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邓小平说:“究竟是天灾,还是由于人祸?少奇同志也说过,在一些地区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从粮食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农轻重问题,是重工业速度问题。”

作者:王素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选自:《中共党史研究》

摘要:1961年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刘少奇对粮食问题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分析,凸显了困难成因及农轻重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八九月间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工业高指标坚决退够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形势从此“一天天向上”。但各地粮食短缺表明最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充分认识困难就不能正确制定调整任务的目标。由此,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

七千人大会前的共识与歧见——1961年北京会议、庐山会议若干议题述评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以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及其所蕴涵的“变局”【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为学术界所关注。实际上,这个“初步总结”从1961年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北京会议)就开始了。在会议分组讨论中,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阶级斗争扩大化成为关注重点,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初现端倪。刘少奇对粮食问题的分析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7页。】的判断,凸显了困难成因及农轻重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得到邓小平的认同【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42页。】。八九月间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庐山会议)确定了重工业“高指标”坚决退够的政策。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天向上。”【《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70页。】但各地粮食严重短缺的现实表明,最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充分认识困难就不能正确制定调整任务的目标。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刘少奇重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1页。】。随后召开的西楼会议及5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正视困难,确定了“伤筋动骨”调整的方针,由此形成“大刀阔斧”全面调整的局面。正由于对形势判断及应对措施的歧见,“变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北京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北京会议是在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大跃进”运动以来缺点错误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已接近半瘫痪状态,然而中央对困难成因的判断依然未切准脉搏。1961年1月1日,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份报告夸大“敌情”,把粮食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咎为坏人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中央肯定这份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反对“走过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6页。】。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15页。】。但是,“大跃进”运动的重挫是一剂使人清醒的猛药。在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问到“大跃进”的口号在1961年还能不能提时,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09页。】毛泽东没有对此提出异议。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237页。】。4月25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提出了在北京会议中所应当完成的任务,即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顿“五风”【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8-269页。】。会议通知下发后,中央和各省、市、区负责人按照通知要求,纷纷到农村做调查【《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58页。】。从年初到北京会议召开之前,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人们的头脑也随之逐渐冷静下来。

毛泽东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作出“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的判断,并坦率地为这几年工农业“高指标”承担了责任。他认为责任就在于调查研究少了,而且责备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1-262页。】。毛泽东还反思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没有坚持反“左”,他感叹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34-1135页。】。刘少奇反思的重点是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他认为:“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01、509页。要求各行业“整个六十年代的连续跃进”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会后,全国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共产风”随之又泛滥起来。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49-1050页)。此后,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关于第二本账的报告,这个报告规定的钢产量指标为2040万吨。钢产量的变化,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在全国又掀起了保钢、保煤、保运输的“跃进”高潮;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又提出全国大炼“争气钢”,要争取当年生产2000万吨钢,从而使经济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危机(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623-626页)。】在如何分析缺点错误的问题上,邓小平也突破了毛泽东关于“九个指头”和 “一个指头”的定论【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27页。】。中央领导人承认“大跃进”运动中有缺点错误,这就为北京会议初步总结经验教训开了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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