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从马英九竞选故事看看两岸最高领导人的培养模式

作者：大海之声 | 评论(1) | 标签:马英九, , 竞选, 台湾, 二二八事件, 文革, 国民党

近日随旅行团去了一趟台湾，正值马英九的重要幕僚、台湾政府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索贿案大白于天下，台湾媒体穷追猛打，矛头直指马英九政府所谓清廉形象。尽管台湾百姓对马英九本人的清廉从政并不怀疑，但马英九一直对官员贪腐嫉恶如仇，且无论当选台北市长还是就任政府“总统”，都以打造廉洁政府标榜于世，为什么对自己身边的大贪官却毫无察觉，令百姓百思不解，不少人对马英九的政府究竟是否清廉，提出质疑。

看台湾媒体铺天盖地的讨林声浪和马英九政府面临的百口莫辩的尴尬，笔者对马英九这个人倒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台湾几日，特别想亲耳听听百姓对马的具体看法。不料我们的导游就是一位活跃的民间政治家。他自称大学毕业踏入社会的三十多年已经换了十多种工作，曾在“相当于大陆《人民日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当过记者，参加过国民党，后差点进了民进党，还差一点当了台湾立委。说起马英九，他口吻充满不恭和调侃，一路都讲流传在民间的马英九的笑话。比如他说，马英九本人有两大缺陷，一是口才奇差，还不如他的十分之一，二是脑袋反应太慢，应对笨拙，且优柔寡断，太少魄力。比如，2009年8月4日“莫拉克”台风袭击台湾高雄县甲仙乡引发泥石流，几分钟时间一个村庄就几乎从地图上抹去，近400名村民罹难。此事发生后好几天，马英九才赶去慰问。有灾民当面责问：马“总统”，当我们最需要你的时侯，你为什么不来？你在哪里？马不假思索，立马反问：我不是来了吗？我不是就站在你面前了吗？我们的导游调侃道：瞧，他和你们的温总理的口才和应变能力相比，要多笨有多笨。面对此情此景，你就不能说：乡亲们，我们来晚了，你们受苦了……还有一次，台湾评选100名最佳公务员，由马英九亲自抓。不料被评上第一名的竟然是邓小平，并且被媒体公布出去了，引发台湾舆论大哗，政府和执政的国民党倍受尴尬，马英九闹出了天大的笑话……

不过，我们的导游对马英九有两点非常肯定：第一，马英九本人的清廉和勤政，是没有话讲的；第二，马英九是我们一票一票心甘情愿选出来的，无论他怎样，他这一届总统，我们都认了。

马英九这些负面故事，说笑而已，不可当真。从和台湾市民零星接触的片言只语中，感觉到他们对马英九的印象不错。早就听说马英九是位英挺帅哥，广受台湾青年女性青睐，这一次是真的见识到了。一风景区饭店门前立着马英九和夫人周美清的“真人秀”合影，那些大陆和台湾本土的年轻女游客，竞相上前遮住马夫人，含情脉脉偎着马帅哥的肩膀留影。一位的哥，说起林益世，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未了深叹一声：这回咱马哥遇到大麻烦了！亲昵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从这些道听途说和零星印象中你无法了解马英九的基本情况。直到在车上一字不拉地看完马英九的资料片，才对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总体印象是，马英九绝不是我们导游所说那样口才极差、反应极慢，相反，他是一个非常亲民的“总统”，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家，他的从政风格和政治智慧和大陆的国家领导人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可同日而语。尤其马英九在从政经历和竞选博弈中给我极深印象的两件事，竟令我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台湾和大陆在培养“国家”领导人的模式上，究竟有些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下面冒昧地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想法。

