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雜評 | 李照興：IT’S MY PARTY

【LifeStyle】聽著達明的“IT’S MY PARTY”，或者左小祖咒，周雲蓬的中國社會現實民謠如〈釘子戶〉、〈中國孩子〉，流行音樂在社會政治層面可發揮多少效用？

望眼2017，盡快譜出路線圖，並準備供港人選擇的治港班底及方略，是我多次強調的現在後香港時代的當務之急。民主派單靠口號、情緒，簡單的反共情結來團結港民，多年來似只在消秏港人的六四情結，但遠未能研究出一套改良香港的可行方案。民調指出的香港回歸卻人心未歸，更多是朝著一個新的現象而來，而這現象在過往是被忽略的，那就是香港人從未把他人（這裏說的他人是內地人）的痛苦變成自己的痛苦（以往只有旁觀痛苦的份兒）──直至現在，當中港的擴大交融，切切實實入侵了香港自身的領域──香港人當前切身感受的苦難，是經濟、資源與政治壓力的總體整合，是殺到埋身，再非遠方地震或水災，所以反彈起來，變得比過往任何年代都更大。隨著內地不公事件透過網絡更透明地呈現港人耳目，聽著左小及周雲蓬們的現實聲音，所有國內的不公與毒素，都變成一種中國政府不能相信的隱喻。

而2017為何重要，正是建基於一個假設：如成功能充份代表民意，香港的這場選舉，將成為中國政府實質管治範圍內（所以台灣不算），唯一也是最先真正落實普選的地方，真正的我們的PARTY。這種城民自決理念，最重要的不是自決運動最終是否帶來一個真正的獨立城邦，而是它的立論令港人在爭取的過程中，有更多的籌碼對話。從談判策略上引用高度的港人自決論，與對方討價還價，在這前提下，談城邦談港人治港才有意思。

整場戰線，就相等於一場講價。講價雙方，往往先要獅子大開口，才得以在最終的共識價格中，達到一個較近自己願望的價位──用香港講價的策略，就即是說：當對方開價200，你又想最終settle於100元的話，你是不能還價100的，一定要起碼砍到50至80，雙方再bargain，才會出現100價位。談論民主進程也一樣，一定要故意擺出不同的討價條件，有些不妨大胆激進，這樣才可交換到較好的回應。

此所以，未必每個人同意台獨，但台獨起碼在抗爭策略上，永遠讓台灣人給到對手一種壓力。至於受壓人民如何透過多方的論述、在地抗爭、政府內部的協商，爭取到普羅民眾的認同來達至實現更普遍化的民主進程，我認為20世紀最為成功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可作為借鏡。好好研究他們的抗爭策略，裏應外合，從根本制度及立法上扭轉歷史，才是香港各民主派應做的，而非單單在立會反對拉布、搞流會，或者在街頭作零星沒組織及目標的抗爭。抗爭要有目標路線，在外有民眾街頭運動及遊行，對內有與官府溝通的人去疏導傾談，爭民主，要熱血行動，同時也要智慧策略。

大多數人認識Martin Luther King，部份人也應聽過Malcom X，可是不要忘記Marcus Garvey，他們代表美國黑人平權運動的不同光譜位置，如果要用是否激進來劃分，你也可說，當中Garvey最為激進，倡議在美黑人根本不可能獲得公平對待，最徹底解決方法，是讓黑人回到非洲，是極端的煽動策略。X抱的策略也跟Black Panther一樣被認為激進（名言是By any means necessary），沒有一起回非洲那麼激進，但強調黑人不要依從白人給與的社會規範，所以倡議不要信白人的宗教，要追求一個Nation of Islam。所有這些所謂激進的思想行動，其實造就一個更大的空間讓中間路線得以健康發展，有這些「激進」作底，King的方向就相對變得溫和可接受(開放黑人選舉權和取締種族隔離政策)。但得同時配合杯葛、靜坐、大遊行（發表有名的I have a dream），又跟政府協商，邊打邊談，結果是起碼法律上的對黑人民權的公正轉向。

不容忽視的是，當時社會通過黑人藝術家對流行文化的影響，根本性地培育了一整代美國白人對黑人文化的認同，這普遍植根於主流白人社會的價值觀變化，才是最根本的改革土壤。五十年代的搖滾、jazz，後來的嬉皮、reggae，從Louis Armstrong、Nat King Cole、Miles Davis、Jimi Hendrix到Bob Marley（和Garvey一樣來自牙買加），白人有了黑人偶像，白人將本為黑人的抗爭變為己任，這也正是黑人民權運動最風起雲湧的年代。然而這許多黑人先驅前仆後繼，到唱到變成一種主流社會價值，還得再加上白人如Bob Dylan等的加入。而反觀中港地區，黃耀明左小周雲蓬們的聲音，卻遠未及真正主流（雖有不少粉絲，但要強調是，我們圈子的關注，很大程度上真不是主流，正如在國內，左小還是個小眾名字），這倒說明在整個中港流行文化Counter Culture抗爭過程中，可以發展的空間仍很大。香港的流行文化在此風潮下，應更介入社會。

而香港其實也有這樣一個光譜。一邊的極端，是北京全部治港，不需要有港人治港的份兒，香港全部共化，也不需要是特區。另一極端，是香港獨立。顯然，這兩者都不為人所接納，最終的落墨，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找到最適合的一點。那其實就是港人治港的落實，究竟可以去到什麼程度？前者極端，是0，後者極端，是100。而香港現在民意較談論的香港本位、香港價值、城邦自決，就更多是一種策略的須要，它讓水秤更傾向於香港自主的思維，從而向中央爭取一個更符合香港人意願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