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7月21日 09:10:06

                                                          刺杀郑汝成及其他

                                                                  张鸣

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的失败,让孙中山很是失望。总结教训,认为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党没有纪律,不听指挥,所以没有战斗力。其实,国民党这种状况,本是传统国家民主化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问题,一个原来搞武装,暗杀起义的党,在共和国建立之后,要转型为一个议会政党,当然过去那套会党式的纪律、服从不合时宜了。可是,这样的转型,碰到军事强人袁世凯和他的北洋集团,还真就有点转不开。即便革命党自己集团中的武装同志,也未必真有诚心完成转型。

民国肇始,袁世凯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曾经有过一个暂短的蜜月,不论是孙中山还是黄兴,跟袁世凯都大有相见恨晚之势,聊得相当投机。尤其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一个要修10万公里铁路,一个要练20万精兵。好像中国的富强,眼睁睁就可以在他们两人手里实现了。可是,两边各有一大堆人马,而且有权力,有武装,加之双方隔膜日久,绝无可能因短暂的接触,而消除分歧甚至敌视。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胜,马上空气就有点紧张。宋教仁被暗杀,尽管至今聚讼纷纭,没有结论。但就情势而言,即使袁世凯无此心,袁氏的党羽,包括他那个一贯热衷阴谋权术的儿子袁克定,也会食指大动的。而宋案发生,不仅北洋这边跃跃欲试,蓄势待发,国民党这边,也对法律解决,没有多少耐性。一个中央能控制国会,地方有政权还有武装的党,不可能料到真的打起来,居然会如此迅速地一败涂地。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是所有政治人的通病。

两大集团的武装碰撞,在国民党方面,居然是像鸡蛋碰了石头,败得丢人现眼。作为吸取教训的反思,孙中山要改组国民党,把国民党从一个宪政党,变成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高度统一意志的战斗党,这就是中华革命党。加入中华革命党,需要打指模,宣誓对孙中山一人的效忠。这样的形式,令相当多同盟会的老同志无法接受。连一向维护党内团结,顾全大局的副统帅黄兴,都不肯妥协。一大批有实力的元老,从此疏离了孙中山。就这样,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就变成了一个小团体,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在国内政坛上掀起大浪。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要算是中华革命党从二次革命到袁世凯称帝期间,在政坛制造的最大的风波。

一般来说,老同盟会由三拨势力合成,一拨是根基在两广的华侨团体兴中会,一拨是来自两湖的华兴会,一拨是来自江浙的光复会。最先跟孙中山闹翻的,就是前光复会中人。而孙中山的死党,一般都是两广人士。但唯一的例外,就是陈其美。陈其美是江浙人士,但却跟前光复会的人合不来,辛亥革命中,还暗杀了跟孙中山不和的同志陶成章,属于孙中山死党中的死党,也是党内的激进派,有点事,就想武力解决。此人同时也是青帮大佬,在上海和江浙,都有相当的势力。就中华革命党而言,陈其美绝对是骨干的骨干,唯一可以能折腾出点事的人,当然,他也真的就折腾出了点事。第一件,是刺杀郑汝成,第二件,是策动肇和舰起义,两件事,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郑汝成是当时的上海镇守使。北洋时期,属于军政时代,省一级当家的,是督军,而地区一级,就是镇守使。当时的上海,虽然在建制上属于江苏,但实际地位却非同寻常,基本上可以跟北京平起平坐。所以,郑汝成这个上海镇守使,也非同寻常,管的事多,实力雄厚。有对外交涉权,可以跟督军一样,跟总统直接联系。当然,在上海做官,在那个时代也相当不容易,做维持治安的军事长官,就更难。上海这个地方,华洋杂处,有国中之国的租界,还有第三社会的帮会,自晚清以来,就是反政府势力生存的好地方。加上这个郑汝成,又跟在上海特有根基的陈其美结了死梁子,做这个镇守使,就难乎其难。