先说说马英九的这两件事。第一件，马英九和台湾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如何做，尤其那些细节十分重要。一位当事者回忆说，马英九从1997年当上政务委员时起，每年都参加台湾二二八纪念活动，而且每一次都早去迟退。一开始，一些非常痛恨国民党的二二八受难长辈对马英九的到场很反感，不理他，一些人甚至去旁边扫地埋汰他。但马英九每一次都诚挚地向受难者家属深深鞠躬道歉，公开承认这是国民党的错，是国民党当局腐败专制所致，是官逼民反，并和在场的受难者家属有很好的互动。当事者回忆，到马英九第三年第四年参加纪念会时，家属们就主动站起迎接了。这位当事者还动情地回忆，一次台南会（二二八事件纪念会）的几十名会员第一次去见马英九，请他陪同。上楼梯的时候，还有人在骂，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要和这条狗见面？可是马英九和他们叙话几十分钟，他们的态度就大变，当时马英九有事暂离，他们对他说，能不能到马英九的办公室拍拍照？这位当事人非常感慨，短短几十分钟，马英九究竟怎样一下拉短了彼此的距离？除了将心比心，还有什么别的高招吗？

第二件，马英九下乡的故事。作为国民党推出的“总统”侯选人，马英九下乡，尤其下到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乡村，是蓝营吸取民进党执政时亲近财团教训、争夺选票的重大战略举措。马英九下乡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难免会引起“绿营”乡民的反感和奚落，其作政治秀的“花招”也难免会被乡民戳穿。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马英九下乡“作秀”居然很成功，而成功之处，全在于他死心塌地要和乡民交真正的朋友。有几个故事和细节特别令人感兴趣。一次，马英九在高雄凤山地区开展亲民活动时，突遭路旁一位妇人对他破口大骂，随行人员大为紧张，赶紧阻拦。遇到这样的尴尬，一般领导人都扭身躲开，马英九居然主动趋前询问，才知道这位太太和先生因为长期失业，家境贫寒，所以对政府相当不满。马英九立即安排其转介就业中心。还有一次，马英九在屏东县潮州镇举办“头家讲心声”活动时，遭到绿营二三十名民众的“呛声”，要马英九滚蛋，还要劳动警方出面举牌警告。不料马英九居然斗胆夜宿拥有广大绿色听众的港都电台“快乐啊港都”的主持人素兰家里，其公婆都是绿营的支持者，差点掀起家庭风波。素兰公婆开始时排斥马英九，还要让他睡沙发，但到最后，两位老人却把马英九当上宾对待。在资料片中还看到，马英九到农户家帮着摘水果，女主人满以为他在作秀，上树摘几个梨装箱让随行的新闻记者拍几个镜头拉倒。没想到马英九一干就是一天的活，干得很卖力，干得踏踏实实，汗流浃背。饭也在农妇家吃，人家吃什么他吃什么。晚上还要在人家睡，农妇不好意思，打开一间房门说这屋子是孩子睡的，又脏又乱，不能睡的。马英九说声没关系，上床就睡，一夜睡得很香，这一下，农妇服了，真的把马英九当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马英九不仅竞选时下乡，在任时也经常下乡，在乡下他有许许多多和他非常贴心的朋友。马英九下乡，什么农活都干，资料片中他脱鞋插秧，一路插下来，还满像回事呢。更令我想不到的事，是马英九为了和南部民众打成一片，居然请了老师专门学闽南话和台湾当地土话，学得十分刻苦和投入，也学得很成功。用这些话和乡民们聊起天来，距离和感情就拉得很近了。难怪台湾媒体惊呼马英九下乡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为此，马英九一句感触良深的肺腑之言，也让我感触良深。这句话的大意是：通过接触民众，我才深感自己以前不过是一名政务官，远不是一名政治家。要做政治家，我还要从零开始。

