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边疆、地缘政治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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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问题
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大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具有丰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但这些实践迄今还没有提升成为概念和理论。对决策者来说，需要理论来指导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下，决策者经常失去方向，不知道如何理解国际事务中所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如何来解决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为外在世界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外交政策提供方法。中国总是在抱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认为他们的理解在很多场合是误解甚至曲解，但问题是中国本身没有提供给外在世界认识中国的方法。方法论很重要。例如，我们在认识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时，就往往采用美国提供给我们的各种方法。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是高度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这些概念和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所以，每当美国新一届政府产生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研究其会采用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或者两者的结合。中国不能为外在世界提供能够解释自身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概念和理论，外界就很难理解中国。
不过，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概念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很多人也一直想建构概念和理论。不过，正是在这方面，现状很令人担忧。现在主要存在两种情况。首先是思想、思维“被殖民”的状况。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国的理论完全统治着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甚至思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国际关系研究队伍。不过，国际关系研究大都是简单复制西方的理论。西方盛行的几种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也在中国盛行。西方流行什么，中国就流行什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大多数学者只管应用西方理论，而完全忽视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他们忘记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的经验之上的，它们能够解释西方经验，但不能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经验。很显然，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经验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欧洲和美国也有不同的地方，尽管他们在文化方面是类似的。与此相应，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一些学者意识到西方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因此就想在知识领域进行“自主创新”。正如西方学者往往从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来寻找思想源泉一样，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古代尤其是战国时代来寻找思想源泉。从春秋时代到近代，中国拥有丰富的处理国家间关系(如果不是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中国的经验很重要。但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至少有两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一，当人们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往往还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的思维来解释中国经验。有人称之为“西方概念、中国材料”。中国往往成为验证或者否定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一个案例。这种类型的研究很多。这样的研究表面上看，中国是主体，但实际上形成不了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概念和理论。其二，国际关系是最现实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古代的知识可以有借鉴作用，但很难帮助我们建立能够解释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近现代西方学者借鉴古希腊等经验，主要不是经验材料，而是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因此他们强调的是权力、思想等具有超时空价值的一些概念。
二、地缘政治决定国际关系
从西方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地缘政治既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在近现代国家产生之前，主导国际关系的是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两种政权形式。帝国间的国际关系很简单，主要核心是土地和人口。地方化了的政府更为简单，对所辖地区(往往很小)提供一种政权形式，往往是象征性的政权形式。对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形式，理论界并没有形成概念和理论。在西方，对帝国的研究比较多，但算不上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事情。
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于欧洲。欧洲的地缘政治决定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和从前的所有国际关系不同，近代国际关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主权概念在欧洲的崛起。主权概念既决定了近代主权国家的内部构造，也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家间漫长历史时期的战争，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内部构造几乎相同。从外部来说，欧洲国际关系主张主权国家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强调法律地位的平等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什么讲平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缘政治。欧洲国家没有一个超然的大国，主要国家间力量相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主宰另外一个国家。正是因为事实上的比较平等，欧洲国家才会强调平等，而平等必须体现在法律上。
欧洲国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间的联盟政治和权力平衡原则。国家间的平等原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国际关系上说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即因为不存在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追求私利的主权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威胁。所以，国家间的结盟成为重要策略，来防止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同盟的威胁。只有两个旗鼓相当的力量集团才能构成互相的制约。
欧洲国家间关系的第三个特点即海洋扩张战略更和地缘政治相关。为海洋所包围，熟悉海洋，内部资源又非常有限，这些促成了很多欧洲国家走海洋发展战略，非常成功。这尤其表现在英国。作为岛屿国家，英国成为大英帝国(海洋帝国)似乎是必然的。
