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的国外出版社把展台布置成了长长的餐厅,让人忍不住要过去喝一杯。每天早上开展之后,不少西方出版社的第一件事是邀请人们吃早餐,大家吃着早餐喝着咖啡聊天,闭馆之前,他们又把红酒打开,所有人端起红酒互相庆祝一天的收成。”

 

书展印象:一边咖啡,一边列队

 

我是一个冒失的闯入者,到了位于伯爵宫的展厅门口,还不知道能不能混一张证件,以逃过45英镑的门票。不知道中国馆在哪儿,就信步进了第一个厅,在大厅里玩起了“徒步游”。

每年四月举行的伦敦书展是版权贸易型的书展,有超过40个国家400多个参展商,它和秋季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出版界最重要的两个交易平台。我进的第一个展厅基本是来自欧美出版社,他们展示书的空间并不大,但每家出版社都辟出专门空间,准备了桌椅、点心、葡萄酒,随时有人坐下开始交谈。展厅比较安静,人们都在低声交谈,习惯了中国式展览的会觉得不热闹。为了寻找中国展区,我错走到了二楼,发现那里像个巨大的餐厅,众多的餐桌,舒服的沙发,每个人桌边都有人,每个人都在说话,且多为两人交谈。经过了解,多为作者和编辑,或和经纪人,或作者和译者,他们事先预定了一个个约会,然后到这里来敲定一个个项目。我眼前的这些聊天的年轻人,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斯蒂芬金。走了一圈,没发现中国人的身影。

展厅的门口,有一排漂亮的西方姑娘,热情地向远道而来的参会者打招呼,邀请他们坐下来,享受揉肩捏背的放松服务,这温柔一招,让每一个进门者脸上都挂上了笑容。

另一个展厅里,中国展区占了大部分,我走进门,立刻闻出了熟悉的气息,灯光亮堂出不少,色调也明亮许多,以红色和黄色为主。最高的一个展台,写着孔子学院的大横幅,中图的展厅也很醒目。看到一个红色大背景板,上面写着“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展厅场地中心有一个舞台,下面摆放有座位,我看到王蒙在和一位外国女士对话,王蒙用的竟然是英语,他是在这块场地的系列对话的头一个,后来我还看到了陆川、郭文景等。

先走了一遍,参展的全部是中国出版业的央企和各省国企,整齐地排列着图书,还是传统的展览样式,类似我在北京国展看到的。香港的展台在中国展区最漂亮,设计也现代,营造的交流氛围也好,有中西合璧的特色。但走在中国展区,我的感觉是在看一场展览,穿行其中,像走在北京前门那条宽敞的步行街。

 

作家对话:越年轻越世界

 

作为伦敦书展的主宾国,相对于展台和版权贸易,“中国代表团”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搞活动上,除了一楼大厅那个系列对话,在二楼的几个小厅,更吸引读者的活动是中国作家的系列对话。

李洱和安妮宝贝是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我在伦敦迷了路,错过了这场,于是从第二场严歌苓、韩东、郭小橹听起。韩东说中文,另两位生活在美英的作家直接用英语发言,主持人来自西方,听众里外国人比例不小,读者提问时中国读者也用英语发问,整个气氛竟然相当洋气。话题比较广泛,并不局限于从“书页到银幕”。

在对话题目和作家组合方面,这个系列花了一番心思,主持人都是西方同行,作家也力争中西搭配,年龄相当。阿乙和安妮宝贝的“数码时代的写作”,是最新鲜的一场,两个网络走出的作家,搭了两位外国作家,台下坐着安妮宝贝的粉丝和一些西方作家同行。主持人的问题很适合年轻人,但让她意外的是,阿乙和安妮宝贝同时声称已经告别网络,对网络无感,阿乙更表达了对网络写作的深恶痛绝。两位西方作家同样男女搭配,其中一位小伙中国话极为地道,在他的英语发言中,随时流利地蹦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盛大榕树下”“豆瓣”等中文,还问阿乙“牛博国际现在在墙外还是墙内?”读者的欢乐指数也是作家对话系列最高的。铁凝在书展开幕致辞时曾说,“当优美的英语和优美的汉语相遇,是一件美好的事。”这四位青年的相遇,难得地体现出了融合的一面。

