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跟校友萧春雷闲聊。我说我那年级里，现在只有我还在文学写作。这里的文学写作，指的是以文学写作为事业，不包括偶尔舞文弄墨，也不等于职业，具体说，就是不以生存为目的全身心的投入。萧春雷说，他那年级也只剩下他了。再审视我的前若干届、后若干届，至今还在写作的，也是凤毛麟角。同学相见，问在哪里发展，知道你还在写作，简直如见稀有动物。
当年，却是很多人做着作家梦的。甚至有人认为考上了中文系，就是走上了作家道路。北大百年校庆时，媒体盘点，惊讶发现北大中文系竟没出几个作家。当然对方也有说辞：北大中文系是培养文学研究者的，不是作家。但这话总给人抵赖的嫌疑。即便是他们所认定的文学研究者，哪几个没有做过作家的梦？
当年，几乎所有大学的中文系里，会创作的如鱼得水，成为众人眼中的“才子”；不会创作的，只能望洋兴叹。中文系的录取线，总是在文科里最高，那些对文学没甚感觉的，只要分数线达到，也要挤进中文系里来。这种情形，类似于现在的学历高消费。在外系，也有不少搞创作的。数学系、物理系、历史系里有“文青”，但中文系里却没有“数青”、“物青”、“史青”。当然，个中原因是搞创作，专业性不强，但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学切近的是生活本身，谁都处在生活的纠结中，无论读文的，还是读理工的。
当年，全校只有一本文学刊物，就是《闽江》。虽说是中文系办的，但作者群不只是中文系的，甚至还有校外的。我当《闽江》主编时，印象中，外系的投稿很不少。那时候没有E-MAIL，校内邮寄也不适合，他们就拿着稿子到我宿舍找我。那时候也没有电脑打印，稿件全是手写，接着它们，沉甸甸的。这种沉甸感，让我在十多年后当职业文学编辑，仍然不敢把投来的稿件随便丢进字纸篓里。我的文友中，有不少是外系的。我大四时，一些写诗的同学要组织一个校际文学团体，就是“南方诗社”，也拉上我去筹备，但《闽江》内部有个别人认为，他们是分庭抗礼，我作为《闽江》主编，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只好作罢。不知现在的《闽江》人，是否还有着如此可爱的偏狭？
不仅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在五、六十年代，搞创作的，也是被刮目相看的。我小时候就老听长辈说，某某人“笔头尖”。当然，我们现在看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十分不尽人意，大多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孙绍振语），文学被当作意识形态的工具。其实，这种情况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何尝得以改变？只不过从顺从变成了反叛，用曼德拉的话说：“仍在狱中。”那时候，文学不只是文学，是政治的代言；在中国，政治无所不在。也因此吧，关心者众。
九十年代后，写作终于得以挣脱出来了。但是，挣脱出来的中国文学，却被边缘化了，被边缘化未必是坏事，让文学不再承载非文学的职责，回归到了纯粹。但纯粹后的文学却苍白了，倒令人怀想它的不纯粹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了，虽然，那时的写作者如同陷入乱阵的莽夫。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学的特殊困境？当我们确实还在“狱中”，却自以为不在，那么只不过在玩“越狱”游戏。既然是游戏，为什么还要在文字中玩？我想，这也是当年写作者不再写的原因之一吧？滚滚红尘，可玩的地方多了。
但是，新的写作者仍然不少。有人说“文学热”已经不再，我放眼一望，仍然蝗虫一样。甚至，比当年更多了。当年，写作者还是有限的，并非想写都能写得出来；再个，对写作总存有敬畏之心，笔有千斤重。现在，年轻一代的文字表达能力无疑是增强了，不是写得出来写不出来的问题，而是写成什么样的问题。这样，文学基本标准的“紧箍咒”一解开，写作就成了轻松的事了。
拿刀枪不容易，所以拿者少；玩绣花针容易，所以玩者多。玩出来的文字多，但认可的少。几乎所有读者都不满意当今的写作状况，有意思的是，其中也包括写作者本身。几乎所有写作者都在制造着“水货”，却又都鄙视别人的“水货”，同时又并不妨碍自己继续制造“水货”。我想起一句西方谚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概也是《闽江》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常搞一些座谈或讲座。有一次，请担任《闽江》顾问的孙绍振老师来。孙老师刚参加了一个全国性文学会，那个会上谈论到这个谚语：“少女可以为失去爱情而歌唱，守财奴不可以为失去钱袋而歌唱。”我从此明白，有些原则，即便是不守原则的人，也是内心期许的；只要内心存有这种期许，他终有一天会不再无耻。遗憾的是，现在中国写作者却沉湎在了互相指责的口水中，从而心安理得地继续无耻。这应该会让上帝始料不及。更有甚者，二十多年后，我把这句谚语转告给现在的学生，有学生居然问：为什么守财奴不可以为失去钱袋而歌唱？
