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柯宇倩/一個強制火葬的時代,一位怕害死亡並堅持土葬的高齡祖母,編織出一段跨越30年的家族故事。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的英文著作《紅小兵:家庭回憶錄》(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Riverhead出版)以幽默的筆調、流暢的情節、鮮明的人物,描繪出家庭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與中國的變遷。

從父親處得到文學啟發
目前居住在芝加哥的黃文廣,白天擔任某企業美國總裁的講演稿撰寫人,平時則給《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基督科學箴言報》、《芝加哥論壇報》、《巴黎評論》等媒體撰寫與中美議題相關的評論,2003年開始,黃文廣投入翻譯書籍的領域,第一本翻譯書為中國作家廖亦武的《中國底層訪談錄》(The Corpse Walker),廖亦武的《上帝是紅色的》(God Is Red,中文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中國作家楊顯惠的《上海女人》(Woman from Shanghai)也由黃文廣翻譯成英文。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試圖用娓娓道來的方式,自嘲式幽默、低調的手法來撰寫故事。“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人生不都是戲劇化、高潮跌起的。”
黃文廣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可追溯至小時候父親的口述故事。黃至有過去是個京劇戲迷,飽讀古書,經常對黃文廣講述各式各樣的故事,《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中不時穿插傳說故事,令整個故事更加生動。
黃文廣記得父親說過賣瓜的孫鐘由於幫助三名灰鬚仙人,得到仙人們的回報,孫鐘的兒子孫堅後來統領吳國。黃至有想藉由故事鼓勵兒子幫助他人、孝順長輩,故事也確實對黃文廣影響極大:黃文廣每當見到街上的遊民,尤其是灰白鬍鬚爺爺或衣衫藍縷的奶奶時,都要猜想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否是仙人,而黃文廣通常確實會丟下幾塊錢,若有時忽視他們,黃文廣則感到愧疚。
1976年發生了許多事,先是周恩來病逝,接著發生唐山大地震,9月時,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出,也在這一年,黃文廣有機會讀到許多舊書。10月時,黃文廣的寄宿學校停課兩個月,在空蕩蕩的家中,黃文廣開始翻找父親的櫃子,發現一大疊1950年代京劇雜誌和書籍,黃文廣對《新史記》說,文革時代是沒有書可讀的乾渴狀態,因此父親的雜誌與書籍帶給他的影響很大。那段時間裡,他經常一讀就是幾小時。
黃文廣收到《紅小兵:家庭回憶錄》的樣本書後,覺得一件大事告終,特地安排回西安一趟,在清明前把書燒給父親。黃文廣表示,他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有三,第一,希望償還對父親的虧欠,第二,希望在身為美國移民與擁有中國文化背景之間,找到平衡點,第三,希望讓一般美國讀者更了解中國,這樣的瞭解不應該僅是從政治體制上瞭解。
讓美國讀者產生共鳴的故事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過去許多談中國的書,講的是作者如何在文革時受迫害,但黃文廣身在一個普通人的家庭,在文革中並未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此他著重在中國如何從毛澤東時代走到改革開放,並從中找出一個美國人也能引起共鳴的部分。“雖然美國與中國政治體制不一樣、文化根源不一樣,但家庭觀是一種共性,其實真正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沒有兩樣。”
黃文廣在積累多年的文字功力和洞察力後,第一次以作家身份闖蕩文壇就受到相當的關注。《紅小兵:家庭回憶錄》一書426日上市,上市前已掀起一股熱潮。《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將此書評為2012年春季10大最佳回憶錄;《基督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把此書列為2012春季最值得關注的非小說之一;《奧普拉雜誌》(The Oprah Magazine)將此書排為春季推薦10本書的第二名;《圖書館期刊》(Library Journal)則列此書為10大關注回憶錄之一。此書也被舊金山記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選為最佳開頭語書籍之一。
426日書籍上市當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太陽報》等多家媒體也刊出書評。
黃文廣對《新史記》指出,在華人故事中找到與美國文化間的共通點,是他認為書籍成功的因素之一。“很多美國婦女讀者,對中國一點都不瞭解,但她們很喜歡這本書,因為這主要是一個家庭故事,只是剛好發生在中國。”
黃文廣對說,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把華人的文化介紹到美國。“目前很少有寫華人的回憶錄進入美國暢銷書行列,一個中國國內的海外文學經紀人曾告訴我,華人作品很難進入美國主流市場的原因,是因為很多中國的作品‘沒有腿’,沒辦法走出文化的障礙,跨不出中國或華人圈。”
所以我沒有拼命講葬禮的細節、拼命講孝順,而是描寫一個人的成長、描寫對家庭成員的再認識,家庭的衝突和愛,從中找到共通的話題與價值觀。”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希望這個關於人性、關於親情的故事能跨越文化隔閡,讓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共鳴。
至於華文讀者,黃文廣認為更能從故事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影子。“這本書主要是對我父親一個再認識的過程,但我也想探討家中三個人物:父親、祖母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因為現在這樣的家庭結構很多,當父母忙碌時,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這話題對華人來說更有連結性。”
黃文廣表示,對於在7080年代中成長的人來說,能從書中找到同樣的經歷。“寫作時,我一提到自己與爺爺奶奶的關係,很多人都說他們也有類似的過去,有個朋友看完故事後,為自己的每一位兒女都買了一本書並對他們說:這就是當時爸爸生長的環境。所以這個故事反映的其實不是很特別的事,而是我們這一代的一個普遍家庭經歷。”
黃文廣在書中反映了幾個大事件,包括周恩來、毛澤東與胡耀邦的逝世,以及後者所引發的六四事件。黃文廣對《新史記》說,這些都是他一生中的轉折點,一點一滴改變著他的生活,例如改革開放讓他有機會到國外進修,同時讓中國獲得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
從共產主義到自由主義
黃文廣成長的時代,也是許多觀念相互摩擦碰撞的時代。從小受共產黨教育的黃文廣,在學校學得、在外面聽到的是一套,回到家後,對父母盡孝道的觀念又被放到第一位,毛澤東文革時代,家庭倫理遭破壞,丈夫和妻子互相檢舉,兒女也能批鬥父母。
到了復旦大學後,黃文廣開始變成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在倫敦學習時,黃文廣坦承他的國家主義情緒又時常湧現,從小在學校習得的觀念並非能輕易抹去。
我們受教育在文革後期,被洗腦得蠻厲害,但社會長期封閉後,我們又遇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上一代比起來,我們的世界觀還沒完全成形時,就接觸到外來東西。我20歲到英國,後來到美國,在思想形成中,接受到各種各樣的思想,所以現在既有對小時候洗腦的記憶,又有西方的東西。”
黃文廣對《新史記》表示,他可說是受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影響的綜合體,但他也瞭解到,不管政治情勢如何變動,家庭都是社會中的穩定環節,而 父母對兒女的愛,不管何時都能成為一個人的依靠。
或許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經歷許多思想的碰撞,黃文廣認為自己更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在再看一些中國發生的事,更可以用客觀角度去看它,我如果在國內待著,可能看不到錯誤點或不理解事件的原因。”
黃文廣發覺一個有趣現象是,許很多在美國有成就的中國移民,反而是從小接受共產黨爭取平等、反對資本家教育的人。“這些人現在都比資本家更資本家。”黃文廣笑道。

 
 

黃文廣。(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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