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關切三農前景的歌謠寫作者，不能再停留於「吃台灣米，救台灣農業」的民粹主義式口號，也不能再以泛人道主義者的眼光，遠遠地觀看農民，而寫出無紋理、無主體的農村風景。
文/鍾永豐
1949年，驚魂未甫的國民黨在後有追兵、內有伏兵的局勢下，迅速施行土地改革，大幅降低佃農地租，將可耕公有地放領給小農，把地主的土地所有面積限制在三公頃以內，並輔導佃農及小農承購。短短兩三年內，國民黨把台灣農村轉變為均等、積極的小農社會。
我庄位於屏東平原東北端。屏東平原及嘉南平原連成一氣，形成台灣最大的糧倉。土地改革後，加上諸多以小農為主的農政措施，如水利及道路的修建、農會的改革及農業改良場的技術服務等，不管是人均產量或單位面積產量均扶搖直上。始於五十年代的台灣第二波現代化起於農村，但不始於農村，其任務程序先是提昇農業生產力，然後支解農村黏附的資源，同時並以工業化及都市化智能為目標，訓導農民子弟棄離原初。
這一波現代化造成了農民與農村的疏離。政府與農會在我庄子民腦裏進行農地重劃，變更童年、時間與天體；我庄農民與自然的關係從此化友為敵。現代化意識從遠方由上而下，意外與我庄傳統的晴耕雨讀祖訓接合，更加劇了我庄子弟的漂移，他們從此向外看、像遠望。
農民原本並不那麼恨草；田埂及路緣上的草是水牛的最愛，水田裏有幾樣水草經常上餐桌。除了作物，田裏還滋養青蛙、泥鰍、鱔魚，它們不僅是農家蛋白質的重要補充來源，還生動了田園作為孩子們的自然與人格教室。1960年代末，台灣大規模發展石化工業，農民的農藥、化肥用量也逐年昇高。政府、農會、農藥商儼然三位一體，在高產量政策的催化下，農民被煽起對草的恨意，而且濃了又濃。
多高雄因有港口之便及鄰近有廣大農村的供輸，在出口導向的工業發展階段，一躍成為台灣最大的加工出口業、石化工業、重工業及各種製造業基地。農業產值的重要性快速退場；1970年代初之後，台灣發展主義舞台上的主角換成了工業。
草被視為大敵，不共戴天。為什麼必要除草？農會灌輸給農民的認知是，草會分食土壤中的養分，且為害蟲提供棲息繁衍的處所。所以受到鼓勵的不僅是除草劑，還有水泥，讓所有非生產性的土地均無能發草。農民本應是農村生態系統的最佳守護者與詮釋者，他們的知識傳統中本就有一套關於作物、土壤與生物間相互滋養又彼此抑止的操作手法，現卻無異於工業人了。
後來許多人都知道了，農藥含有重金屬，不僅殘留於食物中，蓄積於農民體內，毒害消費者和生產者，還一併消滅了有益於生態平衡的昆蟲與土壤活化的微生物；化肥導致土壤的酸化，弱化地力，並增加下游水體的優氧化；水泥減少植被面積，防止雨水入滲，加劇水土流失。終究，以綠色革命為方法論核心的農業現代化是向土地透支未來。
九十年代末之後，新一輩的激進青年深思農民、農業、農村三者間的生態關連與社會整體性，表現在社會運動上，不僅反對農民擠壓、辯證全球化時代的農業政策、阻止農村土地的非農化，更進一步地，他們親身實驗有機農耕的可能，並創造直接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新市場機制。毋論運動哲學或方法，新時代的組織者逐步貼近複雜的生態機制與生產政治。
果其然，那麼作為關切三農前景的歌謠寫作者，就不能再停留於「吃台灣米，救台灣農業」的民粹主義式口號，也不能再以泛人道主義者的眼光，遠遠地觀看農民，而寫出無紋理、無主體的農村風景。以此提醒，我與生祥在新專輯《我庄》裏，回顧了農村現代化的一些過程。其中，當然不能略過草與農民的關係。
鍾永豐：
詩人、作詞人，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社會學碩士。來自高雄縣美濃，自青少年時期開始寫詩，接觸文學和音樂；大學畢業後，驚覺到客家農村文化日漸凋零，遂同妹妹秀梅和友人李允斐回到故鄉美濃，以「第七工作站」為基地參與客家鄉土文化扎根以及「反水庫運動」組織工作，並籌組「美濃愛鄉協進會」。99年開始與客家歌手林生祥合作，籌寫及獨立發行《我就等來唱山歌》專輯。之後開始在高雄、台南、嘉義和行政院任職多項公職；這期間並未中斷詩詞寫作，後繼續完成了《菊花夜行軍》、《臨暗》、《種樹》專輯，並多次獲頒金曲獎最佳樂團、最佳作詞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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