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平
１９９２年秋，我和家人回国，去扬州旅游。我们在一个“麦当劳”坐定，给儿子要了份早餐。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胸口挂着写有“经理”的铭牌，走过来对我们殷勤地笑笑，然后大声对着柜台嚷道：“这位老先生订的东西，请快一些！”
我不禁吃了一惊：那年我才五十岁刚出头，怎么就成了“老先生”了？我已经那么老啦？我怎么还感到自己的生命还没有充分展开呢？一时感觉难以接受。
但只要看看“麦当劳”里面的工作人员，个个是青春年华的俊男靓女，找不到一个中年人；一清早再走到街头、公园看看，那些已经退休、下岗，早晨有时间去晨练的人，许多还没有我年纪大——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起码在中国，根据中国当下的社会标准，我已经老了。
从我和同学们一道被迫下乡插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十个年头；从我们进入大学算起，也已经三十年了。这几十年过得匆匆忙忙，家事国事天下事，躲闪不开，少有时间来观察一下自己，自己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少有时间来想一想这皱纹、白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蓦然回首来看看自己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我们，“知青”的一代人正在老去，正在从社会中心向边缘隐退，正在走向人生的最后一阶段。
是，我们正在无可挽回地老去。今年国内同学们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当年的难友有些已经永远无法和我们相聚，他们因自杀或恶疾过早离开了我们。十年之后，当举办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能保证今年聚会的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依然能够在一起相聚？今天，作为“知青”的一代人，十年之后，将彻底退到社会的最边缘，那时，是否还会有人，除了我们自己，能够记住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这么一场运动，这么一代人？我们甘心就这么无声无息，像被偶然吹皱的一池春水一样，随时间渐渐平息下去，为社会、世人、历史慢慢遗忘？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我们要写下自己的故事、心路历程，为死去的难友、为中国的真实历史、为我们的后代，也为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无声无息地离去，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那些死于非命的难友们？前几天国内的同学发来电子信，讲述了他同班两位同学和同村另一位回乡知青自杀的故事。他那两位同学都富有才华、各有特长，如果活到如今，一定是很优秀的人材。但他们年轻的生命就被那黑暗的岁月吞噬了，再也没有看到过光明。去年，我回国探望一位身患晚期胃癌的当年难友。二十多年未见，已经憔悴不堪的他从病床上挣扎起来，问我的唯一一个问题竟然是：“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民主化？”在医院准备终止治疗、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的时刻，他没有对个人遭遇或者身后的嘱托讲一个字，所关心的竟然还是国之大政！他自己完全明白，“民主化”与否其实和他已经毫无关系了，他的生命顶多再延续一个多月。这样的人，除了“知青”，恐怕也难得见到了。今天的青年，恐怕也难以理解这样的一代人的思索和情怀。
我们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消失。要留下他们的故事，要让后代知道，在中国有这么一段历史，存在过这样一拨优秀青年，他们的青春还没有闪光，就被黑暗吞噬了。这是我们幸运活着的人能够为他们做的唯一一件事。
我们要为国家留下真实的记录。那是一个被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称为“只有东汉末年‘十常侍’和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的统治才可以与之相比”的黑暗年代，至今却仍然在被官方舆论所粉饰，不敢、不肯、不甘从制度上、从统治集团及其领导人身上、从统治的理论基础上彻底加以否定。他们迷信“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以为只要掌握了政权，就能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涂抹历史，以此在历史上永远享有正面的形象。他们不愿相信“真实”的力量，也不敢正视“真实”的力量。殊不知，任何谎言，包括官修历史中的谎言，只要逻辑地追究到底，一定会因出现破绽而被戳穿。只有历史记录符合事实时，才会依靠证据链的逻辑力量，永远地流传下去。就比如，１９６０年代饿死三千多万人口的大饥荒，官方编织谎言，说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据此写成的文件、社论、历史读物、教科书，连篇累牍，持续几十年。但全国的气象记录在，国家的财政支出记录在，前苏联的档案在，各地的地方志、人口统计数字在，当年幸存者口述、笔录的材料在。在这些证据链的逻辑力量面前，官方墨写的谎言哪能掩盖得了人民的斑斑血迹！谎言哪还有存在的空间！
