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 | 体育民族主义简史

近三十年,在中国,体育与民族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体育民族主义在80年代表现为“走向世界”,重在自强,而非排外;在90年代重回“冷战”,从自强偏移为排外,重在内部的集体动员;21世纪形成天朝心理,放弃世界观,回到天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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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走向世界

1981年,“扬眉吐气”成为风靡中国的关键词,在体育新闻中频频出现。4月,中国乒乓球队囊括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七项冠军,除了两项团体项目无法同时获得亚军,其余五项单项亚军也被中国队拿下,创造了世乒赛历史纪录。由于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单冠军,已经透支了举国关注的兴奋度,中国乒乓球队在1981年不是最为瞩目的对象。

更让举国上下欣喜若狂的是,中国的“大球情结”终于得到满足。“大球情结”是“球籍焦虑”在体育上的折射,“被开除球籍”的焦虑,在中国足球那里演变为一句著名的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一年,中国男足先后击败朝鲜队、科威特队、沙特队,中国男排大胜苏联队。

秋末冬初,“扬眉吐气”达到了高潮。11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女排连克巴西、苏联、保加利亚、古巴、南朝鲜(当时中国尚未和韩国建交)、美国,最后战胜上届冠军日本队,七战全胜,获得世界冠军。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很快还将迎来女排“五连冠”的梦幻历程。

第一次在三大球(篮球、排球、足球)项目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举国欢腾。女排姑娘,立即成为民族英雄。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大红标题的新闻报道《刻苦锻炼 顽强战斗 七战七捷 为国争光》,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这篇评论指出:“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接着称赞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批评了一些“不文明的举动”。

把体育运动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赋予了体育过多的附加价值。但是,从此前的“全民皆兵”到此时的“全民看球”,公众的焦点从战争转移为体育,也是“拨乱反正”的一部分。《人民日报》的评论也力图把爱国主义限定在“文明”的范围里,对“损坏公物、堵塞交通、对外宾无礼”的举动进行了批评,认为“这和爱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遗憾的是,媒体和公众沉浸在狂欢之中,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损坏公物”,当然应该避免,但是损坏他人的私有财产,是否也应同样避免?何谓“堵塞交通”?是否先赋予公众在公共场合集会的权利,再来讨论“堵塞交通”的问题?否则,所有的集会,都会以“堵塞交通”为由被禁止。“对外宾无礼”显然不妥,如果有内宾表达对“爱国主义”的不同看法,是尊重他发表不同观点的权利,还是将之视为“汉奸”,因而理直气壮的“非礼”?

这些问题在当时没有成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内向型的,重在自强,不在排外。但随后在内地热播的香港连续剧《霍元甲》,塑造了“东亚病夫”的悲情叙事,身体竞技成为一雪国耻的终南捷径,这种思维模式影响深远。

90年代:重回冷战

2010年11月1日,也就是写作此文的时候,新华网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抗击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灾害等重大事件”,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高效率”。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和1991年的华东水灾,同样具有这种效用,两者共同扭转了一度“人心涣散”的局面,营造了“万众一心”的氛围。可以这样说,奥运会和汶川大地震、世博会和舟曲泥石流灾害的宣传和动员模式,至少可以追溯到亚运会和华东水灾。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广泛流传。但是中国重新面临冷战格局,民族主义从内向型转变成外向型,从自强偏移为排外。

1994年,在日本广岛举办的第12届亚运会上,日本代表队的小山智丽先后击败中国代表队的邓亚萍、乔红,夺得被中国队视为双保险的女单金牌。小山智丽,原名何智丽,前中国女子乒乓球国家队队员,1989年嫁给日本工程师小山英之,改名小山智丽。在比赛中,她每赢一球都会大喊“吆西”,这句普通的日语,在中国的影视剧中是日军的专用语言。小山智丽的“改旗易帜”,刺激了中国观众的神经,她的姓名一时成为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以至于很多年后她与日本丈夫离婚,这种纯属私人生活的事情被中国观众理解为“报应”。

当小山智丽还是何智丽的时候,遭遇了“让球风波”。1987年,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3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三位中国选手和一名韩国选手进入女单半决赛,组织决定何智丽必须输球,以便另一位中国选手胜出,应对韩国选手。何智丽拒绝让球,从半决赛中突围而出,并且最终战胜了韩国选手,获得女单冠军。虽然冠军最终属于中国,由于何智丽拒绝服从组织纪律,她受到批评教育,随后落选奥运会国家队名单。

如果一名外援来到中国,取中文名字,使用中国的呐喊助威方式,中国观众会称赞他入乡随俗,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然而,在一种不断被放大的“冷战”氛围中,当中国运动员成为“海外兵团”,却会面临“卖国求荣”的指控。中国体育,尤其强调集体主义精神,但是中国体育的集体项目,成绩常常惨不忍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集体主义精神不够,还是因为个人的能力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现?

