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賓】
李白穎 （貴州）Gui Zhou：21歲，香港中文大學細胞分子生物學三年級。
蔡佩穎 （台灣）Tai Wan：21歲，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三年級。
吳小英 （香港）Hong Kong：23歲，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於電視台工作。
【主持手記】
眼見，一定為實嗎？
問/阿詹
成長在內地的年青人，包括我自己，少年時代曾把香港視作萬惡卻使人嚮往的資本主義世界，而把台灣當作美麗富饒卻被人搶走了的寶島。也許對我們這代人來說，海峽與界河已不再是鄉愁，而是一種深深的好奇。對岸，究竟是甚麼樣子？對岸的本該和我們相似的人，又有著怎麼樣的想法呢？
長大以後，有機會走出內地，才真切地體會了什麼叫眼見為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很想熱烈地讚美交流團，給了兩岸三地像我一樣因為隔絕而無知、而好奇的年輕人一個眼見為實的機會。
只是，這樣的眼見，一定為實嗎？三地幾十年的隔絕，社會文化中的深刻差異，是否真的可以在十餘天的交流團項目裏看得明白？更重要的是，這些行程是誰在設計著？主辦方安排三地的年輕人去看些甚麼，不看些甚麼，又以怎樣的方式看到，這些安排的目的會否有著些既定的目的？真的只是讓地理書上的山水來到眼前，給兩岸三地的青少年一個交朋友的機會而已嗎？筆者不敢妄言，但某些目的性和傾向性十分明確的日程安排，還是給了人某種猜想。
我們請到了參加過交流團的三地同學，來一同討論他們的經歷與感受。在這些講述中，有震撼，有訝異，有出乎意料，也有些許懷疑。民革長官與普通司機，誰講述的才是中國政治協商制度的現狀？升旗儀式與奧運宣傳，是否真的能夠樹立國家的正面形象？國民教育講座，又為何會令人感到煩悶？當曾經遙遠的城市終於能夠耳聞目睹，他們在觀察，也在思考。
Q1【問題】請簡單介紹一下你所參加的交流團的名稱、主辦單位、參加時間、主要日程和活動。
李白穎：2011年，我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組織的「萌芽學者學術交流計劃」，當時的交流夥伴是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交流的主題是「科技應用對年輕人生活的影響」。九月，領隊教授和我們萌芽學者一行人到達台灣，並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在七天的時間裏，清大的友人們帶領我們參觀了清大校園、新竹市政府、新竹科技園區、台中科博館和故宮等與科技和文化息息相關的主流景點，並於內灣老街、逢甲夜市和竹北蛇窯等充滿當地古早風情的小型景點進行了頗有趣味的遊覽。我們也於清大做了以「宅文化對青少年的影響」的專題報告，之後就報告內容與清大師生進行了交流和討論。
蔡佩穎：我於2012年月參加了「中華傑出青年交流促進會」所辦的「台灣高校傑出青年大陸參訪團」。期間，我們參訪了北京、河南和四川。在北京時，名勝參訪、與中央民族大學學生交流，最重要的是拜會統戰部和國台辦，以及中央、北京民革的長官，向他們提出我們學生對兩岸無論是政治或是經濟上的疑問或建議。河南段部分，我們參訪了少林寺、龍門石窟、關林，並與河南農業大學的學生做交流，以及政治拜會洛陽、鄭州民革。最後的四川段，我們當然不免俗的看了熊貓、去了寬窄巷。在西南交大時，我們了解了他們對交通部分的學術鑽研，並試乘虛擬高速鐵路，此外，當然還有政治拜會四川民革，總共歷時十一天。
