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系列访谈之三】

黎安友：中国的制度尚有韧性

□“政见”观察员 刘岩川

精彩观点预览

◆美国确信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一个由民主和法治国家构建的世界格局对美国来说更为安全，因为民主国家之间更倾向于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如果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完成民主化进程，美国必然感到释然。

◆民主化不会使中国对美国惟命是从，也不会让中国采用亲美的外交政策。但是一个民主的中国确实会缓解某些矛盾的紧张程度，并且让一些问题更易于解决，例如台湾问题。

◆左派和右派的言论都反映了切实存在的问题。但我不认为政策会从学术界的争论中产生，因为政策始终是政府决定的。

◆当权力交接顺利进行之后，如果新一代领导人有能力应对社会的变化、引导经济发展并且逐步做出让人民接受的改革，中国体制依然有可观的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缓，但不至于崩溃，而且政府在执导经济增长方面拥有很多技术人才和成功经验。

◆中美社会的联系远远超过美国与苏联、印度和日本的联系，而且这些联系大体上是正面和合作性的。以刘瑜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并非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亲美，她们只是更加国际化、更了解这个世界。因为她们，中国和美国可以做深层的交流。

◆我在中国的学生享受着令我印象深刻的学术自由。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为中国做出贡献，而政府也已经给他们很多讲学和出版的空间。

◆我认为一个权威政府能持久屹立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照顾。中国不仅需要知识分子做贡献，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方便将他们纳入现有的体制。

上世纪70代初，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重启了中美交流的大门。这项突破的受益者不但包括美国的商人与外交人员，也包括长期致力于中国研究却未能身临其境的美国学者。

1973年，三十岁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以青年学者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接近40年后的2012年5月，这位以研究中国内政外交闻名，并且培养出孙哲、刘瑜等中国政治学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就海外中国政治研究、领土争议及中美人权分歧等热门话题分享了独到的见解。

一、“人权在美国外交中有三重作用”

【政见CNPolitics】最近，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再次暴露了分歧。在您看来，人权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道德诉求，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外交的工具？

【黎安友】人权在美国外交中有三重作用。

首先，人权有纯粹的政治工具性。美国可以把人权问题摆到谈判桌上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

第二，人权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当中国成为完全的法治社会，那么美国也会从中受益，因为届时美国的在华商人和学者将受到更好的保护。而且，一个法治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将更稳定、更可靠、更可预测。

第三，人权对美国有更实际的意义。美国确信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一个由民主和法治国家构建的世界格局对美国来说更为安全，因为民主国家之间更倾向于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如果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完成民主化进程，美国必然感到释然。

【政见CNPolitics】今年4月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邻国产生了激烈摩擦。您在过去的著作中曾指出，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依然不会降低对领土完整的诉求。那么您是否认为，无论中国体制如何演变，类似南海问题的领土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

【黎安友】我认为，即使中国建立了法治社会、加深对人权的尊重并且变得更加民主，诸如南中国海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依然会存在。

民主化不会使中国对美国惟命是从，也不会让中国采用亲美的外交政策。但是一个民主的中国确实会缓解某些矛盾的紧张程度，并且让一些问题更易于解决，例如台湾问题。在一个民主的中国，军事策略将更加透明，那样一来，美国也会放松对中国的疑虑。

但中国的民主化只能降低一些中美之间的冲突，而不会将其完全消除。中美两国毕竟有着不同的利益。

【政见CNPolitics】既然内政的变化不能改变中国的领土诉求，您认为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应当如何降低邻国的紧张情绪呢？

【黎安友】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成功地取得了中亚邻国的信赖。急需中国减少摩擦的地区包括中国南海、日本、台湾和印度。

以南海问题为例，中国在这个区域的主权诉求相当广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解决南海争端的途径。中国应当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因为各国对该地区的主权主张有合理的成分。目前中国的策略是先发展海军实力，然后以军力为后盾进入谈判阶段。我认为这种策略有其道理，但它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也许中国应进入谈判的阶段了。

【政见CNPolitics】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中国往往引用历史上对某一区域的控制来巩固自身的诉求。您认为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为解决当前领土问题提供了依据？

【黎安友】我们必须澄清：中国并不希望恢复清代的所有领土，比如中国并不主张将外蒙古和俄罗斯远东的一部分纳入自己的版图。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会对此前没有争取的领土宣誓主权，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一个扩张性的政府。

在南海问题上，我认为我们需要借助中国于1996年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份公约解析了国家在宣誓主权时所需要的依据，其中既包括历史上对争议地域的控制，也包括地理位置的远近。总之，历史上对争议地区的控制的确可以为中国的立场提供合理性，但这并不能阻止与争议区域邻近的国家对其宣誓主权。

二、“中国体制依然有可观的希望”

【政见CNPolitics】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您觉得左右的分歧是否会在政府决策中体现？

【黎安友】我对自己的答案并不自信，但我想在政府内部，左右的争论并不存在。过去邓小平和陈云曾经就中国是否应当融入国际经济和参与国际组织出现过分歧。这场争论早已结束了。

目前中国思想界的右派希望中国能逐步增强政府透明度，加强公民社会，放松对学术界和言论的控制，走向实实在在的民主。相反，左派认为中国脆弱而且震荡的局势需要依靠集中的权力应对。右派认为过于集中的权力已经造成腐败和低效，但左派声称集中后的权力不但可以加强党内的纪律，同时可以抵御外部敌对势力的进攻。

我想左派和右派的言论都反映了切实存在的问题，因此左右两派很难达成一致。但我不认为政策会从学术界的争论中产生，因为政策始终是政府决定的。学术界大体上还是向开放的方向发展的。许多知识分子提倡自由和法治。我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趋势。

