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8月27日 13:40:03

                                                            有关“造反机制”的乱弹

                                                                           

农民起义和造反,曾经是中国历史界研究的重中之重,1949年之后,位居所谓“五朵金花”之首。但是,除了拨乱反正的赞美之外,对于造反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却不甚了了。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压迫,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失去土地,离开土地,变成流民,一有天灾人祸之类的导火索,就酿成起义或者造反。一个更通俗更流行的说法是,农民活不下去了,就会造反。

其实,农民离开土地,跟土地的兼并,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历史上,只有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存在着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这样的兼并,事实上跟官僚世袭化的门阀制度关系密切,兼并,也就是世族豪强的兼并,跟官僚制的世袭化变异有关。在其他朝代,广有土地的大地主,一般也都是大官僚。而且,兼并后的土地,不可能没有人耕种,事实上,众多小户是为了逃避徭役和赋税才躲进官僚大户的荫庇之下的。在其他时代,农民离开土地,往往是因为土地收益抵不上其他行业的收益。南北宋时期,离开土地的农民比那个朝代都多,失地的农民,不等于失业。从事工商业的人,原来都是来自农村。能安业的农民,其实也不能算是流民。

事实上,真正的农民,即使活不下去了,也未必会造反。历史上天灾人祸,活不下去了,甚至成片饿死,农民最常见的选择,是逃荒,而非造反。农民造反,是需要有情景,有火种的。活不下去,仅仅是情景,或者说形势,但没有火种,人们还是不会造反。火种不见得是流民,但一定是流出去过、见过世面的人。有的,是陈胜、刘邦这样有流氓气的人;有的,是平时仗义的草根领袖;还有的,是乡村有初级功名的书生。当然,比较而言,在同样的情景之下,离开土地的流民,比在家乡种地的农民,更易于造反,因为他们往往有某种互助组织的纽带,这样的组织,无论是基于宗教,还是基于帮会,都带有某种反叛性。同时,历代的造反,也不尽由农民或者流民包办,地方豪强,地方士绅,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也会造反,或者变成割据和半割据的地方武装。秦末大乱,农民起义和地方豪强平分秋色,西汉末也是如此。东汉末年,豪强甚至占了上风。其他朝代,隋末、唐末、元末均是豪强和农民参半,只是明末,才由农民起义唱主角。清末的太平天国造反,尽管由于造反的农民特殊的宗教背景,对正统文化的排斥,多数的士绅选择了站在清朝政府一边,但其间也有像苗沛霖这样的士绅豪强,选择半割据,两边押宝。辛亥革命爆发时,点火者虽然是革命党人,但真正推翻王朝的,却是不满朝廷的士绅力量。

所以,只要摧毁掉社会里的各种会道门,各种互助组织,再打掉乡村的精英,连农民中的领头人物一并打掉(所谓的大社员),农民造反,就不再成为一种可能。合作化以来,农民长期挨饿,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农民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有的村庄甚至成村饿死,但却没有一例有组织的农民造反出现。这种现象,出现在连逃荒都被限制的情况下,更能说明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离开土地,到发达地方和城市打工,已经成为持续几十年的潮流。尽管经过取消农业税的改革,新农村建设的安抚,留在农村种地的农民,生产和生活待遇,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外出打工,却依然是多数农民的选择。因为在小块土地的经营状况下,经营条件再好,对于多数人而言,也抵不上打工的收益。在城市里,农民工已经经历了两代人的传承。他们事实上已经是城市建设和新时代工业化的主力,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无法成为所在城市被制度认可的人口。相对而言,成长起来的农民工二代三代,问题更加严重,他们无论是在农村长大,然后进城,还是一直在城里长大成人,基本上对于农活,都是陌生的。不像他们的父辈,时常做城乡的双栖动物,农忙时还回乡干农活。城里实在混不好了,也可以回家乡种地,至少糊口没有问题。

农民工的二代三代,比他们的父辈更迷恋城市生活,有更高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但在城市,他们却是最边缘最弱势的群体,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城里的福利和设施,跟他们都没有关系。从上打工子弟学校开始,他们就饱尝了城里人对他们的歧视,更能体会政府的压迫。按旧时的户籍属地管理模式,他们所在城市的政府,不需要对他们有任何照顾,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照顾,任何一个权力部门,从警察到城管,都是他们天然的敌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从小就培养了对城市的敌意。这种敌意和对城市的留恋扭曲地搅合在一起,让他们的心态特别不正常。

不消说,他们是一个庞大的流民群体,一种制度性的流民,真正的流民,在城里待不住,回乡又回不去。这种状况,是史无前例的,此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流民,都没有这样的状况,他们可以回乡,也可以进城,住下来,就是城市居民。显然,这样的制度性流民,是一个问题群体,犯罪率高,对政府对社会的敌意大,自不待言。一旦有风吹草动,这些人是最乐意掺和的,当然,如果有造反的情景存在,他们就会造反。

第二代三代农民工,是干柴,也是火种。但更大的火种甚至柴油,存在于其他阶层。由于太长时间没有制度的变革,而这样的变革,对于一个搭上全球化工业化列车的中国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得益而后被剥夺受损害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日暮途穷,有没有本事移民的中小企业家,贫困潦倒的前白领,体制内因为权力斗争而出局的失意者。等等,等等。这些人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都远优于农民工二代,其中不乏对前途绝望,铤而走险之徒。

不错,统治者手里有武力,空前壮大、高度现代化的镇压机器。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没有多少统治的合法性,甚至没有了起码的公信力。在大饥荒的时候,挨饿的人们,还多少相信统治的意识形态,但是,今天,连统治者自己都没有什么可信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造反的情景存在,也就是出现了普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遍地烽火,到处是闹事的,恐怕镇压机器的成员,也会心理崩溃的。从来王朝的崩溃,都不是反抗者的力量超过了镇压力量,崩溃的发生,在于镇压机器自我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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