吳小英：中五時參加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舉辦的「我的祖國」京港澳學生交流營，因為已經是2006年發生的東西，我盡量回憶一下。為期7天的交流營，因為接近北京奧運，所以安排了不少與奧運有關的活動，例如到長城進行迎奧運宣誓活動，放氫氣球上天，祝願祖國首辦的奧運會能夠舉辦成功。另外就是一些認識中國歷史的活動，包括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蘆溝橋及故宮博物院等；我們還有到清華大學參觀，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儀式，及到市郊的軍營觀看警衛三師的軍事表演。除了參觀，大會還安排三地學生互相交流的時間和分組表演，另外還有一些國民教育講座，內容我忘了，大概是關於國家建設或科技，反正沒有太專心聽。
Q2【問題】在參加交流團之前，你對香港/台灣/大陸的印象是怎樣的？交流團有沒有改變你的印象呢？
李白穎：參加交流團之前，其實我對台灣的了解僅限於文字上零散碎片。印象中，似乎說到台灣，最先想到的就是阿里山的小火車，日月潭的水與情，台南飄著草木香的空氣；然後是隔著金門海峽的鄉愁，原住民的歌聲、閩南語的呢喃、老一輩人對日語的複雜情懷；最後，才是藍綠間的舌戰，大選的壯觀，還有面孔模糊的台灣人。模糊，是形容去台灣之前，將「台灣人」作為一個群體看待時我的唯一感受。因為不知道他們對大陸的來客是否會側目而視，不知道他們的性格是熱情溫和還是冷漠淡然，不知道如果談起政治，他們是否會激昂而起，侃侃而談……而幸運的是，台灣之行給了我答案。
七天也許很短，但我的確感受到了台灣人的友善和熱情，彬彬有禮謙和有度，對生活的熱愛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創新、樸素和精緻生活。在商店裏購物的時候，從來沒有都遇到過總在香港見到的不耐煩的眼神和緊皺的眉頭，幾乎所有人都會微笑著幫忙。流連於小店和市井之間時，處處可見台灣本土的創新產品和設計。學生和教授常於此或輕聲討論學術、生活和社會，或捧一本書，遊一個世界。也許這些片段並不夠全面，但他們給我的印象至少是正面而積極的。這些印象豐富了我對台灣人的了解和感受。
蔡佩穎：在參加此次的交流團之前，我其實已經參加過許多類似的交流活動，但是比較是以學生性質的交流，因此，對於大陸的學生，其實早已略知一二。這次特別之處是有機會和政治長官的拜會，因為大陸一黨執政，每當提及政治家都是給人一種權威、難以親近之感。但是這次的交流活動，事實上是由台灣的傑青會和大陸的中華革命委員會所一起舉辦，因此我們能夠接觸到很多不同的長官，他們與我們如影隨形，每當我們碰到困難時，他們都會努力想辦法幫我們解決，就像家人一般，即便談論到政治性的問題，他們也都會耐心的告訴我們並與我們討論。到最後一天時，還有四川民革長官特地來送我們，一直陪伴我們中央民革長官表達他們的不捨，甚至紅了眼眶，這幾天下來，我感受到他們滿滿的溫暖，並沒有像我先前所想那樣的難以親近，以及權威感。
吳小英：參加交流團之前，對大陸的印象多是從書本和媒體而來，沒有反感，但會有種香港比內地優越的感覺，尤其在歷史書上學到文革、六四等事件，會覺得大陸資訊不自由，內地學生可能會比較保守或維護國家。交流之後，印象有所改變，第一，北京比我想像中先進，第二，內地學生們交談起上來比香港學生成熟和有見識得多，感覺他們很懂事，而且對很多事情有自己的見解。我曾跟他們談到六四或國家的議題，出奇地他們沒有避談，而且還蠻有自己的意見的，有些都不同意中共在六四的做法，只是他們不會特別去表態或行動，以免惹麻煩。
Q3【問題】你參加交流團的原因是什麼？參加之前對交流團有什麼期望呢？這些期望是否達成？如果有失望和不滿，是為什麼呢？
李白穎：參與交流主要是想探訪台灣這個對大陸人而言有些許神秘感的地方。同時，也期待交流活動能使我們認識到新的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並體會和學習他們身上嶄新和優秀的品質。我認為這些期望都得到了圓滿的達成。尤其是台灣友人來我校做報告時，以生活片段和旁白的方式闡述道理，並輔以有趣的片段剪輯，這種方式使所有聽報告的同學都耳目一新，感受到他們的創新精神和作為學生而應當有的對生活的熱情和活力。我個人非常喜歡此次交流活動。