【政见CNPolitics】您在2003年提出了“韧性威权主义”这个观点，指出中国体制的活力正在从领导层有序交接、人才选拔逐渐重视个人能力而非派系划分等变化中得到延续。但您在2009年的著作中又对中国局势表达了悲观情绪，认为政府在社会压力面前疲于使用被动、保守的方式压制矛盾。请问过去数年中，您对中国政治的理解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黎安友】我不敢说我是否变得更悲观了。在阐述“韧性权威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会永久保留顽强的生命力。它目前的活力比我们的预期强许多。很多事情都在改变，比如最近重庆发生的事件。相较于过去，人民对生活状况有更多的不满情绪。此外，世界在经历一场大萧条，中国政府也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所以事情在不断变化，而新挑战也层出不穷。

我认为中国的制度尚有韧性。领导换届将如期进行。从某种角度讲，海伍德的死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凝聚力。当权力交接顺利进行之后，如果新一代领导人有能力应对社会的变化、引导经济发展并且逐步做出让人民接受的改革，中国体制依然有可观的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缓，但不至于崩溃，而且政府在执导经济增长方面拥有很多技术人才和成功经验。因此我既不认为中国的韧劲权威主义会就此终结，也不认为它会永远存在下去。

三、“一个权威政府能持久屹立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照顾”

【政见CNPolitics】您是如何对中国政治产生兴趣的？

【黎安友】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修了东亚历史课，随后便发现它非常有趣。那是1960年，我的教授是费正清。他不仅是个有意思的老师，而且常常强调中国研究是一个新兴领域，因为我们了解的情况太少了。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始学习中文和政治科学。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美国人不仅看不到研究中国的必要，甚至认为那是个愚蠢的想法。我只是出于学术兴趣开始学习中国政治，后来才发现它是个重要的话题。

【政见CNPolitics】当您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和想象中的不同？

【黎安友】我在1973年随着一个教师团体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不开放旅游，所以只有受到邀请的美国人才能一睹中国的真面目。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很多事情并不为美国人所了解。我们甚至认为相较于西方的体制，毛泽东倡导的模式才是前卫和环保的。

在中国的时候，许多工厂和公社的领导以及从五七干校归来的教授为我们作了报告。这些教授当时正在革委会的领导下重建大学。我们访问复旦大学的时候，那里的教授说乡下的生活净化了他们的精神，而他们正在这股精神力量的鼓舞下改写教科书。我们怀疑他们的精神是否真的经历了一场革命，但是这些教授们众口一词，让我们颇为困惑。

【政见CNPolitics】李侃如教授（Kenneth Lieberthal）曾经撰文指出，当今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过于强调方法论，而忽视了广泛阅读和知识的积累。请问您对中国研究的发展有同样的担心吗？

【黎安友】我想李侃如所指的是中国研究中的中国政治研究，因为中国研究包罗万象，涵盖了政治科学、社会学、历史以及文学等方方面面的学科。

我并不同意李侃如的说法。中国政治研究领域有许多被广泛接受的研究方法，足以帮我们做成功的研究。有些研究采用了量化的方式（quantitative），有些则是定性的（qualitative）。除此之外，很多学者从事着实实在在的田野调查。因此我认为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很健康，并且已经在政治经济、互联网、外交内政等话题上创造出许多详实的研究。李侃如认为中国政治研究过于青睐量化研究了，但我觉得量化研究为这个领域做出了实在的贡献。调查性研究（survey research）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政见CNPolitics】您认为对哪些话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黎安友】有一些话题需要更深层的研究，但它们都面临着实际困难。以中国的宗教为例，有些学者已经在研究这个课题了，但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者本身都面临着一定风险。少数民族问题也已经引起了一些研究人员的兴趣，但他们受制于该问题的敏感性，还没能进行更深入的研讨。另外还有一些非常有趣却没能得到足够探究的话题，比方说中国的公安系统、党内纪律的执行、甚至党自身如何运作。对这些话题的研究都能深化我们对中国政治的了解，但研究者面临的困难很多。

【政见CNPolitics】美国近年来培养出不少来自中国的政治学者，其中不乏您的学生。您认为这批学者会对中国研究界或者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黎安友】首先，这也是我不赞同李侃如的原因之一。他似乎认为花时间学习方法论和通过大量阅读了解中国之间存在矛盾。但是，当你直接面对中国学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还有一些非中国的学生也有过硬的生活经验和语言能力去了解中国。

另一个让我比李侃如更加乐观的原因是中美两个社会之间的广泛接触。这种接触一部分源自中国留学生，比如刘瑜、张健、孙哲等，另一部分来自于商业界。同时，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中国。中美社会的联系远远超过美国与苏联、印度和日本的联系，而且这些联系大体上是正面和合作性的。以刘瑜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并非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亲美，她们只是更加国际化、更了解这个世界。因为她们，中国和美国可以做深层的交流。我对此感到欣慰。

【政见CNPolitics】您是否认为一个有韧性的权威政府会给归国的政治学者提供更多的发挥空间？

【黎安友】我在中国的学生享受着令我印象深刻的学术自由。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为中国做出贡献，而政府也已经给他们很多讲学和出版的空间。

同时，我也对中国政府的教育基金印象深刻：教育部愿意拿出大量资金将自己培养的博士生送往海外进修。

我认为一个权威政府能持久屹立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照顾。中国不仅需要知识分子做贡献，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方便将他们纳入现有的体制。我不认为中国的政治系统会一成不变，但是现有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照顾起了稳固作用。

【政见CNPolitics】您能为政见的读者推荐一些有关中国政治的著作吗？

【黎安友】我想推荐我自己与Andrew Scobell（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者）合作完成的一本新书，希望这听起来不是太自私。这部《中国对安全的追求》将在九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布。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已经完成了翻译工作，只是不知道是否找到了合适的中方出版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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