细想想，文学“水货”化，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已初现端倪。那时候笑话说：“一根电线杆砸下来，砸死十个人，九个是诗人。”但他们仍然是写得很沉重的，还出现了自杀。但渐渐的，写自杀的多了，自杀的少了；谈自杀诗人的多了，读其作品的少了。许多人只知道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甚至，把它做成了时尚广告。
与此相匹配，出版物也越做越漂亮了。纸张越来越高级，印刷效果越来越好。二十年前我在日本，床头常放着日本出版的书，装祯考究，想着：何时国内能出这样的书？十年前，我的第一本台版书出来，也是装祯考究，又想着，大陆何时能出这样的书？现在，装祯考究的书已经遍及大江南北了。摆在我面前的再版《闽江》，也做得考究，但这里的许多文字，最初是没能如此光鲜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闽江》只是一本油印刊物。尽管仿宋体刻得精美，但仍然比不上铅印的效果。那时候，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印，几乎是所有写作者的梦想。于是当我接手《闽江》时，就排除万难要搞铅印。但真正铅印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缺钱，还得经过组织审批。只能用打字，仍然打在蜡纸上，不过是“山寨”铅印版。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已毕业了。有一天，我收到几本《闽江》，还真是名副其实的铅印了。体制开放了些，技术也普及了。但同时，我也看到了它封二到封四的广告，坦率地说，有些不适应。但我知道，没有这些广告，这刊物是不可能办得如此漂亮的。文学，其实是一直被经济所局迫的，它不甘心当物质的奴隶，但它又不是宗教，它是沉重的肉身，是支离破碎的灵魂。
其实，在八十年代初，《闽江》也没能完全超凡脱俗。它一方面接受组织的拨款，另一方面，这些拨款明显不够，必须自己搞创收。我记得第一次被告知要去卖《闽江》，直想找借口逃走。我的脸挂不住。但是《闽江》要生存，要发展，就不能不走入市场，这是没办法的。记不得一本《闽江》卖多少钱了，印象中是食堂里一份荔枝肉的价格。我卖过《闽江》的地方，其中一个是第一膳团门口，就是现在老校区的协和餐厅。现在我到协和餐厅吃饭，看到一些快递人员在那里摆摊，我就记起当年的情景。一样是用餐时间，一样是食堂门口，只有这种时候，这样地方，才有顾客。
另一个地方是当年的生物系，现在是时代中学了。我有了儿子，在里面读书。我曾几次寻找当年卖《闽江》的地方，“遂迷，不复得路。”
现在办一本文学刊物，即便是拉赞助，也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了；不靠拉赞助，组织给的经费也不那么捉襟见肘，政府有钱了。于是，可以心安理得地用经济来装扮文学了。但是在轻易就能把文学刊物办得漂亮的当今，如何保持住文学的品质？在谁都可以把文字变成铅印，不，已经是电子印刷的时代，如何保持住文字像铅一般沉重，乃至，像刻蜡板一样力透纸背？几十年来中国文学，要么被意识形态绑架，要么被商业经济收买；要么充当“传声筒”，要么沦为“商女唱”，《闽江》也是在其中提着裙子闪避着，是否可以闪避出去？
至于文学写作者，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如何坚持在无人簇拥下写作？写作固然需要读者，但读者不是乌合之众。何况，写作首先是自己需要。我们活着，我们有痛，我们写作，我们疗伤，哪怕只是自己舔舐伤口，写作就有意义。
忽然想起许多年前，在一个文学研讨会上遇见作家马原。这个辽北汉子坐在我对面发言，他哀号小说已死，文学已死。我还记得他的一句话：“现在满街都是周星驰！”他声称已经不写了。但今年，他又拿出了一部长篇。可见小说不死，文学不死，因为，人心不死。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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