蔡佩穎：之前會選擇參加這樣的政治交流團主要原因，是想要了解大陸的政治運作以及官僚體系，我本身學的是新聞傳播，對政治新聞這個領域又特別有興趣。而在這樣的學習參訪當中，我與長官們聊天，了解到大陸雖然只有一個執政黨，但是卻有八個參政黨，大部分是以民主為訴求。而中華革命委員會是八個參政黨中最大的，他們平時負責參政、與共產黨協商，並與台灣等地區做交流活動。我也透過與長官的聊天中了解大陸對前總理朱鎔基的讚揚或深討，這些都是我在參加參訪之後的寶貴經驗。我也對此次的參訪感到相當滿意。
吳小英：我參加的主要原因是認識想自三地的朋友，和為個人履歷上增加一項課外活動，這類到內地的交流團對中學生來說是不錯的學習機會，尤其當社會覺得認識祖國，與內地接軌愈來愈重要時。我覺得認識內地朋友這個目的達到了，因為7天來跟他們很談得來，了解到彼此的生活和想法。要說不滿，可能是那些國民教育講座吧，因為太悶了，連內地學生都不會感到興趣！
Q4【問題】你認為交流團帶給你的資訊是否客觀？是否有刻意營造某種形象，或刻意掩蓋某些資訊呢？
李白穎：我認為交流團的資訊是足夠客觀的，因為行程和導覽幾乎是清大的朋友組織安排的，校方幾乎並無插足。另外例如，雖然我們在出行前都認為與台灣的朋友談論政治是一件不禮貌的事情，但無意中提到時他們的反應和我們都很一致：開放和理性，整個交流過程中並無發生不愉快的事情。
蔡佩穎：這個參訪團雖然榮譽團長馮滬祥的個人立場鮮明，但是畢竟是個人，對於活動中的參訪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我們學生秉持著自己原本的想法，無論是偏左或偏右，所以這部分應該還好。
吳小英：那我覺得一定有粉飾太平，宣傳國家的意味。第一參觀的地點非常官方，長城、故宮、蘆溝橋，軍事表演等，都旨在表演中國的偉大或抗日時中共的英勇。國民教育課程更是宣揚現在國家的經濟和科研成就驕人，中國怎樣迎接奧運等。
Q5【問題】你認為主辦方的目的是什麼？根據你的感受，這些目的能否達成呢？
李白穎：我認為主辦方的目的是使我們與台灣的友人建立友誼，並互相感受對方文化的異同。這些目的的確達成了。
蔡佩穎：我認為主辦單位的目的不只是希望我們可以透過交流參訪而了解大陸地區的政治、人文和社會，讓我們這些學生在出社會前就能夠充分的掌握兩岸資訊和想法，畢竟兩岸交流再也不是政治議題可以阻饒的，而是必需條件。如果從學生時代的學子開始培養如此的觀念，未來的台灣不會再是狹隘的互不相往來，將會是開始兩岸合作對會的重要領袖。而這樣的目的我認為在我們的參訪中，也充分發揮到極致，因為透過與參訪朋友之間的交談了解到，大家都認為兩岸交流早已是勢不可擋，未來更不排斥到大陸實習以及工作。
吳小英：我覺得他們除了促進三地交流，還想建立我們對中國的正面印象和認識。我覺得三地學生交流是做到的，通過交談和相處，彼此都認識了更多，印象也很正面。至於對祖國的認識和正面形象，我認為那時確是達到了，因為通過參觀不同的景點我的確對內地有所改觀，尤其是蘆溝橋紀念館，更能夠觸發反日愛國的情緒。對於奧運，我也是支持的，所以那個放氣球的祝願儀式我並不反感。但國民教育講座就不太成功，對學生來說來悶和死板了。
Q6【問題】在此次交流團之外，你有過其他訪問香港/台灣/中國大陸的經驗嗎？如果有，感受是否有所不同？
李白穎：除此次交流，我並無去台灣的其他經歷。
蔡佩穎：我參加過由台灣大學和南方科大、美國芝加哥大學所舉辦的兩岸領袖交流會議。但由於之前都是學生性質的討論交流，以及名人講座，例如香港候任特首梁振英的演講，所以無法深刻的理解大陸地區的政經，畢竟即便是優秀的學生，對於政經方面仍然還是有些不足，因此那次的感受會比較圍繞在了解大陸學生以及一些名人在各領域的專長，但偏重經濟部分，與傑青會的政治交流有很大的差異。
吳小英：其他交流團就沒有，倒是回鄉(廣東汕尾)探親幾次，覺得改變很大，山被開發得光禿禿的，樓子和工廠愈來愈多，跟我小時候的印象不同，人們生活水準倒是提高了不少，但感覺還是落後，衛生不好，污染還挺嚴重的。
Q7【問題】大家與不同環境中長大的同齡人交流時，在價值觀或意識形態上有發現什麼不同嗎？或者有產生什麼誤解嗎？大家覺得這些同齡人是否了解你所生長的環境呢？是否有誤解或成見？
