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內地,色情活動,正在受到政治異見分子、激進藝術家和民主、民權人士所掀起的更大範圍內的民主運動的影響。色情不再僅僅只是色情了,它變得更嚴肅、更有意味;而正是因此,它也變得更加危險了。」

圖書介紹:比利時文化研究學者Katrien Jacobs(余幼薇)認為,,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跟唐朝詩人魚玄機的名字(初名鱼幼微)一樣。唐朝那位據說因為寫了些色情詩而被砍頭,現在這位就寫了本《人民色情》,專門研究中國網民如何通過互聯網體驗性愉悅,並借此爭取公民自由。她試圖使讀者們意識到,「掃黃打非」不僅僅要控制每一次快感的釋放,這還是一場關乎生存與自由的革命。

文/月近人

2012年4月底,中國河南省省會鄭州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該市共計421個報刊亭全部被政府拆除,成了目前唯一沒有報刊亭的省會級城市。

根據鄭州市掃黃打非領導小組的說法,報刊亭歷來是「掃黃打非」的重點區域:「個別報刊亭存在私售黃色、反動、格調低下的違禁出版物等現象……拆除報刊亭有利於相關監管。」

新書《人民色情:中國互聯網的性與監控》作者、比利時文化研究學者Katrien Jacobs(余幼薇)認為,中國人正在創造非常強大的地下色情文化,這些強大的地下色情文化,是在對抗、嘲笑官方對於言論的嚴厲審查,以至於官僚系統的偽善和自身的腐敗。

余幼薇說:「一些中國官員和權貴階層有他們自己特有的享受色情服務的管道,色情成了他們的特權,這讓很多中國人無比憤怒;再加上法制落後或不健全,普通人無法正當地享受色情,於是他們索性去DIY自己的色情文化。這是嚴厲審查制度導致的正面的結果。」

郑田田以民族志研究方法所做的中國性產業調研《紅燈》(Red Lights)一書,描述了在中國常見的一種自欺欺人的地方政府掃黃模式:地方上提供性服務的卡拉OK歌廳,需要無償地給政府官員提供相關服務,還要負責接待當地官員們帶來的各種「客人」。一到當地政府需要執行掃黃打非任務時,官員們就會通知該歌廳,讓他們做好準備迎接審查。這些讓余幼薇覺得異常諷刺的現象,促使她自己動手做有關「人民色情」的研究,尤其是色情文化與互聯網、政治監控的關係。

 

作為一種「中國特色」,「掃黃打非」與「六四事件」同歲。1989年8月,針對「改革開放以來非法盜版活動在暴利的驅使下開始抬頭」的狀況,百忙之中的中國政府宣佈設立了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統一部署了全國範圍的「掃黃」、「打非」工作,並將此專項活動延續至今。

 

「掃黃打非」絕非孤立、固定的例行檢查,而是與歷年中國國情和政府工作重心密切相關的重頭大戲。

 

到了2010年,「掃黃打非辦」氣勢磅礴地描述國內外形勢:「世界發生了重大轉折,各種政治力量的鬥爭錯綜複雜,國際形勢風雲變換」;國內,「隨著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各種社會思想多元多樣多變,各種社會矛盾凸顯且碰頭疊加」。

2010年8月,胡錦濤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這番論述引發了社會上「反三俗」的熱潮。雖然胡並沒在講話中提到「掃黃打非」,但在其後的官方宣傳中,「反三俗」被作為「掃黃打非」在意識形態上的崇高依據反復強調。同時,在實際操作中,「反三俗」也大大地拓展了「掃黃打非」的打擊範圍——一切不夠「正統」「高尚」「先進」的文化形式和個人表達,都可能因被定義為「三俗」而遭受質疑和打擊。

 

但中國政府當年或許沒想到,這個看似不證自明的「反三俗」口號,卻觸動了中國人日益敏感的神經,引發了針對「反三俗」的全民群嘲。這一「群體運動」的「標誌性事件」,是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創作的反諷式相聲段子《我要反三俗》,其中一言被譽為「一語道破天機」:「敢說我三俗?!三俗是我用來侮辱人的手段!侮辱我可不行!」

 

其實,隨著公民意識的覺醒,一些中國人早已不再把「掃黃打非」視為理所當然。進入21世 紀,「流氓罪」的取消,針對「聚眾淫亂罪」的爭議,對「同性戀」解釋的去病化,木子美、衛慧以至於今日之葉海燕等「性名人」的崛起,年輕人對於情色文化的 「性趣」,李銀河等社會學家對於身體自由、性自由與性取向自由的呼籲,「草泥馬」「河蟹」「雅蠛蝶」等網絡「神獸」文化的活躍,莫不說明中國人的性意識較 之1989年已發生了巨變。

 

2008年,著名作家韓寒在自己發佈的博客中添加了日本AV女優松島楓的個人博客鏈接,結果引發了大量針對他的性道德的質疑和譴責。韓寒回應道:

 

然 後說一說AV的事,我想,其實日本AV片是很多青少年的性啟蒙和性教育課,我們需要加以引導的應該是告訴少年,人家那是剪輯成的,有藝術誇張成分,如果沒 到那程度,也不是你無能。這是一件大家都做的事情。當然,道貌岸然者也可以一口咬定他爹媽從來沒有過性生活。在很多國家,這是合法的,但在一些國家,這屬 於淫穢品。這就說明色情類東西的定義並不是一個定數,我們國家通常認為這些東西不健康,我想問,這怎麼不健康了?如果上床不健康,那大家都是不健康的產物 了。其實,不是這些事物不健康,是這個國家不健康。