大英帝国衰落之后，美国就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体系的领袖。人们一般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把欧洲和美国归于一类。但实际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欧洲的相差很大。欧洲国家之间强调权力平衡，对外则实行海洋战略或者殖民主义。从概念上说，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受欧洲影响。实际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由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欧洲学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冷战时期，美国也强调权力平衡，主要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之间的平衡。这似乎类似于欧洲的权力平衡，只不过是美苏之间的平衡范围更大。但是决定美苏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命运的是地缘政治，而非其他因素。苏联集团为什么会瓦解？这里当然有很多因素，例如经济制度、政治体系、意识形态等等。不过，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地缘政治。苏联尽管征服了其周边很多国家，把它们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体系，但维持这个体系的代价和成本极高，远远超出了苏联的经济体所能提供的物质上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不得不用其他强权方式(军事、意识形态等)来维持其统治范围。这种统治方式不断激发出集团内部被统治国家的反抗。这是一种恶性的互动。同时，苏联的扩张野心不仅仅限于欧洲。如果仅仅限于欧洲，苏联集团可能还可以多生存一些时间。问题在于，苏联也拼命和美国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竞争空间，结果造成了对经济资源的更大和更快的消耗。苏联集团最后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即使没有美国集团的推动也会到来，美国的推动只是加速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美国成为霸权和维持霸权的能力也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美国和欧洲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关系，和任何欧洲国家不构成直接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个因素很重要，它决定了为什么欧洲能够集体地接受美国的领导权。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处于欧洲，欧洲国家会接受美国的领导。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大战表明，欧洲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战略失败了。权力平衡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但很难制度化。同时，欧洲各国之间力量的旗鼓相当也表明很难有一个国家建立绝对的霸权。这表明，欧洲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做领袖。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不用说是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光地缘政治这一单一因素就决定了俄罗斯完全不可能成为欧洲领袖。美国很自然成为欧洲的领袖。美国和欧洲属于同一文化传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大英帝国衰落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把权力移交给美国。这些都是有利于美国的领导者角色的。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也决定了美国维持对欧洲的领导和世界霸权的能力，即可持续性。在所有大国中，美国地缘政治是最简单的，只有两个邻国，即加拿大和墨西哥，并且这两个国家都是小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都无法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美国也成功地建立了以其为中心并且意在巩固其地位的北美经济区域，使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高度依赖于美国。同时，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开放性，有效地减少了这两个邻居的被威胁感。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这一做法也延伸到整个南美地区。简单的地缘政治一方面使得美国维持其在北美的领导地位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使得其有能力来充当世界领袖。如果美国也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周边被众多的国家所包围，其还能成为世界霸权？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美国霸权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美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使得美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维持其霸权地位。市场经济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市场经济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其次是市场经济为美国构造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前苏联集团搞的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因此其集团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经济区域，集团仅仅依靠政治和军事手段来维持，因此成本非常高。而美国依靠的是市场制度。在冷战期间，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实行“战略性贸易”，这是一种基于市场之上的战略同盟。市场不仅整合了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更是减少了维持和盟友关系的成本。当然，用经济手段来维持同盟要比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显得“软”性，更容易为其他小国所接受。不管怎样，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一直是美国用来巩固其和盟友关系、打压其敌人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武器。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作为“税收”国家这一事实。美国简单的地缘政治本来就使得其有能力伸展其国际影响力。再进一步，美国也是国际“税收”国家，即通过向其盟友甚至他国“征税”，让其他国家承担和分摊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成本。主导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美元是国际货币、消费大国等因素，使得美国具备了这种“征税”能力。
很容易理解，现代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反映的是上述这些事实，是对美国的国际现实地位和行为方式的论证(justification)。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这些理论内部的各种变种如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都是美国国际关系现实的直接反映，并不是如人们所说的国际关系的普遍一般规律。
三、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
上面讨论了这么多，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也必须、必然源自于中国的地缘政治。
传统上，中国没有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处理“国际关系”的政策和经验。从中国的实际政策来看，可以明确看出，中国的国际行为取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国的地缘政治原理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其实并没有多少的区别。传统的地缘政治分陆地地缘政治和海洋地缘政治。随着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还可以加上太空地缘政治。
中国地缘政治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边疆问题。边疆问题也因此是中国“国际关系”的主体和主题。概括地说，围绕边疆问题，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消极防守。消极防守的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长城”了。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外敌的进攻，拒敌人于国门之外。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国保守国防的象征。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具有扩张性的国家。除了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期呈现出扩张趋向，但扩张不是历史的主流。
第二，与之相关的就是强调陆地国家，限制往海洋发展。中国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也很早发展出先进的航海技术，但是并没有转化成为发展外部关系的动力。郑和下西洋非常能够说明这一点。中国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不是因为其能力，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地锁国家，但实际上，中国并不是被“地”锁住的，而是被政策锁住的。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并非没有任何理性。决策者的决策是受地缘政治决定的。中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这一简单的事实，决定了中国倾向于实施这样的政策。
第三，正是因为被众多的小国家所包围，为了处理边疆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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