现的那样,中东的年轻人与西方的同龄人相比,在渴望自由和民主上并无不同。通过社交网站和手机媒体,阿拉伯青年建立了以前难以想象的广泛联系和沟通,也空前地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意识,使这个一直被法老和军事独裁者所统治、民众变得麻木的社会,在年轻人的带动下表现出了对民主、自由的强烈热爱,这种强烈的热爱进而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动力,人们得以摆脱在长期的威权管制下形成的恐惧。
  
    青年成为中东革命的主角绝非偶然。青年最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技术,他们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网络上大量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冲破统治者的信息限制,在统治者继续沿用过去的方法驯服年轻一代、并且认为收效良好时,年轻有为的一代对新生活的憧憬使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在社会平静的表面下,那些蓬勃跳跃的心灵在随时等待时机。突尼期青年布阿齐兹的自焚立即被失业的大学毕业生抓住,他们在facebook上传播消息和截图,交换思想,在没有任何“一声炮响”的情况下,出乎全世界意料的中东革命开始了。
  
    作为当事人的本国统治者更是没有想到力量对比会如此急剧地转化。在穆巴拉克统治的30年中,民众从没有停止过对政府的反抗,但由于规模有限,很快就被政府扑灭了。2011年2月11日,在穆巴拉克被反对者轰下台前几小时,埃及6位退休的将军在一家私人俱乐部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他们能代表谁?”其中一人说,“喊声是挺大,但别忘了,还有7900万埃及人没来解放广场,那才是大多数。”他们还以为当前这些示威者不过是再一次小打小闹,将和过去一样有始无终,成不了气候,然而,他们绝没有想到,那天下午穆巴拉克就投降了。
  
    历史上的变革通常是疾风暴雨般地展开,社会中种种苦难和邪恶经过长期的日积月累,人民已无法继续忍受下去,酝酿已久的反抗风暴终于横扫旧的权势阶层,新的统治者开始上场。
  
    当代的民主变革已是另一种图景。对具有民主思想的一代人来说,革命已不是更换统治者的同义词,他们不需要承诺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新的统治者,他们要建立以普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制度。经验告诉他们,只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才能确保大众掌握最后的政治发言权。埃及民众在最初推翻穆巴拉克后,以欢呼和鲜花来迎接军方的坦克,然而,当军方没有如期按照事先的承诺交出权力时,百万埃及人再次走到广场抗议。于是有人幸灾乐祸,说这是埃及混乱局势的开始。这种论调所以肤浅,是因为它没有看到,正是某种混乱孕育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它意味着民众对民主目标坚忍不拔的坚持。我们无须为埃及的未来担心,在这个中东最大的国家里,积极的变化有目共睹,现在,它的人民至少拥有了表达自由和勇气,他们不再恐惧,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民主化成就,这也是埃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埃及人再也不用惧怕穆巴拉克统治下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的逮捕和情报探子的告密。
  
    中东国家的上次革命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里,在摆脱西方控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号下,一批年轻的中下层军官陆续发动革命,他们也几乎是革命的唯一参与者。1952年埃及陆军中校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国王,成立阿拉伯埃及共和国。1958年伊拉克如法炮制,其“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国王,成立伊拉克共和国;同年,叙利亚的军官发动政变,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纳赛尔的崇拜者、利比亚野心勃勃、27岁的中尉军官卡扎菲也效法埃及革命,1969年领导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一场混乱无序的闹剧般的夺权行动中不可思议地获得了胜利,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中东各国的成功夺权者都建立起自己不受限制的强大权力。
  
    民众主导的革命,民众享有革命的成果;少数人的革命,或少数人主导的革命,其成果也由少数人享有。革命功臣及其权力继承者往往把国家当作取之不尽的利益之源。从萨达姆,穆巴拉克到卡扎菲,中东专制者没有例外地无不拥有数额巨大的家族财富。专制制度从最好的治理效果看,如有研究者总结的那样,“在强有力的国王统治之下,国家差不多在各方面都昌盛兴旺,只是人民受压迫”。
  