二次革命,陈其美本来可以露一手,当初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就是从进攻制造局起家的。此番二次革命,再作冯妇,二次进攻制造局。结果,被带着1千多海军陆战队的郑汝成,迎头痛击,铩羽而归,连点小名堂都没闹出来。当初,坚持宋案要武力解决,陈其美可是力主的,真打起来,如此丢脸,活活让这个风云人物难堪到了家。所以,杀掉郑汝成,一直就是陈其美的最大心愿。可是,郑汝成相当谨慎,一般都待在军营或者戒备森严的制造局里,不好下手。但是,对于有心惦记的人来说,机会总是有的。191511月,革命党人打探到,本月的10号,是日本新天皇的加冕日。作为作为上海地方的第一号长官,必须到日本驻沪领事馆去道贺。当日的上海,虽然地方级别不高,但也是个办外交的地方,总得跟洋人打交道。此时欧战正在进行,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袁世凯政府断然不敢有一丝一毫怠慢了这个骄横的东方霸主。所以,这一天,郑汝成肯定得出来。

陈其美和他的同志,仔细研究了郑汝成从沪南到日本领事馆的路线,决定设五道狙击线来实施行动。十六铺为第一关,跑马厅为第二关,黄埔滩为第三关,海军码头为第四关,防止郑汝成走水路。白渡桥因为临近日领馆,车辆必须转弯慢行,机会最好,而且这桥非过不可,绕不过去的。所以,由孙祥夫带领王晓峰、王铭三和尹神武四人组成第五关,务必狙杀郑汝成。部署已定,每人带炸弹一颗,驳壳枪一支,子弹一百五十发,提前到预定地点埋伏好。

郑汝成也真不一般,到了那天,他的车队,居然绕开了前四道狙击关卡,径直开到了白渡桥。第一辆车,是个马车,四角站着警卫,里面坐的人很像郑汝成,但身穿文官燕尾礼服。指挥者觉得郑汝成是武人,此时应该穿军礼服才是,所以没有动手。一会儿,一辆黑色汽车驶到,车前坐保镖三人,郑汝成坐在后排的右边,镇守使衙门的总务长坐在左边。见状,指挥者马上发布行动暗号,王晓峰扔出炸弹,用力过猛,滚到了车的后面,炸掉了一个后轮。而王铭三等枪弹齐发,郑汝成急忙打开车门而逃,王晓峰冲上前去,拉住他的衣服,连发九弹,活活把个郑汝成打成了筛子,顿时一命呜呼。此时,几个卫士已经被王铭三等人打跑(从晚清到民国,凡是大官的卫士,都是样子货,遇到行刺,基本上都是跑路要紧),而总务长也陪绑被杀。三个行刺者,其中一个逃走,但另外两个本来有机会逃的,却没有逃,反而登上桥头,面对大量涌来的看客们,演讲了一分多钟,直到被租界巡捕抓住。当年革命党中凡是执行行刺任务的人,都极富理想主义,大概,他们看到人多,不觉得是个逃跑的良机,而是宣传革命的好机会。先知觉后知,唤醒民众,是当年革命党人坚信的使命。不管当日的宣传起没起作用,但当日的白渡桥附近的看客,的确是开了眼了,这样的好戏,百年不遇。

噩耗传到北京,袁世凯大为伤感,为之辍食一日,不顾当时还是民国,硬是追封郑汝成为一等彰威侯,而且世袭罔替,让铨叙局都不知道怎么办手续。后来,当场被捕的两个刺客被租界引渡,后来逃走的刺客也被捕,三人均被处死。

行刺郑汝成之后,党人策动的肇和舰起义,却大败亏输,党人死伤惨重,军舰也没有开动。这两件事,却构成了中华革命党在二次革命之后唯一的亮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把国民党改成小圈子的中华革命党之后,革命的行动力并没有增强,只有陈其美依托帮会,凭借上海的特殊地位,才能弄出点名堂,也就是小名堂。此后袁世凯称帝,西南讨袁,进步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中华革命党,也就是策动了山东的一场未遂事变,此后一点动静没有。如果没有刺杀郑汝成事件,那么,在二次革命后差不多三年时间里,孙中山和他小圈子党,就等于销声匿迹了。即使这个刺杀事件,对袁世凯政权的威胁,也只能说是微不足道。孙中山在组党问题上的倒退,吃亏最大的是他自己。若不是袁世凯失败之后,他及时改道,悄然重回国民党,恐怕,此后的历史,就没他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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