蔡佩穎：關於價值觀，我記得一件有趣的事，當時我們與來自大陸各地的學生一同聽資深兩岸媒體人「宮玲」的演講，宮玲是台灣人，政大新聞系畢業。她在演講中表示她沒有獨派思想，但她認為每次當她進入到大陸都會有種壓迫感，不管是資訊上的被限制或是言論上，他認為大陸仍需進步改進的地方很多。這番言論立即被大陸同學砲轟，有人甚至立即離席。整場講座的兩岸學生人數是一比一，相對於大陸學生持續攻擊，有趣的是卻沒有一位台灣學生敢大聲支持講者之言論。看到這樣的情形，坦白說我的內心是很支持講者的，而且對於離席的那位同學感到他對講者的不尊重，因此我在下半場下一位內地講者演講時，為了表示抗議（他也提到宮玲一些事），也與幾位台灣朋友離席。我想這幾天努力不碰到政治意識這塊的努力也幻滅了吧，畢竟我們還是有不同的看法而且無法共識。
我認為有時候與大陸同學的交流我會盡量避免談論兩岸政治，畢竟是敏感的而且是很容易造成對立的。
吳小英：過去我會持有一種偏見， 覺得大陸人因為資訊封閉和社會發展，思想上會比較保守和實際，凡事以利益為上。在交流團跟內地年青人相處後， 發覺他們很多其實都關心社會， 而且願意跟我們討論政事和國家發展，只是在大陸競爭激烈的環境下， 他們大部分都要循既有的途徑力爭上游，努力讀書爭上大學，然後做官或做生意，賺更多的錢……要是把香港學生跟內地學生比較， 會發覺內地學生一般成熟和有計劃得多，而香港學生則比較無憂無慮，不用過早就要爭取甚麼。
我認為，兩地的年青人大部分其實都一樣， 都會追求安穩和快樂的生活，只是我們身處的環境不同， 迫使我們要作出不同的選擇。譬如說，在香港，我們的學生也要讀書爭取上大學， 但因為經濟環境許可和政府對教育的支持，所以我們的出路可以說是比較多，雖然也是經濟主導，但如果遇到經濟困難，政府還是會幫助，壓力沒那麼大。但在內地，人多，社會階級的流動性較少，所以比較要從讀書升官做生意等途徑爬升，他們不是不關心社會，只是他們知道說錯東西的後果，不敢把前途和家人押上賭注罷了。接觸之後我反而佩服他們的見識與成熟。
當然我接觸的大部分是內地大學生或重點中學的學生，可能不能代表所有內地的年輕人。我跟內地在農村的親戚表親的相處時，會看到城鄉之間的不同，農村的人很多都還沒有互聯網， 接觸到的資訊大多是內地報紙和傳媒，他們關注的可能就真的比較是生活和工作了。
李白穎：不知是否因為參加交流團的眾人都比較善於接納各種不同的價值觀或者意識形態，總之回憶七天的在台交流，感覺是非常融洽而快樂的。
若不談政治，我認為台灣的朋友們總體在面對生活和提升自身價值方面更加給人一種「新」和「笑對人生」的感覺。台方交流團裏的朋友們在談到未來和理想時，都非常的樂觀和積極，而且很有「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感覺，而並不像大陸或香港友人那樣行為方式總是以可預測的實際獲利為目的。這裏我無意對「大陸或香港」以一概全，但我接觸到的朋友們有很多在談到「為何參加某某項目時」，答案如果不是「這樣或許可以簡歷更豐富，找到更好的工作」就很可能是「這樣在尋找實習的時候或許可以依靠在此建立的人脈」……我理解生存環境不同，價值觀有差別也是很正常的。香港身為金融中心，商業和政治都高度自由開放，除卻有一定優越感外，香港人大多生存壓力巨大，以壓力作為動力前進，行色匆匆，拼命上進；台灣相對香港或者大陸競爭並沒有那麼激烈，相對人口密度較低，優越的自然環境和寬鬆的社會環境都為之前提到的積極樂觀而且富於多元性的價值觀創造了條件。這一點上，我的感覺似乎和佩穎的有異曲同工之處。
若談政治，或許是因為交流團裏並沒有偏激或者自我中心的人，大家的討論都總是溫和而理性的進行。我們欣賞台灣政治的多元化和多黨共治及民主憲政帶來的自由、協商、開放的社會環境，理性地批判大陸由於一黨專政帶來的桎梏，同時也肯定執政黨在社會事業和國家大型工程上做的合理的部份。由於台灣的友人並沒有在不了解大陸政治就以自己的想像來進行批判，我們也當然絕不會由於被合理審視而群起攻之。佩穎提到的由於被批評就炮轟對方甚至離席的人，我也覺得是非常不理性和不禮貌的行為。因為大陸的媒體上不容易見到台灣的正面資訊，也許是因為部份並不了解台灣或者世界的內地人，仍然持有一定的自我中心和自傲的心態吧。