    用生命和鲜血在革命中筑起的权力神坛,通常要用生命和鲜血来祭祀。第一次中东革命催生出来的这些政权中,最残酷无情的要数萨达姆当局,在其长达数十年的统治下,伊拉克人民根据伊拉克本国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应享有的个人、公民、政治和工作权利安于现状全被剥夺,他们受到任意处决、羁押、酷刑、宗教迫害。独裁者平时尽最大努力把自己装扮成热爱人民的领袖,但在保住个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最终暴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历史不是任意发展的。从一个时段看,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出场的历史人物影响到历史画面的色彩和明暗,但从宏观历史进程看,历史发展显示了明确的目标性,它总是向更善、更合理的方向发展,这表明,善作为内在的力量总在潜在地发挥着作用。善的意志规定了人类历史的方向,使它不会永久地朝着恶的方向发展,人类的善必须在某个地方制止恶的发展。道德的发展推动政治社会不断向善,这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说的:“凭借不间断的努力,达到生存的最高形式。”推动进步的革命看上去是一种外部的表面上的力量,在它的下面,却潜伏着善的意志,“像土壤覆盖着的坚硬岩层,以其坚固的内核稳定地支撑着地面”。
  
    善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抗拒它,但不能永远抗拒它,这使民主最终摆脱靠偶然机遇取胜的命运。虽然关键少数在当代民主进程中依然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但它对卓绝超常的民主英雄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了,换句话说,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英雄大大增多了。2011年至今的中东革命显示,每一个公民在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都能成为民主英雄。
  
    围观迫使他们“还政于民”
  
    和中东相比,早先一些时候,巴基斯坦、泰国和不丹三个亚洲国家的政治变革来得更加温和。曾经通过政变上台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为了获得连任而清除最高法院的反对派,在2007年11月发动第二次政变,但事隔3个月,这个国家就举行了自由的议会选举。泰国军方在2006年9月以腐败为由推翻民选的他信政府,成立了由政变领导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15个月后,它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还政于民”的承诺。而我们的另一个小邻国不丹,在2008年3月波澜不兴地完成了从君主国到民主国的转变。
  
    它们是20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平稳转型大趋势的继续。在许多个国家,无论世袭君主,军事独裁者,还是极权主义国家领导人,抑或顽固坚持种族主义的政党,都相继把政治选举权交给了人民。智利的皮诺切特、南非的国民党、韩国的全斗焕、卢泰愚、台湾地区的蒋经国都包括在这个名单中。
  
    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和泰国军方都没有到无法掌控局面的地步,他们没有山穷水尽,人民革命的风暴没有来临,两国局势甚至堪称稳定,而仁慈国王统治下的不丹国,经济繁荣兴旺,人民生活幸福。
  
    穆沙拉夫的确允诺过要弃武从文,但如果要继续实行军事统治,恐怕国内也没有现实的力量能够加以阻止。他毫无疑义地牢固地控制着军队领导权。如果从稳定压倒一切的角度看,他有极为强大的理由保持不变,如国内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分子活动猖獗;被赶下台的谢里夫伺机回国参选,制造动乱;只有自己才能为国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他统治的8年中,国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25%。
  
    泰国军方为了把自己的军事行动与夺取政权划清界限,表明它仅仅是一次清理腐败的行动,一开始就宣布临时政府将在1年之内把权力交给民选政府。在军方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期间,政变领导人完全有能力做到自我授权,组建自己的永久性政府。
  
    选择了民主,就意味着选择了甘愿承受失败和对自己不利的局面。由于民主选举从不预先许诺任何人以权力,每个候选人、每个参选的集团和政党都要面对可能的失利。巴基斯坦的大选中,总统穆沙拉夫领导的党遭受了挫败,而反对他的两大政党获得联合组织政府的权利,这对在几个月前由议会选举的产生的总统不能不是个打击。泰国的人民力量党在选举中明确声称是“他信的代理人”,并通过打他信牌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和执政党,这一选举结果也不是政变领导人乐意看到的。
  
    什么因素促使他们放弃权力或者部分放弃权力?从自身利益上去解释是行不通的。根据一种观点,专制者转向民主的一个前提,是其自身利益在民主条件下能够得到保证。这个前提极难成立,因为民主本身就是对专制利益的否定,两者不能共存。说他们由于对民主具有坚定的信念而选择了民主,对他们中的个别人可能是真实的,但对于更多的人,则不能使人信服。
  
