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08 09:32:24)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 

一 士与知识分子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
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
“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
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三 傲骨与傲气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
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四 侠义与清高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刊载于
201268日《南方都市报》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e4hf.html) – 士人的风骨_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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