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中共体制并非头一次面临危机，而化解的方法，除了简单的武力打压之外，中共也熟谙其它方式的精妙，如宣扬民族经济、社会进步、提高工资、开发太空、对美国胆敢觊觎中国利益坚决回应等拨动民族、传统、国家意识心弦来化解危机。
在经济领域，尽管目前是风声四起，几乎全球媒体都在拉响警报，但中国凭借其巨额外汇储备和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余地，显得应对有余。中国有尚待开发广博的大西部，中国薪资近年来虽已大幅提升，但总体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
与经济上的挑战相比，中国各地受到互联网及社交网络推动催化而愈演愈烈的社会不满风潮对当局所造成的影响要大很多。文章突出以7月1日四川什邡市民反对当地有污染的钼铜项目导致群体事件、最终价值百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项目被迫叫停为例，指当局对事件的处理，反应了中央战略思想与地方执行之间的不协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共高层本身的犹豫不决，在感到有必要调整国家发展模式和政改的同时，也担心由此带来的自由开放将削弱现行体制。
地方官员的混乱 互联网的杀伤力
文章进一步分析说，很难肯定所有地方官员在面对民众群体抗议兴建大型经济项目时都可以作出明智的政治选择。地方官员担负受创收经济和解决就业，即使明知项目有违民意、污染环境也往往会积极争取。长期以来，充分就业始终是中央下达给地方保证社会安定任务。另一方面，严控的压力也来于上级，尤其是涉及西藏、新疆问题及政治异见人士等敏感问题时，地方官员的直接的反应就是速决严控。混杂着如此多重、矛盾、政治信号又相对模糊的使命，加之不时有职位的调换，不必承担长远的后果，因而地方官员犯下具有严重后续影响的错误也并不足为奇。
文章说什邡事件与此前大连市民反对上PX项目、广东汕头海门市民反对建华能电厂等社会事件类似，都是因征地、污染及官员贪腐等引发民愤，地方当局在最初的强硬镇压后畏惧于民众压力及互联网推波助澜的强大声势而最终妥协让步。什邡事件地方政府受到中央批评再次成为替罪羊的角色。其矛盾的处理模式反映出体系对处理呈蔓延之势的社会抗争事件采取何种应对存在严重的犹豫。依靠5亿1300万网民的中国互联网的力量，每一次都有反抗者超越了管制，在网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高层犹豫不决 媒体频频捅篓
在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在处理社会突发事件中的矛盾之后，文章转而集中转向中共高层。认为显然高层的状况并不妙，薄熙来案的不利影响余波尚未平息，最近又频频有媒体捅出国家级官员或家属坐拥亿万家产的负面消息，无疑削弱了其思想宣传和反腐倡廉的效果，而最近的一次由美国彭博财经通讯社爆出的消息竟然涉及到未来的总书记习近平的家人，胡锦涛也在七一到港参加香港回归15周年和新港府就任之际，遭遇到大规模游行，实属首次，凸显出社会形势的脆弱和不可预控。
中共以军队坦克平息的六四学运，但动用暴力镇压所产生的灾难和负面效应也让其领导人心有余悸。所以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这是处理极端的情况的方式，但长期以来，中央的指示是尽可能避免冲突和流血。
中共高层“保守”和“改革”两大派
面多诸多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直接或间接威胁到共产党生存名誉的问题和质疑，中共内部对今后选择怎样的路线存在犹豫，总体上表现为两大派。这两大派除了在反对不加区别使用暴力手段镇压方面存有共识之外，所提出的其他路线基本不同。
面对社会危机，被称做“保守派”的往往会使用寻找替罪羊、惩治不称职的下属官员以及将事件归咎于外来敌对势力的影响等，同时注意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弘扬中国特有传统文化遗产等。这一派的代表人物，除了有担任中共宣传部长的李长春外，也包括现任及未来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习近平。
另一派被称作是“改革派”，领军人物有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政府总理温家宝及其继任李克强，此外，也包括曾在美国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的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文章介绍说，保守派和改革派在哲学角度上讲应是相互对立的。前者扬古排外，骨子里反对向西方开放，认为会危害党的至高地位。后者当然也不希望损害其国家体制，但与此同时，更注重强调发展的民主、开放、透明以及更加尊重国家的权力。
文章最后说，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关系并非和睦共济，目前中国政坛还是由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主张寡头政治、反西方和排斥政改的保守派掌控。在当下中国社会面临挑战和混乱的时局前，为争夺党内地盘和统一体制思想，两派之间似乎也建立了某些妥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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