    合乎情理的解释是,他们受到来自自身的心理压力,而且这种压力足够强大,使他们能够超越单纯个人利益的算计。对人生来说,毕竟还有比权力更重要的东西。这一心理压力与外部压力有一定的关联,但不同于外部压力。外部压力不能让独裁者改弦更张。对来自国内方面的压力,他可以通过强化警察和军事力量以提高对社会的压力保持稳定,对来自国外的压力,他可以置若罔闻。对舆论反应敏感的人,在民众的反对意见面前会谨慎行事,但这不是独裁者所为,独裁者要做的是消除反对的声音,控制舆论,并把舆论引导到自己有利的方向上来。
  
    外部压力能够转化为对统治者的内心压力,需要他们有最起码的耻耻辱感和民主共识。把人视为“有文化的有机体”的观点,指出了人类群体被特定文化所铸造的事实,同时也暗示,人们可以因文化的相互影响而改变观念。由民主文化培育出来的人们,与由专制文化培育出来人们,对待权力的观点完全不同。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是美国唯一未经选举而就职的总统,接替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辞去的总统之职。从众议员到副总统,他也没经过选举,从副总统到总统,他也没经过选举,这使他有如重负在身,在总统就职演讲中,他直率地告诉美国公众:“我十分清楚你们没有选举我当总统,所以我请你们用你们的祈祷确认我为你们的总统……”
  
    在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中,民主观念依靠自身的优越性吸引世界各国人民,除了那些极度封闭的国家外,一般人都已经认识到,合法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凡是不经民主选举得到的权力,无论是篡夺得到的权力,还是自我授予的权力,都不具有合法基础,这就让未经人民授权而得到权力的人产生耻辱感。在道德重压下,他们不得不面对民主原则。
  
    从日常经验中,也可以观察到人们在道德压力下产生的行为变化。在人们普遍认为拾到的财物就理所当然归于自己时,一个拾到巨款的人就不会有物归原主的心理压力,他可能心安理得地占有了。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法律明确规定占有他人失去的财物乃是非法所得,他对意外拾取的财物就失去了正当占有的心理依据,具有道德反思能力的他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问心无愧地花销了,内心受到了压力,特别是当他看到别的人都在纷纷交出拾取的财物后,他更不能无动于衷了,他的内心在挣扎,是交出,还是留下?是要尊严,还是要财物?
  
    民主的外部压力仍然是重要的,只是它不一定表现为尖锐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在不少时候,外部压力就是已经被大众所掌握的民主思想,它像阳光照耀黑暗中的物体那样,静悄悄地、但持久地发挥作用。古罗马的一位哲学家描写的阳光特性,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民主思想所带来的这种压力的特性:
  
    “阳光照射下来,分布到所有的方向,这种分布就是扩展。当它遇到任何挡住它的去路和切断空气的固体时,它可以说是被隔开了,但是光仍然在那里保持着稳定,并不滑动或缩小。它不对挡住它去路的障碍做激烈的冲撞,同时也不畏缩,而是稳定地照亮接受它的东西,因为一个物体如果不接受它的话,它就得不到光亮。”
  
    制止不法行为,只要我们围观和用目光直视或者斥责正在实施不法行为的人,往往就能收到效果,他会自动收手,而不一定需要强制性的警察行动。只要他还没有丧失对不正当行为的耻辱感,这种围观带给他们的耻辱感就将使他停止不法活动。民主压力由外部转化到人的内心的过程,与这一过程是一样的,它必须借助于人的道德反思能力。
  
    随着民主之光的普遍照耀,绝对权力主义的荒谬本质也被人们看得更加清楚。侥幸仅存的绝对权力在世界上被割裂在几个孤岛上,不但引起全国民众的围观,也引起全世界的围观。众目睽睽之下,考验着它们的抗压能力。南非国民党的种族主义政权最终能主动交出权力,除了南非黑人的坚决反抗,也同国际社会坚持对它施加压力是分不开的。
  
    人民不腐败,民主不会远
  
    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受政治实践和政治哲学共同影响,政治实践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控制权力,使被统治者免受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任意支配;政治哲学受伟大的平等理想的激发,从善的角度探寻政治权力的最终源头。前者通过确立法律的最高地位,把君主的权力置于法律之下;后者通过确认人民的最高地位,把国家权力最终放到人民手中。理想与实践两股潮流成就了民主制度。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就在于把政治哲学的最高的善通过法律规定成为制度现实。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总体的法律安排:人民同意是国家权力的惟一来源,人民用他们的选票决定谁暂时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力。
  
