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
人生的第一要务，在解决生命的朝向问题。
对于许多国人而言，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或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文化人格更趋向看重世俗生活。对于许多国人而言，世俗生活的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全部，而有价值的生命就是更大程度上让自己得多失少。而通常，绝大多数国人对自己世俗生活的得与失是没有掌控能力的。他们于是乎把得与失的缘由归诸于运气或鬼神的保佑。而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地去编织一张人际关系的网络。并让自己在这个网络中获得更多的安全感。
选择朝向世俗世界的中国人的人生观所能表现出的最为负面的极致形态已经在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展现地淋漓尽致了。饱受其害的一部分国人试图到西方文明那里去寻求一种截然不同的精神资源，他们找到了基督教，并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对立起来而取彼弃此，仿佛只有这样，方能济中国人极端世俗化的生命态度之穷。然而，极端世俗化就是中国文化固有品质吗？重新读一读儒家的经典，重新了解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或许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或许会惊讶的发现，让超越性的维度（上帝）来指导与引领人生、为生命提供终极的理据恰恰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与起点！
尽管，“上帝”这个概念为儒家经典所揭橥且在《大学》、《中庸》第一句里开宗明义地加以高举（比如：《大学》的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明“天”的“明德”、《中庸》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命之谓性”），由于儒家的终极关切通常侧重于要求士君子而并不要求庶人百姓，一旦士君子阶层因历史原因而彻底消失，我们民族文化中对于“天命”的担当这一块也就整体性地落了空。中国文化中的神圣气质也就彻底地为漫山遍野的小市民、小农气质以及唯物质主义所取代、从而落入了失魂落魄的境地。
在一个小市民、小农气质漫山遍野地流行着的语境中，上帝这个概念是难以理解的。对于那些还能在世俗生活中占着小便宜的小市民、小农而言，“上帝”就像精神病患者的幻觉一般虚幻不实。而对于那些被剥夺了占小便宜的权力的小市民与小农而言，却找到了另一种曲线占小便宜的办法——就是信西方人所说的“上帝”，以讨好西方的方式来获取其带来的物质好处，且组成一个信西方人所说的“上帝”的团伙，并借用团伙的能量以博取某种现实的安全感。这与中国人在江湖码头般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博取安全感的方式本质上并无不同。他们自称是信“上帝”的，但他们拼命维护的与其说是对上帝的信仰不如说是对团伙及其营造的语言方式的忠诚。较之只相信物质利益的真实性的人而言，他们只是把他们所相信的物质利益化装成了西方人所说的那个“上帝”而已。他们不过是一群营造以西方人的“上帝”的名义组成的人际关系网的另一种偶像崇拜者，他们本质上仍然是不信上帝的。
当然，如果说所有的中国基督教徒都陷入了上述的新形式的偶像崇拜的话未免武断。但那些因为“信上帝”而将他们所说的“上帝”与中国人固有的儒家的“上帝”对立起来的人一定是偶像崇拜者，因为，上帝被他们塞进了一个封闭的特殊的语境中、成了一个特殊群体的图腾。
今天的中国社会，急需要重建一个超越性的维度、急需要重建对上帝的信仰。但中国需要的是作为超越者的上帝，而不是被某一个宗教群体及其言说体系据为己有的“上帝”。有这样的觉悟但早已被唯物主义无神论洗空了脑子的人会遭遇第一个关键性问题：上帝真实吗？
人是一种带着巨大的局限性的生物。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的过程，而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乃在于天生具有的关于整全性的意识。比如：人受视觉经验的局限而常常会迷路，较之动物，人发展出了方位坐标的意识并由此发明了地图乃至卫星定位系统。由于人天才地假定了一个从空中整体地俯瞰自己所处环境的角度，人拥有了不迷路的可能。通过这个例子，“上帝是否真实”的问题其实可以置换成这样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在人的局限性的外部，是否有着一个足以让人超越其局限性的整体性的维度？
显然，这个维度是真实的（就像卫星的视角一样真实）。所谓“上帝”，不过是我们赋予这个维度的一个人格化的名字而已。信上帝其实本质上就像是信我们可以从卫星的角度俯视自身的局限性一般。
说到这里，那些个信西方人的“上帝”的基督徒们于是乎会站出来反驳说：“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祂会主动地找人、救人。祂绝不是儒家说的那个需要靠人去参悟的抽象的天理或什么‘整全性’，祂为我们死而复活••••••。”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需要提醒提醒那些个把“上帝”和“基督教”言说方式与组织形式紧紧绑在一起的偶像崇拜者们注意：“上帝”是否又真又活，（至少，儒家的上帝是可以“自我民听”的活神）姑且作现象学的悬置，而我们感受存在的这颗心是否又真又活，才是问题的关键。没有一颗又真又活的心，口里说出的那个和基督教言说方式绑在一起的“上帝”又怎么能又真又活呢？基督信仰之真并非建立在人们对基督教叙事的经验层面的真实性的确认之上，而是建立在人对自身的存在处境有所领悟而基督教叙事恰好象征性地表达了这一存在性的真实之上。不能对人“存在”有所领悟的人“信上帝”就已经是不信上帝了。
西方人的基督教上帝与儒家的上帝乃是不同的言说方式所指向的同一个终极实在的维度，这个维度向我们的呈现形态依我们的认识之镜的不同而不同。糙面的镜子与净面的镜子所反射的太阳在人看来是不同的，但并不意味着太阳本身是不同的。同理，并不存在基督教上帝与儒家的上帝异同的问题，真实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是否如净面的镜子真实而真诚地折射着那作为整全者而存在的维度本身。用基督教的话来说，就是“用心灵与诚实去敬拜上帝”，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诚则明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与儒教所指涉的终极实在并不存在差别，存在差别的，只有主观上的真诚的人和不真诚的人。
在我们今天漫山遍野的充斥着小市民、小农气质的中国社会而言，真诚是一种备受贬斥的生命态度。儒家“明天之明德”的人生价值的终极朝向早已成了一个久违的破碎的旧梦，而“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上帝”的基督教价值朝向对于我们许多只关心现实利益的“吃教饭”的中国基督徒而言并不比“三个代表”更具有实在的意义。中国人的生命态度在总体上是朝向世俗生活的。我并不像过多地对这样的生命朝向加以攻击，然而我们必须正视的是，正因为这样的总体性的生命态度，我们的民族整体性的迷路了、整体性地陷入了互相欺骗与互相贼害的泥潭。中国重又变成了鲁迅笔下的没有出路的“铁屋子”，每个人都终将闷死在这罪孽深重的铁屋子里。而自己扯着自己的头发是走不出这样的泥潭与铁屋子的，技术层面的所谓“体制改革”由于并不触及灵魂的问题终将沦为闹剧。重建生命态度的终极性朝向，是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的唯一道路。
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的施救之功的成全有赖于人的回应。基督信仰在为死水一潭的中国社会带来些许超越感的同时，却也被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销蚀为一种镜像共同体而失去了其超越的意义、且沦为一种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消解性、破坏性因素。这却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固有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家园，然而没有一种属人的文化是长盛不衰的。上帝临在于人类不同的文化形式中，人只有到自己的文化形式中去领受与感悟上帝的临在。丢掉、否弃自己的文化到别人的文化中找上帝只能落得《庄子》中学步邯郸的那个寿陵余子的下场。
愿上帝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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