我所以举出马英九的这两个故事，是因为它们很典型。也就是说，这两个故事能典型地反映出两岸在培养“国家”领导人模式上的本质区别。下面笔者拣主要的说几点。

第一，在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信念上。我们知道，一个或一群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信念，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同时也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在当今政党政治的情形下，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信念源于执政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纲领。而国家领导人能否团结全体人民引领国家成功地走向文明富强，除了他的个人品德和个人魅力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的政治信念是否能够对不同阶层、不同利益诉求的全体人民产生巨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使他们从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共鸣。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现代特殊国情中产生的两个特殊类型的政党，它们都有革命的和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面，但它们同时都有封建专制遗传的一面，在中国现代史上，它们都曾因政党的专制性质犯过重大的政治错误，或者都曾给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制造过血腥的政治灾难，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因此，这两个政党在执政期间实行专制主义的一党制时，其政治前途都面临过同样的选择：是向前进，脱胎换骨为真正的现代民主政党？还是在世界政治文明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情形下，仍原地踏步不进反退一味坚持一党专制？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政治选择，决定了两党在选拔推举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必须坚守的政治信念。而两种政治抉择所决定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信念，首先体现在最高领导人对本党历史错误的态度上。对前者而言，如何审视本党的历史，如何检讨本党的过失，如何修正本党的错误，是抚平广大民众心灵创伤、取得选民谅解、重新获得执政资格的关键所在。对于一个脱胎换骨的民主政党而言，本党以住的专制暴行给人民造成的政治灾难，绝对是不可轻易绕过的坎，没有深刻的检讨、痛彻的反思、深挚的忏悔、彻底的改正，没有对之负起全部历史责任的巨大勇气，是绕不过历史和人民这道坎的；对后者而言，权力永远为我独掌，江山永远为我独坐，绝不允许所谓民众选票染指，“绝不搞西方那一套”，才是问题的根本。因此，如何将一党永久执政的神圣理由加以修饰补充，并坚持到底，则是选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基本政治底线，也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必须坚守的政治信念。

有趣的是，两岸两党不同的政治选择，不仅产生出从政风格和政治信念不同的最高领导人，而且产生出他们对本党历史不同的态度和做法。两相比较，耐人寻味。

国民党退败台湾前后，其政治统治的骄横、专制、腐败不仅引发了二二八事件，而且一意孤行地施行了三十年的白色恐怖，从而铸下大错。蒋经国实现政治改革，推行宪政民主，致使国民党脱胎换骨，成为接受民众选择的新型民主政党。然而，国民党在台湾民主选举中第一次丢失政权，其中一个重大政治原因，就是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过去无法原谅。而要取得民众的原谅，必须对国民党的过去承担起全部历史责任。要知道，这种历史担当绝不可以蜻蜓点水，绝不可以打马虎眼，绝不可以虚晃一枪，绝不可以心存蒙混过关之侥幸。因为这不仅仅是如何获得受害家属和民众的谅解问题，还有一个这种担当能否经得住历史、人性和后代的检验问题，因而这种担当是需要巨大而真诚的历史责任感、勇气、忏悔之心和政治智慧的。而能否肩起这种担当，则是国民党培养、选拔党的接班人和“国家”领导人人选的重要政治方向和政治条件，马英九之所以能在国民党推举的竞选侯选人中脱颖而出，甚至成为惟一的、非其莫属的“总统”侯选人，正因为他对承担国民党的历史责任、修正国民党的政治错误具有执着的政治信念和杰出的个人作为。马英九曾回忆说：“读高中时就听过二二八事件，但不太了解，直到美国读书时，有机会看到较多资料才了解，29年前回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服务时，第一天和长官讨论的第一件事，就是二二八事件一定要处理，这是台湾历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的事情。担任法务部主管时，奉命制定补偿条例，有更多机会和受难者家属在一起，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多是善良的台湾人民，后来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才更深入了解受难者家属的心声。”马英九痛惜地表示：“无论当局认错道歉，都无法改变家属痛苦的心情，但重要的是必须保证未来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且要加强民主人权教育。”

