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廖偉棠
香 港人曾一度自豪地稱自己的城市為「抗議之都」，又稱「投訴之都」，抗議或者投訴，都是公民權利——行使這種權利的公民，在某政府眼裡就是「刁民」，南粵多 刁民，香港獨承之，這的確值得自豪。不算省港大罷工，抗議之都從六七「暴動」、反對天星小輪加價開始抗議，到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保 釣運動、金禧運動等，開始變得專業化、運動化，到八九六四演進到最大規模，九十年代以降，抗議變得日常化，逢週末幾乎都有遊行示威，2005年的反WTO 運動又帶來一變，抗議變得更有想像力，更年輕化。
在這樣的背景及核心需要中，香港的流行音樂和民謠，開始不自覺或自覺地承擔起為抗議發聲甚至引領抗議的作用。前殖民地政府改革前的管治下，中低階層華人社會民怨沸騰，以至於粵語流行曲剛誕生就與「靡靡之音」的國語流行曲相左，明顯更貼近生活而不是幻想。
粵 語流行曲真正有創作獨立性的歌手，乃是許冠傑，七十年代率領粵語歌曲佔據歌壇的主流地位，除了因為使用香港人母語創作，其內容的本土化也功不可沒。許氏兄 弟的創作與他們本身所出的西化中產家庭關係不大，卻緊貼香港中低下階層生活，部分歌曲甚至帶有強烈的左派色彩、抗議訴求明確。最著名的有《半斤八兩》、 《加價熱潮》、《賣身契》，用語「低俗」潑辣，針砭時弊，為當時深受資本剝削和物價通脹雙重壓迫的打工仔階層熱愛。這些歌曲的誕生，固然和唱片公司的營銷 策略有關，但也不可不說是許冠傑等七十年代青年知識分子受西方六十年代左翼思潮影響，他們的歌詞去除譁眾取寵成份後，很接近美國藍領民謠，他們的音樂許多 直接取用五、六十年代的早期ROCK & ROLL名曲，從身體節奏上營造出強烈的煽動性，也是音樂的另一種解放功能。
當 時與許氏兄弟音樂風格相近的還有泰迪羅賓和花花公子(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樂隊、溫拿樂隊等，但內容的激進遠差於前者。遺憾的是，隨著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富裕程度上升，同時帶來低下階層「香港夢」的造 夢潮流，流行曲中的憤怒、抱怨成分息微，靡靡情歌及勵志歌曲一統天下了。然而，就在這樣無可救藥的腐敗氛圍中，「黑鳥」橫空出現。
黑 鳥樂隊是整個香港抗議音樂史最重要的一支樂隊，創始人郭達年與Cassi，最早始於1979年與左翼前衛劇團「民眾劇場」的演出，1984年出版第一個作 品《東方紅/給九七代》，他們的立場是無政府主義，從作品名字可見他們對極權的反諷和與大時代中香港命運的緊貼，八九六四之後他們出版的作品《民眾擁有力 量》震耳欲聾，出離當時反映六四的流行曲的悲情，直達六四運動的人民抗爭本質。黑鳥以大量的創作、現場演出以及地下出版物《黑鳥通訊》，對那一代香港叛逆 青年文化造成巨大影響，其接近Patti Smith的知性龐克音樂風格，對某些地下樂隊也有影響。
1999年黑鳥宣布解散，但郭達年等人依舊活躍在香港的社運前線。2007年他們出版了《在黑夜的死寂中唱歌》唱片加書和唱片合集《BODY OF WORK1984-2004黑鳥全集》，是極其重要的文獻，可視為香港抗爭文化的「野史」。
與 黑鳥同期稍後的前衛音樂單位還有彼得小話、盒子，他們的藝術水平甚高，但影響基本局限在實驗藝術的圈子，對一般音樂受眾和社運幾無影響。相反，能與黑鳥的 反叛、社會介入發生呼應的聲音出現在主流樂壇，八十年代末開始的樂隊熱潮，其中最重要的兩把聲音：Beyond和達明一派，在成為潮流寵兒之餘，沒有忘記 搖滾樂的社會責任。