毫无疑问，“山上下乡”这段历史，官方会写，已经在写，出于统治的需要已经在粉饰、歪曲、掩盖。我们不能把这段历史的书写权和解释权拱手让给官方，要留下我们自己的故事，让后代历史学家去比较、鉴别、分析，判断出真伪。
或许要问：我们留下自己那些琐碎、零散、非常个人化的故事，怎么会对历史的书写起作用？甚至怎么流传得下来？
我回答：因为历史的书写和解释本来就不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想象那样，总是由统治者控制的。中国历史最久的几部历史书的书写者，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不仅不是什么“胜利者”，统治者，实在都是当时的失败者，甚至是当时的“罪犯”，而中国史学的传统，恰恰就是他们奠基的。历史研究所依靠的，除了官方记录、官方史书以外，还要依靠民间史书和民间的记录，比如中国历史上大量的个人笔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比较、鉴别、分析以去伪存真，重构历史真相。正是由于这些民间历史文献的存在使得“胜利者”无法左右历史的解释。我们今天记录自己故事的一点一滴，都会成为官修历史的对照，成为将来历史学家发现官修历史的破绽、重构历史真相的证据链上的一环。就如目前大量存在的有关三年大饥荒的私人记录，正在成为历史学家分析的依据一样。至于流传，以当代的条件不再是问题。司马迁的时代要“藏之名山”才能“传之后世”，我们只要往“博客”上一放，就能传播开来、流传下去。
我们要书写自己的故事，留下我们当年的心路历程，作为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交给后代。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写出了自己对八年半插队生涯中所作所为的“悔”：在逆境中，看不到黑暗必然过去、光明必将到来的历史趋势，对社会、对国家、对自己了无信心，由焦虑而自暴自弃，浪费了大量时光；由于对前途的失望，加之不敢冲破当时舆论的牢笼，长期压抑自己的感情而不敢追求爱情，等等。总之一句话，八年半时间，只是为“做稳了奴隶”而努力，竟不曾思考过怎样做一个人。我想，上千万的“知青”，反思自己各种各样的经验、教训，用文字把它们留下来，必定会形成一笔丰厚的生活遗产。我们这一代人，除了极少数人，想必不会有什么物质财富留给后代，即使如我这样在“知青”中算是后来境遇比较好的也是如此。我们注定终身清贫。但是，留下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能使我们的后代在他们的生活道路上少一点“悔”，因此，这是比物质财富更加宝贵的遗产。
我们也要为自己书写自己的故事。四十周年纪念之际，同学来电子信说，他心情很沉重，想到自杀的三位同学就禁不住泪流满面。我自己最近也同他一样心情沉重：我们的心态还无法完全从“上山下乡”的阴影中走出来。那位患胃癌去世的同学的儿子对我说，他父亲三十年来都处在因“上山下乡”造成的抑郁心态中，这应当是导致恶疾的最主要的因素。
每年的１０月１８日，我往往习惯性地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三交响曲“巴贝亚”（Ｂａｒｂｉ－Ｙａｒ，意译为“娘子谷”）。这是一部交响合唱，词作者是俄国大诗人叶甫图申科。作品是他为纪念二次大战中在娘子谷被德国人集体屠杀的俄国人而作的，论者多以为实际上也控诉了斯大林统治下的大屠杀，控诉了极权统治的罪恶。那如浑厚、压抑、满腔悲愤、如泣如诉的歌声，似乎也唱出了我的心声。我知道，我这是在借他的音乐宣泄内心的压抑。
是从压抑的心态中走出来的时候了！我们“知青”一代人，多数人目前生活虽远不如意，多数人一辈子的生活虽然从未显现过玫瑰色，但是路还得往前走，生活还在继续。为了我们自己晚年快乐些，幸福些，我们也必须从“上山下乡”的阴影中走出来！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宣泄”，就是说出、写出我们自己的故事，将埋藏在心底的一切倾诉出来。这是心理治疗的不二法门。
为了死去的难友，为了留下真实的历史，为了我们的后代，也为了我们自己，当年的“知青”们，请拿起笔来，打开电脑，留下我们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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