两位藏族作家阿来和次仁罗布本来的题目是“当代小说中的古代神话”,但不出所料地,主持人和听众联手,用尖锐的问题把对话题目改成了“文明的冲突”,藏族的宗教文化、藏汉文明的冲突融合、达赖喇嘛、审查制度,一个个抛给作家。好在阿来是个大师级的发言人,接得住,他从不回避敏感问题,全部正面解答,但又温和理性,持论公允,看上去听众挺满意。场面很开放,但没有人抗议,现场三个大型保镖也没派上用场。

有的对话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最后变成了作家之间的互相表扬,让不明我国情的主持人有点摸不清状况。

系列对话中最让我心动的一幕,发生在刘慈欣和阿来以及一位英国作家关于科幻小说的对话现场,两位外国青年男女坐在我前排,当时阿来和刘慈欣说汉语,偶尔用藏语,那位姑娘通过同声传译听英语,她边听边打着手语,而男青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原来他是一位聋哑人。藏语、汉语、英语、手语,不停地转换,他们就这样用特别的方式“听”了一个半小时。

这次中国作协邀请了严歌苓、韩东、西川、冯唐、安妮宝贝、张悦然、郭小橹、次仁罗布等作家,多样化程度相当高,尤其阿乙这样的,对于中国文坛来说,像一个不约而至的闯入者,而正是这些人,成了这次对话系列的新鲜空气。

 

中国队:书展上的陌生人

 

虽然在爱丁堡住了三个月,到了伦敦这样的大地方,我还是迅速迷失了方向,地铁里不知道向东向西,去海德公园找不到演讲角,白天花了四个小时没找到书展会场,晚上背包在伦敦西区徒步却无意中走到了书展门口。三天里我至少跟一百个伦敦人打过招呼,但惟一的目的是“问个路”,伦敦人都很有礼貌,但他们也只是告诉我向左走向右走。我是伦敦这个城市的陌生人,就像伦敦书展的主宾国,中国也是书展的陌生人。

两个不同的展厅,不仅有不同的外观,更显示了不同的文化。伦敦书展的风格在于交流,这一切的体现形式就是做生意,书是沟通彼此之间的媒介。但我们有点误解了书展的意义,把重点放在了“展”上,结果两个展厅,一边是低调的、私人的、面对面的、务实的,一边是高调的、宏大的、展览型的、单向交流的,彼此泾渭分明,交流不多,像两座语言和文化的巴别塔,谁也没有把谁真正吸引过去。

从对伦敦书展的观感来看,对于英语图书界来说,我们还是陌生人。我经过一个儿童出版社时,看到一位姑娘化妆成童书中的人物,拿着刀向我微笑着打招呼,邀请我过去,她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由他们的摄影师拍照,然后向我索要电子邮箱,说会把照片发给我。这就是充满个性化、人情味的推广方式。我看到全场最炫的罗马尼亚展厅,把所有的图书都用丝线吊起来,于是展厅四周,几百本图书像风铃般来回悬挂,吸引得人们纷纷拍照留念。还有的国外出版社把展台布置成了长长的餐厅,让人忍不住要过去喝一杯。每天早上开展之后,不少西方出版社的第一件事是邀请人们吃早餐,大家吃着早餐喝着咖啡聊天,闭馆之前,他们又把红酒打开,所有人端起红酒互相庆祝一天的收成。而这些方式,中国的参展商有的也在尝试,但总体上是陌生的,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作为担负着任务的出版社,很难做到这样放松和随意。

引用《让子弹飞》里姜文的一句台词来表达我的感受:“莫扎他离我们很远。”

书是人们最喜欢的事物之一,它代表着思想、智慧、创造、自由、交流、进步等人类独有的美好的东西,而书展中人们要展现的,也应该与这些有关。想让外部世界全面地了解,就应该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开放,坦率,不回避,运用他们的表达方式,在表达的同时也倾听对方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沟通。对话,是我们与世界互相接近的最好方式,与其提高嗓门让对方驻步,远不如邀请对方喝一杯咖啡。

补给:不过中国展区也有个实在的事,凤凰出版集团在英国要开办印刷机地,到帝国主义的腹地建立“基地”,生产精神产品,无论搞生产力还是文化推广,这种赚钱做生意的方式,比抛大把银子搞搞展览有实效多了。

 

(潘采夫,专栏作家,供职于新京报评论部。原文链接: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401-355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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