其实，台湾二二八事件扑朔迷离，一起缉私行动何以引发如此规模的政治风潮和武力对抗，各种矛盾、各种势力参与其间，至今也未完全弄清全部真相，连死伤人数也成悬案。其中省籍矛盾、族群冲突、甚至日本殖民残余政治势力乘机混水摸鱼的情况都有可能存在，在梳理这段历史时，国民党的继承者完全可以把责任推给这些人。但是，矛盾的触发和陈仪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大权独揽、任人为亲、行政怠慵、官员腐败脱不了干系，且措置不当导致事件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后来调集军队不问青红皂白进行残酷镇压，造成血腥的流血事件，给台湾各族人民留下了深重的心灵创伤。国民党政府对此负有主要的、重大的历史责任，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不仅台湾人民，而且历史也绝不会宽恕国民党。而马英九难能可贵的地方，恰恰在于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动地、毫不含糊地、一针见血地承担起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和三十年专制恐怖所有的历史责任。他在多种场合表态：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就是当时台湾尚无民主，政府贪污腐败。二二八事件焦点应摆在还原历史、记取教训，抚平伤痛，避免重演，焦点不在于受难人数的数字，当是当局处理不当，造成严重后果，当局当然要负责。他还一再强调二二八事件的性质是“官逼民反”。

2007年5月，竞选总统之前的马英九重申：“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冲突，是查缉私烟导致的官逼民反，事件发生后，台湾人保护外省人，外省人保护台湾人的情况非常多。”马英九说出这样的话，就已经不仅仅是对历史责任的政治担当问题了，而且强烈地表达出了他的执政理念。因为事实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确有族群冲突问题。马英九加以否认，已经表达了他的远大的政治志向：如果他担纲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将竭尽全力地化解台湾由来已久的省籍矛盾、族群矛盾和民族矛盾，促成台湾全体人民进一步的大团结。而实现这一大团结的惟一政治保障是进一步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因此，面对历史，把台湾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的化解导引到解决专制和民主之间这个根本的矛盾上来，并由国民党承担历史过失的主要责任，委实是缓和、化解、逐步消弭这些矛盾的仁厚之心和政治策略，其中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我们看到，马英九在如何对待本党历史和错误问题上秉持的政治信念和他为之身体力行的所作所为，已经对台湾人民产生了强烈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引起台湾各族人民包括所谓“绿营”民众的强烈共鸣，这是马英九高票当选“总统”且能战胜民进党侯选人实现连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反，如果把马英九的这两个故事放到大陆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身上，都像天方夜谭，都有绝对意义上的不可比性。

像台湾二二八事件这类由执政党的专制造成的政治迫害和民族灾难，在中国大陆何止一件两件？肃反、反右、三面红旗饿死人、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深挖“五一六”、“六四”等等，试问，在这一连串政治灾难上，历届中共或国家领导人除了把责任推给当时的领导人外，有哪一位在哪一件事上能够像马英九那样，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执政党向民众公开道歉的？有哪一位在哪一件事上能够像马英九那样，公开宣布追究调查事件全部真相，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引发或制造这类事件的执政党和政府的专制性质？

