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书展规模多大，有些书、有些人可是不会在书展出现。正正是它的规模化，让一切难以规模化的东西被拒诸门外，譬如说，我实在想象不到一个诗人如何在那样的环境设置与气氛中，好好的，朗读一首诗。”
我对香港国际书展，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很多人，很吵闹；才走进去就想逃。
我大概是2000年左右去过一次书展，那时有朋友给我通行证，可以直接在会展中心地下的入口进去，所以我不能从“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批评书展的安排怎样怎样──至少，我没有付钱买票，也没有像许多人一样排队大半天方能进场。印象中，我甚么书都没有买，也没有去听讲座或参观专题展之类的。敞大的展场都是人，肩摩肩的，就是从一个摊位的一列货架这边来到另一边都很吃力，我以为我拿起一本书在看但原来一直挡着其他人的路，每隔十余秒就有人在身前和或背后捱过来要挤过去，一转身随时不觉就撞到别人，不然就差点碰翻货堆上的一迭书或“文具精品”，而且人声沸腾给关在楼底极高的室内回响，然后有四方八面传来的叫卖声互相要盖过对方。走到展场后方，通道可是坐满了一家大小、痴缠的情侣和急着拿出新买的恋物在把玩的“动漫仝人”，冷不防会踏在别人撑在地上的手。这样在展场里给挤来挤去，除了情绪消费，觉得那些本来不想买但“见到减价觉得好抵”都买下来，能怎么挑书呢？
无论书展规模多大，有些书、有些人可是不会在书展出现。正正是它的规模化，让一切难以规模化的东西被拒诸门外，譬如说，我实在想象不到一个诗人如何在那样的环境设置与气氛中，好好的，朗读一首诗。反过来我又会想，那些名家座谈、专题展览，如果改在地区图书馆、书店门市，或别的“小地方”进行，难道就吸引不到一两百人来参加吗？“阅读”，真可以在虚妄喧闹的展销会中推广吗？
但，香港国际书展毕竟是一个由贸易发展局主办的商业活动，人们在一个散货场要求有甚么“文化交流”，沾一身铜臭又想有点书香，不是有点突兀吗？人们每年批评书展“重量不重质”，或是“商业味浓厚”，抑或笑骂着主办方一而再次把文学经典、名画画册当成“淫秽物品”处理，或是对少女模特儿写真封杀不封杀，失诸尺度，前后矛盾……这些热闹的、叫人啼笑皆非“书展现象”，争议不息，却每每把“文化”（或是所谓“道德”）变成抽象、甚至理想化的措辞，让“文化”本身的多元歧义，与藉由此等歧义以检视现实的批判性都丧失了，如此，“书展有没有文化”的设问方式，遮蔽了一个更重要的命题：到底“文化”是由谁、或那些“持份者”，通过哪些社会机制磋议、定义？而不同版本的“文化”，有没有在书展中充分呈现、并有效介绍给许多一年都不会去书店几次的“社会大众”？已经有二十年历史的香港书展，作为出版业/文化工业每年一度的大规模活动，而且是有公帑与公共资源投入的，它对“香港文化”、以香港人作为当然主体的生活思想文化之塑造、呈示与承传，到底应该起着甚么作用，扮演甚么角色？
退一步说，假使书展是由艺术发展局或是康乐文化事务署之类的官方文化机构主办，我们可不是不知道，这些终日被人批评为作风官僚、与民间及业界脱节的机构，亦始终没有一个以本土文化发展为轴的“香港文化政策”可作依据。要一个官办，“不在行”又欠清晰宗旨的书展搞得比较像一个“一个文化文流的平台，让市民大众参与文化盛宴”而且其“优势足以让香港书展在华文地区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的话1，自然就是陈义过高，口号漂亮内容欠奉，以至乌龙白出。诚如梁文道先生所言，在欠政策缺延续性与处事作风官僚的先天条件不足之下，香港书展“总之就是透露一股健康的拘谨的中产阶级气息，总之就是不好不坏并且暧昧的mediocre，总之就是香港。”书展历年追求量化的成绩，同时又焦虑自身的“健康”形象，乃源于其内容的匮乏、价值含糊。
好些年后我还是去了一趟香港书展，那是2008年，书展主题为“多元与创意．书展二十年”，该年书展入场人次近83万，参展商来自19国家、数目近 400……书展的“成绩”年年打破记录，但正正是它的规模化，让一切难以规模化的东西显得无关痛痒。做为一个要在“书展档期”出版一本散文集的作者，来到书展的场馆参加出版社安排的新书发表会，本来是高兴的事。但基于书展的种种限制，袁绍珊、陈智德、叶爱莲、邓小桦和我同时出版五本新书的发表会，只能安排到在人堆中用活动广告牌间隔开来、保安员把守、仅能容纳五六十人的“会展大会堂”进行，并得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完成，包括布置、安排入座、清场，而且现场不得陈列售卖有关书籍、不得给读者签名，“商业活动”必须回到参展商摊位内进行。
在类似的时间─空间设定下，书展始终是一个人流管控极为严格、销售效益主导的散货场，这是许多参展书商都会承认的基本事实。对于比较小本经营的本地“楼上书店”来说，一年一度的书展清货，靠那小小的摊位，确保了他们有足够的现金流继续交租发薪，继续吃力营运下去。在书展里，“读者”是毫无二致的被当成最纯粹的消费者、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所谓“作者”，即便来到这个似乎与其职业（或艺术）相关犹甚的场合，亦没有任何空间多作“推销”以外的表述。再以这场新书发表会为例，单单是五位作者每人用五分钟简要介绍了自己的书，连同主持人的开场白，就用上三十分钟，余下的十五分钟除了布置、安排入座、清场，现场朋友只能发问一两题。而当我们穿过人海，到了出版社的摊位，我们还是给挤来挤去，连歇脚的空间都没有，想和平日难得聚首的作家同行和前辈交流甚么想法的话，在那个时空，显得荒谬。结果呢，就是和来到书展的所有人一样，买书──买自己的书来互想交换──我见到站在货箱上负责收银的年青店员，脸色非常难看，一年没几天要这么忙过一秒不停的，要算那么多种不同的折扣、捆绑的优惠，找赎那么多零钱，他们都累了。
让书变成赤裸裸的贱货，这才是书展办的不雅。
（李志良，香港作家。原文链接：http://oblivion1938.com/archives/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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