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親密關係中的怨偶，民進黨與社運的糾結是命中註定的，台灣以往歷史發展軌跡決定了這種政治格局。
文/何明修
TEST民進黨與社會運動之間，有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在野的民進黨往往與社運站在同一陣線，但是一旦取得權力，卻採取另一套作法。從社運者角度來看，民進黨政治菁英常以工具性的思維來看待社會改革。
相對於國民黨而言，社會運動對於民進黨的指責是更加嚴苛的。國民黨右翼保守立場積習以久，社運人士自知無法撼動。但他們對於民進黨這個不忠實的政治盟友，反而覺得憤慨。就如同在1968年，美國新左派是去大鬧為了越戰問題舉棋不定的民主黨，而不是鐵桿反共的共和黨。
在民進黨看來，社運人士的想法太天真，只關注單一議題，而忽略了政治操作的複雜性。民進黨認為社運人士有一種或許可以稱為社運幼稚病的心態，彷彿執政者可以立即由上而下地推動社會改革，而不需要理會潛在的保守民意。
就如同親密關係中的怨偶，民進黨與社運的糾結是命中註定的，台灣以往歷史發展軌跡決定了這種政治格局。
在1986年，突破戒嚴令的反對黨民進黨在台灣成立。戰後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已經使得台灣社會陷入千瘡百孔的困境，農民土地被污染、工人被迫承受高度剝削的勞動體制，獨厚軍公教人員的福利體制讓大多數人面臨貧病交迫的風險。80年代中期層出不窮的自力救濟風險顯示，長期控制台灣的黨國體制已經無法鎮壓四處爆發的民怨，而執政當局也缺乏改革的意圖，讓經濟成長的果實更公平的分配。
新成立的民進黨很快就被推向社會運動的潮流，反核、產業民主是黨綱高舉的價值。在解嚴街頭抗議狂飆的年代，政治抗議與其他社會運動往往不容易區分清楚。也因此，在保守人士與主流媒體的眼裏，民進黨就等同於街頭暴力，他們的支持者不外乎是「穿拖鞋、嚼檳榔的」。這種偏見不只反映了對社會失序的恐懼，也透露出明顯的階級歧視。
然而，創黨初期的左傾路線只是時代氛圍的產物。到了90年代中期，民進黨看見了執政的前景，「希望、快樂」這種討好中產階級的口號開始浮現，取代了對轉型正義的嚴肅追討。近半世紀以來，種種威權統治的遺緒並沒有好好被處理，反而是當成見不得人的家醜，擔心會成為選票開拓的障礙。因此，在2000至2008年，民進黨政府與社會運動之間的衝突加劇，其實並不是令人意外的結果。第一次政黨輪替固然使得許多運動者得以進入體制，參與實際的決策機構。然而，這些程序性的進展卻無法扭轉民進黨高層的保守化。隨著「拼經濟」的發展主義成為民進黨政府的施政基調，各種要求重分配、勞工保護、生態保育的改革承諾就被擱置了。
事實上，大部分民進黨領導者都缺乏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這使得他們總是與基層群眾脫節；而且一旦取得權力之後，他們只能以空洞的「勤政」、「清廉」表現標準來與國民黨對手競爭，要不然則是訴諸於「愛台灣」的民族主義式動員。
追根究底，兩個歷史原因埋下了民進黨與社會運動分離的伏筆。
首先，早在戰後初期，挑戰國民黨專制的反對運動已經分裂成為相對立的兩派。支持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派是與中國共產黨有關，另外一派台灣獨立運動者則是在海外台灣人社群進行動員。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紅」與「白」之間並沒因共同的壓迫而產生休慼與共的情感，民進黨承繼了台灣反對運動，也接受既有的分歧格局。在左翼立場被中國民族主義者壟斷的格局下，本土派被迫只能站在政治光譜上的另一端。
其次，長期以來，本省人被排除了在政治權力之外，他們的歷史、宗教與語言被當成是低劣的，在政治禁忌被打破之後，「台灣人出頭天」的族群動員是勢不可免的現象。然而，族群與階級的界限並不是重疊的，到了80年代中期，本省人固然在文化上是被邊緣化，但是被黨國收編的地方派系、政府扶植的本土財團、白手起家的中小企業主仍是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與經濟權力，而以「高級外省人」自居的權貴菁英只是少數，許多外省人沒有享有黨國體制恩庇。因此，一旦民進黨將注意力轉向族群正義，階級的議題就容易被冷落了。
總之，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不可避免地將民進黨推向左翼的立場，但是統獨與族群的糾葛使得其菁英頻頻向右看，不時出現背離社會運動的舉動。無論是在朝或在野，民進黨的實際作為也許可以稱為「不甘心的左派」。
現在的問題是，從社會運動人士的角度來看，應怎樣期待民進黨這個不忠實的政治盟友？對於民進黨的機會主義之批判，社會運動者已經提出不少的論述。從另一角度來看，也許台灣既有的政治格局並不是完全不利於社運的。美國韓裔教授李允卿在去年出版一本比較台韓勞工運動的專書Militants or Partisans，她強調，南韓悲壯而激昂的工運其實是反映了勞工階級的政治孤立，無法獲得政黨體制的支援。相對地，民進黨對於勞工議題的選擇性吸納，固然窄化了台灣工運發展的規模，但是確實為勞工階級爭取到不少的實際權益。換言之，儘管台灣的社會運動一直無法扭轉既有的歷史條件，他們仍是成功地為所代言的弱勢群體爭取到最好的政治議價。
（作者系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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