比如，在政治灾难的规模、深重程度和惨烈程度上，和大陆的文革相比，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简直算是小儿科。文化大革命中，有上千万人死于政治迫害和武斗，有上亿人受到牵连，有几千万个家庭祸从天降，面对这千古浩劫，事后中共有哪一届领导人代表这个党、这个国家向全体中国人民道过歉？有哪一届领导人承诺调查文革全部历史真相？有哪一届领导人对文革中众多受害者进行过如马英九那样深挚真诚的忏悔和反思？不错，中共高层领袖集团不乏良知未泯、为民请命的精英，如胡耀帮、赵紫阳，这批精英平反了文革制造的大量的冤假错案，几乎为全体“地富反坏右”摘了帽，给他们以起码的政治平等，他们（包括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但一牵涉到追究和解决这些政治灾难的总根源——一党专制问题，就像捅到了马蜂窝，不是气急败坏，死不认账，就是党同伐异，无情专政。胡耀帮、赵紫阳的政治结局，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个有着专制历史、对广大人民欠着血债的政党，如果不能直面自己的错误，不愿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不愿拔掉导致这些错误的总根子，拒绝接受人民的选择，只想一味地独享政权，那么，人民和历史这两道坎，它是绝对过不去的。而一个拒不认错的政党，一个一直自欺“伟、光、正”的政党，一个夸下海口要解放全人类、宣称“没有XXX就没有新中国”的政党，它的政治信念还会是诚实的吗？还会和人民的愿望情感融为一体吗？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每一个大陆的普通百姓都心知肚明。当每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千篇一律地念着“特色社会主义”的“圣经”、而诸如吏治腐败、三公消费、道德滑坡、贫富分化、有毒食品等在全世界都出类拔萃的“中国特色”却愈演愈烈时，当一面标榜“三个代表”、这些“代表们”一面却大肆侵吞民脂民膏时，当一面炫耀“科学发展”，一面却大拆大建遍地开花堆砌起房地产泡沫时，大陆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心灵感受和情感体验究竟怎样，我想这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们不会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第二，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国家最高领导人是通过竞选产生的，所谓竞选，就是公民用选票来选择，选票凝聚着全体公民的意愿和价值取向。因此，被选出的国家领导人必须遵循和代表选民的意愿和价值取向。而在现代专制制度中，国家最高领导人是通过最高统治集团的“内定”产生的。其中各种政治利益的博弈较量，扑朔迷离，神秘莫测，但其最终旨归恐怕只与权力如何继承有关，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和价值取向无关。就是说，前者的国家领导人是在玻璃罩般的公开透明中产生，后者的国家领导人则是在一整个暗箱操作中产生。这两种选拔方式，决定了两类国家领导人不同的政治价值取向，不同的政治历练过程，和所承受的不同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压力。比如，在前者，国家领导人必须全心全意对他的选民们负责，而在后者，虽然国家领导人也懂得民心的重要，但他最终要负责的绝对不是民心，而是把他选拔出来的顶头上司或政治力量。比如，在前者，由于最高国家领导人的竞争必须接受全体人民的挑选，因而侯选人的政治品质、道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背景、从政经历、成长过程、个性爱好、政治理想必须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正常曝光，选民对此拥有全部的知情权，因而一轮竞选下来，选民们对胜出者是熟悉的，了解的，知根知底的，甚至是感到亲切的；而在后者，由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拔过程普通百姓和中小官员根本没有资格参与插足，几乎与他们无关，所以对每一届选出的新领导人全国百分九十九以上的百姓和中小党政官员是陌生的，隔膜的，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更谈不上什么亲近感。而新任者除了作一些政治秀草草树立“亲民”形象外，他的权位巩固与否、从政成功与否似乎根本不需要民众的支持，你支持也罢，反对也罢，他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大棒，你顺从了给你一点甜头，不顺从就敲你一下，反正整个国家机器掌握在他手中，“维稳”基本不成问题。因此，新任者可以是一个最平庸的政务官，因为其本身就是从体制内的官僚阶梯青云直上爬上来的，而无须做一个十分辛苦的政治家。相反，在民主政体的竞选机制中，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必须做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因为他必须真枪实刀地在各种利益诉求的阶层团体中协调回旋，找到让他们凝聚起来的方法和力量，推动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而这样的政治策略和政治智慧，那些习惯于照本宣科、循规蹈矩的政务官们的平庸头脑中是无法产生的。再比如，由于前后两者对最高国家领导人人选的政治要求截然不同，这些人选根据各自要求进行政治历练的方式也截然不同。陈水扁家族的贪腐使选举他的台湾人民蒙羞，痛定思痛，台湾人民把下一任“总统”人选的政治清廉，放在第一位，马英九高分胜出，其中个人清廉的比分占了很大比例。而一党制的“内定”人选呢？基本是由党内高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点产生的，因而在官场混迹中那些有着很深政治背景、四平八稳、不锋芒毕露、不咄咄逼人、不显山露水却又能左右逢源的人选最容易胜出。试问，文革后中共历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选的“内定”，何曾有过把个人清廉作为第一标准的？还有许多区别，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第三，一个政权，无论是一党制的现代专制政体也好，还是两党、多党制的现代民主政体也好，都把权力和人民的关系作为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惟一解释。即便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专制，也不能“免俗”。比如“皇恩浩荡”皆为“天下苍生”。因此，特别是在当今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已在全球以锐不可挡之势深入人心的时侯，一个政权如果不宣布它是为人民利益而生存，至少在台面上是绝对说不过去的。但这两者里面显然有真假之分。何为真？何为假？只有一块试金石：任何当权者，只要不是由人民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是断然不会真的把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而绝对是把他的政治统治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便人民真的能决定他的命运，也很难担保他能百分之百地“权为民所用”。台湾的陈水扁林益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一个执政党，只要他拒绝人民的选择，拒绝其政治命运由人民及其选票掌握，无论怎样宣称自己的惟一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惟一宗旨”则绝不可能真的是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两岸“国家”领导人选拔的区别，尤其微妙。在大陆，关于政权的旨归和党和人民的关系，一直在高调运行，且每一届领导人都会弹出新曲。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江泽民说，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说，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路看下来，大陆普通百姓最强烈的切身感受却是，这个社会似乎在把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用在“权为官所用、利为官所谋、情为官所系”上。公务员工资一调再调，调幅巨大；各级党政官员大面积寻租，官员贪腐数额火箭般攀升；大学毕业生千军万马过“公考”独木桥，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人人争当官，个个想发财的价值体系。显然，这个社会的当权者，绝不是把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绝对是把当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相比之下，彼岸的马英九先生虽然唱不出诸如“三个代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高调，但他下乡、和各界民众频繁互动得却十分辛苦、卖力和真诚，他似乎根本不敢像大陆的高官们那样口喊“权为民所用”，私下里的行动却在“权为已所用”，而是死心塌地地努力实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就形成了两岸微妙的对比，此岸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响彻云霄，且“心系民众”的理念一个比一个新，但社会的官民对立、两极分化却愈演愈烈，何也？当权者的命运不被人民所掌握也；而彼岸全不把“功夫”放在嘴上，却在踏踏实实地努力接近“权为民所用”这个目标。于是人心渐渐聚拢。何也？因为执政者的命运被人民掌握也，倒逼着掌权者必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一旦人民发现他在弄虚作假，口是心非，哗众取宠，就会请他下台。

