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年7月24日(星期二)
时间:下午4:00-6:30
地点:夏令营宿舍

讲者:梁晓燕
自然之友创始人,西部阳光基金会秘书长。从创办《知识分子》杂志、参与编辑影响一代知识分子的「走向未来」丛书,到创办“自然之友”、“天下溪”、“西部 阳光”等民间机构,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二十多年来梁晓燕一直在用行动坚持理想。她既是思考者,亦是践行者,从点滴做起培养中国公民社会的土壤。

 

梁晓燕:我们怎么认识公益?公益与一般的慈善有什么不同?

慈善的行为,是有善良之心的人愿意去做的,它发自人性中本质的同情,它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它永远是值得被称赞的。而公益不同,公益是现代社会的概念。现代社会有基本的价值观,比如平等,公正,正义。公益与慈善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点:

第一,慈善是单向的给予,是有能力的人对弱势的给予,弱势是单纯的接受者;公益中,强势和弱势是可以转换的,公益不是弱势者要什么就给什么。公益强调赋权。公益中我们思考,弱势的人真的弱势吗?他们弱势在哪里?弱势者是有自主性的人。

第二,慈善的工作是缓解当下痛苦,一般不会去问他们为什么痛苦?为什么是他们痛苦?他们以后还会痛苦吗?谁造成了他们的痛苦?而公益涉及背后的社会原因,是有方向的。比如支教,不能只是可怜孩子,而应该有问题意识,认识到他们是不公正制度的受害者,而你能怎样改变现状。

第三,慈善可以是个人行为、组织行为,无所谓对错;而公益更注重社会规则,需要用组织化的方式去做。

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在做具体事情时,去认识事情背后,更重要的价值、社会因素和社会目标,这样才能把我们发自内心做的事情和未来社会的大方向联系起来。如果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离开服务的地区时,当地仍然需要别人的服务,那么这个公益活动就是失败的。

5·12地震后,我们在6月1号送药品去一个社区,结果车到那里时,当地人都在旁边看,没人主动来卸车。当地的志愿者说他们不知道怎么让民众参与进来,帮忙搬药。而第二天6月2号,我们去另外一个社区送药,这个社区里有两个公益组织,卸车时就有人主动帮忙,并组织村民一起搬运。在公益界,我们需要讨论,志愿者要走下去,我们还要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我们离开服务地区时,什么是我们最期待看到的?

慈善与公益的区分特别重要,在座同学来之前都在参与不同的项目,我们都抱着慈善的心态帮其他人。但我们可以将他们当做个案,不去追问他受苦的原因。从受苦的背后进一步问下去,不是慈善的道德义务,不问也没错。但追问下去,你会发现制度缺陷,这就成为了政治问题。任何问题深究下去都是政治问题,比如公民就是非常政治性的概念,我们谈到公民这个概念的时候要多想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公民。

就像思骋说的,NGO发展有一个悖论——越是合法化的组织,在推动社会运动方面,越被动和保守;反而是一些非正式的、公民随机的组织在主动推动政治变化。我觉得NGO在直接推动社会运动方面的作用还有待探讨。而自组织在社会运动方面的推动,无论如何都是有价值的。

张铁志:历史的转折常常是我们不知道的,也许明天就民主选举。那时,如果专制垮掉后,公民社会准备好了,自组织很完备,公民性公共性的社会已经形成,我们就能避免民族民粹主义这样的政治强人,比如普京,从而走上比较顺利的民主社会。

===提问环节===

营员:怎么看给穷人捐钱,是有钱人的责任?

梁晓燕:一个人有钱,可能有制度安排的作用在。除了这个人特别有能力而有钱外,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社会制度的受惠者。作为社会制度受惠者来说,他有一定的道德责任,去给予,帮助制度上的受损者。这和社会正义有关。

 

营员:慈展会上的照片《牵手》,让我觉得受助者的尊严被无视了。

梁晓燕:捐钱本身不造成伤害,而是捐钱的方式。

周保松:为什么有些人有钱,为什么有些人没钱?这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以下,金钱来源正当的有钱人交完20%税之后,剩下的80%收入是属于他的。他怎么样去捐钱,是他的个人行为。捐是好事,不捐也不能从道德上指责他。

张铁志:我们不能把所有焦点都放在慈善上,受苦是制度造成的。所以我觉得政治哲学是不可少的。保松说政治哲学重要,那我要说摇滚乐也蛮重要。1985年西方就有Live Aid摇滚音乐会为埃塞俄比亚难民捐款,而2005年的Live 8有关非洲贫困问题的摇滚音乐会的标语则变成了“(LIVE 8) is about justice not charity.”他们一分钱都不要歌迷捐,而是呼吁改变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制度安排,让非洲真正富起来。

梁晓燕:公民性的问题在于公民如何走到一起,商量办事情。只要是商商量量,共同合作,制定规则并遵守规则,都具有公民社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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