    民主不是一个关于发展模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权力正当性的法律问题,由民主选择产生的权力,才是可以理解的有正当理由的权力,并在法律上有效的权力。民主的终极意义就在于,人民始终保持民主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力。因此在法律意义,民主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的问题,因为人们无权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就如人们无权在犯罪与不犯罪之间自由选择–选择犯罪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只有保证了民主选择,政治才不会腐败,政府也才不会腐败。过去,衡量一个具体政府有无合法性的重要标准,是看它是否实施了良好的治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政府颁演万能的角色,既是真理的向导,民众的指路人,又是国家富强的根本。现在,人类政治把维护正义作为自己最根本的目标。政治正义是评判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标准,它包含双重意思,一是权力的产生必须是符合正义原则,即它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人民的同意;一是权力的使用必须是正义的,即它不是依个人意志而为,而是依法律的意志行事。
  
    维护正义的政治职责,对政治领导人的品质有着某些特殊要求。人们相信,真正的政治家,其使命就是全身心地服务于国家和公众事业。他们被合理的期待,当他们决定了选择以政治为生的时候,就已决定接受符合公共精神的道德生活,就已放弃了把享乐作为生活目标。这虽然是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政治领导人形象,但也是一把必要的标尺,这些品质对于担负国家管理职责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领导与政府治理有着不一样的含义,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它在法律的指导下,根据规定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从业人员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熟悉专业化管理。政治领导负有精神引领的责任,它要体现出一个国家的价值追求,它通过政党和政治家的行为和价值观念集中展现国家的精神形象。政党存在的价值,就是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保证各怀私欲的政客以必不可少的正直、诚实、节制、负责、守法精神,忠诚于国家和人民。他们追求理想,行为上表现出一定的精神境界,将有助于提升民族的精神。他们的傲慢,自大,不负责任,没有自律,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律的无能和人民的渺小;他们追求私利和权势,缺乏理想和精神追求,将危害民族的整体精神。
  
    政府在推进经济进步方面作用很小,虽然政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明显的。曾在西方盛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在取得短暂性成果后被放弃,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被证明是有害的。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它在经济上的成功并不归功于民主政府,而是归功于民主社会,如果说民主政府对经济有什么长期性贡献的话,也主要是表现在对自由社会的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上。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原动力,它来自于经济人对利润的追求,人类在科技上取得的进步,以及市场的拓展。经济自身的动力是如此强劲,以至于只要它具有适当的自由空间,即使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中也依然能够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中国工业在1912至192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13·4%,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世界市场变化的结果,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发展也是因为同一时期中国没有有效的全国性政府,由于政府不能正常地行使管理职权,中国经济获得了暂时的自由发展机会。
  
    民主是因为促进了自由而有利于经济成长的,自由是一国繁荣的全部奥秘,最好的治理就是促进自由,只有民主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但经济目的不是民主的目的,民主史是关于人类追求平等、正义和自由所进行的全部努力的纪录,它是一部人类的以正义为导向的精神运动史,而不是物质发展的历史。
  
    民主的现实和民主机制的正常运转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人民对自由与正义的热爱和对自身权利的坚持。人民有了这样的品质,当他们的自由与权利受到威胁或处于危险中的时候,就会积极运用自身的力量消除危险。如果人民一旦腐败,也就是他们都只为各自的生计而求自保,苟且偷生,甘愿为奴,对民主的期待就会落空,因为民主的馅饼从不会自天降,而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民主也会堕落。
  
    只要一国人民没有腐败,没有堕落,国家就不会腐败和堕落,有的国家在专制垮台后尚未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甚至出现了民主进程的暂时中断和逆转,但它们已再也不能建立起稳定的专制体制了。中东国家在革命后一时不能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这非常正常;而正是它们的人民在民主上达成了基本共识,这些国家并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因部落和复杂的宗教冲突而分裂,只要它们的人民坚持而不是放弃用行动表达其民主理想,中东国家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就指日可待。
  
    世界民主大规模的拓展,取决于民主的实现不再依赖于偶然的历史机缘,而是依靠民主思想的深入、人民争取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和扩大影响。和很多真理的命运一样,民主真理在经过有意无意的抵制、篡改、歪曲和误解后,发出的光芒更加耀眼和绚丽,更加坚定了人们对它的信仰。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2071063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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