说来可笑，国民党台湾执政，“一国两府”的论调又热闹起来。就台湾立场而言，台湾的“国民政府”自然是中国惟一合法的正统，大陆的中共政府顺理成章就成了“伪政府”；就大陆立场而言，占据台湾一隅的国民政府，只不过是一个败亡之党的残余逃到台湾组建的一个流亡政府，行政区域只有区区一省，是不折不扣的伪政府，何能代表整个中国？而统治大陆三十个行政区的中共政府，才是堂堂正正的合法政府。“两府”之争，害得笔者不得不在台湾的“国家领导人”、“总统”的称谓打上引号。当然，就中共占据的地盘和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而言，其政府的合法性和正统地位不言而喻。但是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如果说中共为防“台独”一定要用武力“解放台湾”，而且一定要用大陆上的一党制对台进行统一，才算是“解放台湾人民”，则纯属自作多情也。我们的导游先生就明确表示，我们刚刚推进了台湾的民主制度，获得了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的政治权利，我们不想退回到一党制中去，不想让这些权利得而复失。我们希望两岸能在民主制度下实现统一。其实，随着近两年大陆民众旅游台湾人数达到数百万，两岸人民的交流和友谊与日俱增，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实现两岸统一已成为两岸大多数人民的共识。但愿中共厉行政治体制改革，加速大陆的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完成向现代民主政党、现代宪政制度的两个转型。届时，当两岸人民能够共同地选择自己的国家领导人时，所谓两党之争、两府之争便会成为一个不愉快的历史遗留被送入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