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4日晚,上海芭蕾舞团在贵州省贵阳大剧院演出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

歌剧第三幕,喜儿被黄世仁奸污后怀孕,一度误认为黄世仁会娶她,于是高兴地披着红棉袄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周扬主张:“喜儿对黄世仁应当有幻想嘛!”这一情节的设置,被人诟病,喜儿“低头过日月”的形象实在太“没骨气”,“忘记了杀父受辱的血海深仇”,“怎么能跟地主搞在一起”?

作者:黄薇,选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13期

芭蕾舞界素有南“白”(《白毛女》)北“红”(《红色娘子军》)的美誉。上海芭蕾舞剧团的当家戏《白毛女》,2012年6月初在北大的首演开启该院团在全国高校的芭蕾巡演;歌剧版《白毛女》5月底拉开中央歌剧院60周年纪念演出的序幕,免费邀请市民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从凄惨诡秘的民间传说,到浪漫而极富政治语义的红色经典,《白毛女》屡经修改。每一次改编的背后,都折射出政治文化上饶有意味的时代变迁。

歌剧《白毛女》在中共七大首演

上世纪30年代,河北平山一带山区流传着 “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一个农家女受不过恶霸地主欺辱而逃进深山,由于长期吃没有盐的食物头发全白了。1940年前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日报》发表了报告文学《白毛仙姑》。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生林漫将“白毛女”的传奇写成短篇小说《白毛女人》,他敏感地提炼出地主迫害农民的阶级压迫主题。

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团里的邵子南向主持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提及这个故事。恰巧林漫刚托人把小说《白毛女人》带给周扬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周扬觉得“三年逃到山沟里,头发都白了,很有浪漫色彩啊,可以写个歌剧嘛”。他支持把“白毛女”改编成一部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邵子南写的第一版,喜儿的形象“基本按照旧戏曲大青衣设计”,周扬不太满意,觉得“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修改过程中,邵子南与创作组发生了激烈争执,最后改由贺敬之与丁毅接手修改。1945年1月到4月间,剧本写作和舞台排练同时展开,一边写唱词,一边作曲,一边排练。

现在尽人皆知的故事,在这部歌剧里大体定型。结尾是白毛女控诉恶霸地主的滔天罪恶,地主黄世仁与管家穆仁智被绳之以法。最有争议的一幕,来自歌剧第三幕,喜儿被黄世仁奸污后怀孕,一度误认为黄世仁会娶她,于是高兴地披着红棉袄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周扬主张:“喜儿对黄世仁应当有幻想嘛!”这一情节的设置,被人诟病,喜儿“低头过日月”的形象实在太“没骨气”,“忘记了杀父受辱的血海深仇”,“怎么能跟地主搞在一起”?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歌剧《白毛女》在期间上演。反响极为热烈: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当幕后唱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歌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演完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首长破例上台接见演职员,与他们握手表示祝贺。有人还记得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当毛泽东走到扮演黄世仁的陈强面前,大概仍片刻沉浸在剧情之中,竟不肯同他握手直接走向下一位演员。

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便向剧组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三点意见:第一、《白毛女》主题好,是一个好戏,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最后一条建议来自刘少奇,“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这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办公厅解释,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作者不敢发动群众,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

部队看《白毛女》,枪一律要退膛

歌剧《白毛女》的演出轰动了延安,“翻身人看翻身戏”,以其鲜明的政治主题很快成了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丁玲曾描写过看戏的场景:“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新中国成立以前,歌剧《白毛女》共上演过近两百场,观众人数达百万人次。甚至有书记载,毛泽东和女儿李敏在自家窑洞里也演起了《白毛女》,他一口湖南腔唱的杨白劳,路过的人全都听见了。

戏里人物的命运,更延伸到演员的现实生活。演黄世仁的陈强因这个角色而闻名,但演出时他每每被台下观众扔的石子、水果砸伤,最惊险的一次是到冀中河间为部队演出。战士们刚开过忆苦大会就来看戏,演到最后一幕,突然一个新参军的战士“咔嚓”一声把子弹推上了枪膛,瞄准台上的陈强。千钧一发之际,班长一把将枪夺过去,战士仍理直气壮地说:“我要打死他!”自此,各军区首长规定,部队在看《白毛女》演出时,枪里的子弹一律要退膛,检查后才能入场看戏。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歌剧《白毛女》堪称一部艺术化的政治教科书。一些村子看了后,很快发动群众展开反霸斗争,并激励许多人投身革命。许多战士在枪托上刻下这样的口号:“为杨白劳报仇”、“为喜儿报仇”,掀起杀敌立功的热潮;《白毛女》甚至用来“招待”投诚或被俘的国民党军人,北平解放后,《白毛女》让傅作义麾下的国民党将领士兵,看得抱头痛哭。建立新中国后,1951年220人组成的中国青年文工团,带着六份节目单出访前民主德国、波兰、前苏联等九个国家,歌剧《白毛女》就位列其中。这些经过中共中央特别审查和精心筛选的文艺作品,一时在国外获得赞誉无数,成为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好名片。

电影改为“大团圆”结局

歌剧《白毛女》的巨大成功,促使东北电影制片厂1950年摄制了同名黑白故事片。电影在剧情上作出了不少改动,比如歌剧中喜儿在山中生下孩子,一直抚养他到解放,影片则让这个“孽子”刚出世就夭折了。歌剧中大春戏份很少,他痛打穆仁智更是出于义愤。到了电影中,之前单纯的家庭悲剧演变成家庭与爱情的双重悲剧,喜儿在大喜之日被抢走,“卖女”加上“失妻”更强化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吃水不忘挖井人”,电影仔细交待了大春在战火中的成长,强调他的解放军身份。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喜儿恢复了满头黑发,依偎在荷枪实弹的大春身旁,两人凝望着田野里成熟的庄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1951年,电影《白毛女》在京、津、沪等25个城市的155家电影院同时公映,首轮上演观众即达600余万人次,创下了当时中外影片卖座率的最高纪录。演员们基本上还是当年“鲁艺”的原班人马,只是饰演喜儿的王昆换成了田华,田华以此片一举成名。《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文章:“在电影中封建势力与被压迫农民的阶级关系,得到更充分的表现。这部电影无论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有高度的成就,真正是在原剧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白毛女》与同名歌剧一样走向世界,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法国媒体曾这样评价这部影片:“《白毛女》是第一部在巴黎公开上映的现代题材中国电影。它让法国观众看到了一部非常伟大的、抒情而美丽的、足可名列世界十大名片之列的东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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