數年後,這段話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余幼薇副教授引用在了她的著作《人民色情:中國互聯網的性與監控》中。她認為當下中國網絡上的色情表達與爭取更高層次的個人自由無不相關:

 

「中國的激進行動家已經學會了利用情色化的動物精神去對抗政府審查。以神獸『草泥馬』為例,它在2009年就已經成為互聯網圖騰。互動網路百科全書『百度百科』上列有十種『傳說中的神獸』,它們都被網民用來幽默地表達他們的反抗,包括『法克魷』、『雅蠛蝶』和『菊花蠶』。」

余幼薇認為,將網絡情色活動視為爭取政治自主和言論自由的民主活動的一部分而予以壓制……而從這個角度來說,性少數群體、身體藝術家以及活動家所受到的壓力有時比性工作者、性產業從業者所受到的要大得多。

在接受陽光時務專訪時,她解釋說,在中國內地,色情活動,正在受到政治異見分子、激進藝術家和民主、民權人士所掀起的更大範圍內的民主運動的影響。色情不再僅僅只是色情了,它變得更嚴肅、更有意味;而正是因此,它也變得更加危險了。

以下是陽光時務專訪話余幼薇的摘要:

 

陽光時務:該如何看待「掃黃打非」和「反三俗」運動?

 

余幼薇:根據相關指示,中國人應避免參與任何『三俗』有關的藝術活動,但是關於三俗的定義本身卻是如此的模糊不清,以至於它有可能包含幾乎所有當代藝術作品,運動也明顯展示出對於人們幽默感與批評意見的打壓…..年輕人對於情色誘惑和在綫情誼保持樂觀、激動和愉快的精神,他們時刻準備著對國家民族的大範圍控制機制做出抗爭。

陽光時務:寫這本書的初衷是什麽?

 

余幼薇:我曾分析內地官方通訊社對掃黃打非相關活動的報道——那些總是充斥著「這次行動關閉了數千個黃色網站」「這次行動刪除了數百萬張黃色圖片」之類文辭的官方報道。

 

雖 然中國政府總是用「關閉」「遮罩」「刪除」之類語義嚴厲得近乎於「抹殺」的詞彙來形容他們對於色情文化的舉措和態度,但我認為,中國內地對色情產業及其產 品的壓制絕非世界大環境中的個別現象。世界上還有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也堅持對色情產業實施高壓政策。當然,中國政府是個中翹楚。

 

所以,我寫了這本《人民色情:中國互聯網的性與監控》,希望能讓中國官員們意識到,中國內地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地下色情產業/色情文化群體,而且這個產業和群體對社會發展是有正面影響的。

陽光時務:這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余 幼薇:我沒法說出那些涉業人員的真名,很多人也從未公佈過他們的真名。不過有一個人所共知的實例,就是中國境內無數向用戶提供日產色情影片、圖片的網站。 這些網站上大部分色情產品都是非原創、來源於日本且沒有版權,但它們是將中國用戶引向色情文化的重要橋樑。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內地缺乏本土原創的色情產 品。我認為內地應該復興中國源遠流長的色情文化傳統,創作出屬於自身的富有本土特色的新的色情文化。那就是DIY(Do It Yourself)的意義所在。

我認為中國人正在創造非常強大的地下色情文化,去對抗、嘲笑官方對於言論的嚴厲審查,以至於官僚系統的偽善和自身的腐敗。畢竟,很多中國官員自己都深陷於性醜聞當中。新聞報道說明,一些中國官員和權貴階層有他們自己特有的享受色情服務的管道,色情成了他們的特權,這讓很多中國人無比憤怒;再加上法制落後或不健全,普通人無法正當地享受色情,於是他們索性去DIY自己的色情文化。這是嚴厲審查制度導致的正面的結果。當然,負面的結果就是搞這些事情要冒很大的風險。

陽光時務:你曾訪談時提到,中國政府掃黃打非,也是因為其「將網絡情色活動視為爭取政治自主和言論自由的民主活動的一部分而予以壓制……而從這個角度來說,性少數群體、身體藝術家以及活動家所受到的壓力有時比性工作者、性產業從業者所受到的要大得多」。能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嗎?

余 幼薇:在中國內地一直存在著對政治異見分子、激進藝術家和民主、民權人士的高壓措施。我認為在中國內地,色情活動,或者我們不妨管它叫「毛片運動」吧,正 在受到上述這些人士所掀起的更大範圍內的民主運動的影響。色情不再僅僅只是色情了,它變得更嚴肅、更有意味;而正是因此,它也變得更加危險了。

 

正 如我在書中提到的,所謂的「草泥馬」及其相關「神獸」,就是運用色情符號對於政治的嘲諷和批判。這個現象被艾未未所注意到,並將其作為元素運用到他的藝術 創作中去,拍攝了自己唱政治諷刺歌曲《草泥馬之歌》的視頻。這便是色情文化在中國內地與民權人士互動、提升自身意義的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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