Q8【問題】 想請問一下佩穎，參加過這個團之後，你對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有什麼認識和評價？李白穎作為內地人，又如何評價政協呢？
蔡佩穎：坦白說第一次聽見大陸有民主政黨時的確嚇了一跳，因為在媒體的建構下，我們常常只知道大陸的一黨獨大。而當我與長官聊天了解民主政黨的協商機制時，我知道他們有點類似建議者的角度，沒握有實權，但只要不違背建國理念，基本上提議都是可以被採納的，就如同辦這樣的交流會議。坦白說，我認為這樣的政治協商還是沒有產生足夠的影響力。
我在四川，搭計程車往飯店時，想說計程車司機基本上都會聽廣播，對政治就算不懂內幕也會有些名詞了解，因此我就隨口問問：「你知道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嗎？」他給我的回答讓我很意外，因為他不知道。這代表甚麼？以我自己的想法，在傑青會的所有行程中，我們都是被以最高規格的接待，無論是警車開道、武警跟隨或是餐餐設宴，我們看見的是主辦單位的用心和權力。但如果他們有這麼大的能耐，平民小老百姓怎麼可能會不知道？或許有一原因可能是剛好司機真的墨水不多，但另一個我的解釋是，這整個活動其實還是共黨在背後撐腰，卻讓民革站在前線，讓我們台灣學子看見大陸的民主，但事實是如何呢？
李白穎：坦白而言，我於對政治並無太大興趣，加上在內地聽到的多是歌舞昇平一片太平的正面言論，所以政治協商制度於我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我也懷疑執政黨真的和其他黨派有協商過什麽嗎？這樣說可能會讓佩穎失望，但除了歷史課略微提到過外，我對「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八個民主黨派的了解，並不比計程車司機多很多。可能是這些黨派的人數實在是微小，因此其代表性、影響力和號召力也實在是微乎其微。我只能猜測，在實際決策的時候，民主黨派的決策力，也許並不會比他們的人數在政協裏的比例大很多吧。
Q9【問題】請問小英：你談到交流團在當時確實樹立了國家的正面形象，那麼，此後這種正面形象有延續下來嗎？這個交流團和當時學校的國情教育有沒有什麼類似之處？如果有學弟學妹參加同樣的團，你會不會想要提醒他們一些反面的資訊？
吳小英：其實那次交流團所獲得的那種正面形象，經過我的成長，包括在大學和媒體上看到到更多中國新聞後，都漸漸消失了， 尤其是關於六四事件和中共對維權人士的打壓最令我反感。我覺得一個國家無論經濟發展得多好， 沒有了法治和人權， 只會是表面風光，人民的生活談不上是真的好。單看中共現時的維穩經費就知道其實中國內在矛盾有多嚴重， 一味打壓只是治標不治本。政治不作出改革， 不公和各種冤案只會愈來愈多， 人們的冤氣只會愈來愈大。我覺得只要資訊自由， 就可以看到中國更多不同的一面， 中共或愛國團體想樹立的正面形象自然不攻自破。這裏香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享受的自由足以讓我們知道一些發生中的真相， 如最近李旺陽的事件，透過香港這扇窗，我覺得可以提供另一個管道讓很多大陸同胞了解中國發生甚麼事情，埋下改變的種子，這是我始終為香港自豪的地方。
我想如果有學弟妹參考同樣的團，我會提醒他們持一種開放的心去看中國，畢竟我的看法也是一種看法，與中共想建立的形象一樣都是one side of the story.我會希望他們抱一種凡事疑問，凡事批判的心態，判斷面前的資訊自己要接收多少，通過思考和不斷比較才能建立自己真正的想法。我會鼓勵他們多問不同地方的人的想法，這樣才會知道自己之前的想法是真，還是只是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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