Beyond 的反叛性在另類文化界看來也許非常保守和主流，他們的音樂傾向流行金屬，歌詞大而化之，觸及一些普世價值（如《AMANI》），直到與填詞人劉卓輝的合 作，才出現了《長城》、《大地》等具有深厚歷史感、反思和批判性的作品。但Beyond對青年文化的影響當時無人能及，起碼樹立了搖滾樂相當於「樂與怒」 這一觀念，怒則發聲，這就是抗議、抗爭的基礎。
達 明一派和黑鳥的尖銳直接非常不同，但他們的意義相近，就是拓闊了抗爭文化的光譜。在表面的摩登形象掩蓋下，達明一派其實與香港前衛藝術——尤其是進念二十 面體關係密切，在後者的影響和需求下，達明一派創作出大量張揚另類權利的歌曲，比較突出的有，與周耀輝等詞人合作的暗示爭取同性戀權益的歌曲、反核歌曲、 政治諷喻歌曲，歌詞的敏感與音樂的華麗頹美恰成一體，在抗爭文化中樹立起另一種美學：溫柔的反抗。達明一派的風格孤高脫俗，對底層沒有煽動性，但卻開啟了 反叛文藝青年的萬花筒：讓這些香港未來的中產也能意識到抗爭的必然性、抗爭的多元性，比如說同性戀議題或反核議題下，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承受的也許是同樣 的壓力。
在 九十年代，黑鳥的直接繼承者，誰也想不到，是黃秋生。黃秋生是搖滾迷，他出版的幾張專輯如《地痞搖滾》等深受黑鳥風格的影響，他甚至多次與黑鳥同台演出。 因為黃秋生的公眾明星身分，他的音樂傳遞的訊息能更直接進入某些與社運絕緣的耳朵裡。黃秋生一時還成為粗口搖滾的代名詞，與他同時享有這聲譽的是Hip Hop樂隊大懒堂LMF，粗口是憤怒發洩的方式，同時也象徵了底層、草根的立場，更成為傳媒的關注焦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是抗議音樂的一種正面力量，樂隊也 希望受眾超越表面的粗口與洩憤，關注到內裡表達的青年人困境與不滿。更主流的說唱樂隊還有一支「軟硬天師」，他們更為接近摩登文化，消費後者之餘尚能帶出 對社會異象的嬉笑怒罵。
九 十年代中後期，受NIRVANA等美國Grunge音樂影響，香港的音樂稍有復興跡象，但多流於發洩青年力比多而已。唯一一支曇花一現、但富於政治激情的 樂隊是「午夜飛行」，由原來的香港電子音樂實驗者Simon Ho組建，他有明確的民主派立場，午夜飛行的歌詞有鮮明辛辣的政治諷刺意味，配合簡潔直接的龐克曲風，很適合抗爭歌唱。Simon Ho後來仍回到實驗音樂，做出了很具水準的極簡主義作品，但放棄了龐克的直接激情。
九 十年代末，「噪音合作社」及其在「零零年代」的後續團體「迷你噪音」的出現，意味著香港的抗議音樂進入新的階段——抗議重新回到抗爭的主動性和充沛內蘊， 真正接續黑鳥精神。他們的活動方式比起前述與流行樂壇脫不了關係的音樂單位更多了游擊隊的特性，因此更自由、更犀利。也因為樂隊本身就是社運成員，音樂直 接出自抗爭運動之中，樂隊主力Billy所創作的不少關於工人權益和公民抗爭的歌曲，與當年黑鳥的《民眾擁有力量》一起成為了新時代遊行抗爭的必唱曲目。 至於迷你噪音在音樂豐富變化上的拓展，更符合新世代快樂抗爭原則，亦啟發更多樣化的意見表述方式，充分證明了一點：想像力的解放與現實解放息息相關。
跟 上來的，還有更多的年輕人，my little airport、香港投訴合唱團等。團體訴求雖然不一，但都懂得充分利用網路連絡青年文化的優勢，歌者與聆聽者之間的關係更為互動，他們所開啟的可能性， 仍有廣大未知的空間——這將與不甘於壓抑的香港青年同步前進，開始新一輪香港抗爭音樂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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