在90年代,最让中国民众具有挫折感的体育事件,莫过于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失败。2000年,在中国具有特殊含义,它意味着现世的乌托邦。想象2000年,一度是中小学生的作文必备题目。成功地在2000年主办奥运会,等于兑现了乌托邦。可惜,这个美好的想象在1993年的秋天破碎。随后,媒体一方面调动悲情叙事,将这种失败描述为西方大国合围中国;一方面采取巫术疗法,纷纷报道某国神奇的巫师预言,悉尼无法顺利主办奥运会,最终还是北京接过了主办权。悲情叙事常在大报出现,巫术疗法常在小报出现,两者各有分工。

鉴于中国准备继续申办奥运会,悲情叙事逐渐淡出,巫术疗法则持之以恒,直至90年代末,还有媒体报道悉尼筹备奥运会如何进展缓慢,可能无法胜任,会移交主办权给北京。这种巫术疗法传统悠久,1987年的电影《京都球侠》集中表达了这种心理。这部电影颇有可看性,时间设定在晚清,一支由三教九流聚集而成的中国足球队,个个身怀绝技,甚至可以让足球自动滚向对方的球门,他们轻松地击败西洋队,但是清朝官员“卖国求荣”,拿他们问罪。把体育的失败归咎于汉奸、卖国贼,把体育的希望寄托于巫术,是《京都球侠》的中心思想。

21世纪:天朝心理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扬眉吐气”推向最高潮。80年代,中国足球的口号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21世纪,“君临天下,万国来朝”成为新的景观。

一些学者主张放弃“世界观”,重回“天下观”:“世界观”被视为西方发明的普世价值,是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不适合中国国情;“天下观”建立在华夷之辨的基础上,强调中华位于中央,而四夷分居边缘,更符合大国崛起的定位。

在各个城市举办的国际级盛会,尤其符合“天下观”的想象:一方是“君临天下”,一方是“万国来朝”。东道主有时要为万国买单,这恰恰符合“天下观”的朝贡体系,只要万国承认东道主的地位,东道主“厚往薄来”在所不惜,这是大国的风度所在。这种朝贡体系,据说比世界观下的条约体系更和谐。条约体系虽然看上去符合契约精神,双方对等协商,但是这对于朝贡体系的天朝上国来说,恰恰是不平等的,因为天朝理应君临天下,不能与列国等量齐观。

“圣火”在世界各地的巡回传递,类似于巡狩天下。四夷应该心悦臣服,如果竟然有不同意见,自然需要口诛笔伐。有人反驳说,奥运会来自欧洲传统,如何成为中华盛典。对此,“天下观”论者早有准备,称为“礼失求诸野”,虽然这礼纯属“诸野”原创,并非天朝的失散传统。

维系“君临天下”的感觉,必须不断“万国来朝”。所以,各个城市轮流申请主办各种国际级盛会,在第二轮的亚运会即将举办之际,第二轮的奥运会申请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为了将“天下观”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体育赛事最好规模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可惜目前中国尚未主办的国际级盛会,似乎只剩下世界杯的“第一次”有待申请。但这没有关系,因为举办过“前无来者,后无古人”的体育赛事之后,就有了天朝的资本。即使体育赛事在其他国家举办,天朝也可以对主办赛事的蛮夷之邦进行批评,因为天朝模式已经是不可企及的样板。

国人每次“扬眉吐气”,总要忆苦思甜,回顾“东亚病夫”的悲情故事。所谓“东亚病夫”,不仅指身体上的形销骨立,更是指政治、文化和思想上的弱不禁风。通过举国体制获得国际奖项,以此证明“东亚病夫”的说法无法成立,把中国问题等同为身体是否强壮(而且只是极少数优选的身体代表)的问题,这回避了政治、文化和思想问题,似乎灵魂无关紧要,身体才是国体的象征。即使在身体层面,举国体制也开始遭到批评,“金牌大国”和“体育小国”的畸形发展已是众矢之的。

在1993年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狮王争霸》里,黄飞鸿这样说:“现在金牌在我黄某的手上,并非我赢了。大人为大显我民神威而办的这场狮王争霸,死伤这么多人,在世人面前,其实我们都输了。以小民之见,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更重要的还是广开民智,智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区区一个牌子,能否改变国运?还请李大人三思。这金牌,留给您作纪念吧!”

举国体制如何与“天下观”并存?昔日“东亚病夫”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朝上国拒绝“睁开眼睛看世界”,沉浸在“天下观”的想象之中。今天,重返“天下观”,究竟是重返天朝上国的辉煌,还是重蹈天朝上国的覆辙,这是一个不仅与体育有关的问题。混杂着极度自大和极度自卑的体育民族主义,如同兴奋剂,可以产生举国亢奋的奇效,却如黄飞鸿所说,不是国富民强之道。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4期,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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