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我被分配到“留学生”楼,同一位来自丹麦的留学生柯马思同居,就此结下了我们长达26年的友谊。日前,他带着一家五口故地重游。我陪同他再次走过26年前散过步的路,重返26年前流连过的地方——从五角场到南京路,从外白渡桥到和平饭店,许多尘封的记忆也随之复苏……

 

听到最多的是马思对中国变化的赞不绝口,我嘴上不说,可心里由衷地感到骄傲。马斯和我都热爱中国,因此,他加入丹麦孔子学院,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教中文的老外;而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批评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

 

我们都热爱中国,所以,我们赞叹他的成就,却也为他面临的危机与问题担忧。马思这次并不只是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他还去了大同、西安、桂林等内地城市及其周边;他也并不只接触我以及参与接待他的上海、湖州哥们,他还接触了各地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不少低层人。他赞叹中国的变化,但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繁荣富强”的中国染上了恶疾:贫富差距拉大,公正、公平有若这两天台风肆虐下的上海的阳光,时隐时现。

 

中国的变化与经济发展举世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国家富强之余,在总体上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不公正,正像一个恶性肿瘤,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

 

然而,真正可怕的不是表面可见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等现象,而是一个说出来也许引起一些人反感、引起另外部分人发笑的一个现象——

 

一,“阶级”卷土重来?

 

正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所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同西方有所区别。区别之一就是我们的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界线分明的“阶级”。我是部分认同这种说法的。几千年来,中国除了打天下坐天下的皇帝之外,“阶级”区别确实不甚明显,例如地主与农民大多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靠继承的(否则就不会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勤快的农民,或者靠“学而优则仕”的穷书生,都可以晋升为地主;皇帝长期以来依靠读书人共同统治国民,而读书人大多并不是从权贵或者“书香门第”里走出来的。中国大量的文学作品中都记录了“十年寒窗”甚至“头悬梁 锥刺股”的苦逼小子如何金榜题名,一夜暴富,有些还混到了皇帝女儿的床上;再如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常常就是平民出身,有些还是类似今天的“屌丝”一族。

 

值得反思的反而是文革时期,那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可是,让我们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1949年毛泽东执政后,全国其实只有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或者说“革命阶级”,可他当时却从马克思那里学来了一套,一下子就把中国历史弄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立即划出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这两大阶级,还具体弄出了一个“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请问:在1949年后,地主、富农被剥夺了土地,革命压倒了一切,坏分子属于刑事犯罪,右派只不过是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而已,这些人如何能够组成一个“剥削阶级”?可以说,这个所谓的“剥削阶级”除了刑事犯罪分子外,几乎都是思想与哲学领域的,是“哲学王”毛泽东弄出的一个莫须有的东西。

 

当然,更值得反思的却是:当我们终于拨乱反正,不再提“阶级斗争”的今天,中国社会却正在形成不同的“阶级”——我说的是阶级而不是阶层,区别在于:不同阶层之间是可以“上蹿下跳”的,而阶级则成为社会中无法打破的群体利益堡垒。例如,几百个家族掌管了中国最重头的社会财富与权力资源,你无论如何跳恐怕都跳不上去(你跪下倒可以让你分一杯羹)。再如,中国的“弱势群体”——广大的农民以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越来越没有向上提升的机会与可能。

 

难怪一位农民工曾经很生气地冲我说出这样一番话:你总是否定文革,但你想了没有,文革中,工人王洪文可以做“接班人”,农民陈永贵(大寨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做到副总理,现在有这个可能吗?

 

如果不是感觉到前途渺茫到绝望的地步,这位读过我不少文章的农民工不可能搬出王洪文与陈永贵来驳斥我。也许我可以向他解释清楚,为什么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不需要王洪文与陈永贵这种人,但我怎么向他解释,现代的文明国家是不会堵塞弱势群体向上提升的道路的?

 

其实,社会发展造成的贫富分化可以靠政策调整来缩小,但制度化了的“阶级”之间的不公平造成的贫富分化则只能靠传统的“革命”与现代的“民主化”才可以最终解决。

 

二,“阶级斗争”与民主

 

我也认同梁漱溟先生讲过的另一个观点(由于在“走遍中国”的过程中,引用部分可能因记忆而出错)。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各阶层都有机会向上一阶层提升自己,提升的办法就是要求自己(更加努力)而不是对社会不公进行抗争,所以中国人缺乏了以阶级为主体的“争权夺利”——争取一个阶级中所有人的正当权利,就是迈向民主的革命。

 

当向上的通路尚未被堵死,农民工们的愿望也许是当工人与店主,尽快脱离农民工行列,而不是集体同老板讨价还价;工人的愿望可能是找到更好的工种、多加班存更多钱,而不是借助工会争取更多待遇的提高;大学生们不会利用自己的知识去号召限制公务员们的特权,发挥青年知识分子的独特优势,他们只是默默加入考公务员的长长队列,幻想自己有一天也成了拥有特权的公务员;而几乎所有有点积蓄的中国父母们,都在考虑以送孩子出国的方式为后代们率先争取到“自由与民主”。

 

但是,如果一群人(例如“农民”“农民工”“城市贫民”等)发现自己永远无法同另一群人(例如五百家族或者“公务员”)竞争,他们迟早会起来闹事,争取公平、公正的“群体权利”——英国民主是这样到来的,法国革命是这样发生的,连美国人也是因为这种不公平而最终折腾出了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历史显示,个人自由、权利与民主,并不是靠孤立的个人能够争取来的,而是依靠集体的诉求、抗争与革命而来。

 

幸,抑或不幸?在中国,即便在最糟糕的年代(例如文革),也没有形成真正的阶级对立——“地、富、反、坏、右”绝无可能作为一个“阶级”来对抗执政当局,而在全国竖立了这样一个并不存在的莫须有的“阶级”,且以王洪文、陈永贵等人的事迹麻痹了他们所在的最大两个“阶级”(工农阶级)后,经济早就陷入崩溃的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对民主的要求,社会反而相对比较“稳定”。这几乎成为当今一些人美化那个时代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当今中国社会的分化,阶层被凝固成“阶级”,看似社会在溃败,民族在堕落,其实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与变革的可能。也许,当我们看到各地最有钱的人同最无奈的“屌丝”以及连“屌丝”都不如的“弱势群体”脸上都洋溢着微笑时,我们以为社会已经大同——普遍堕落与麻木,可稍微不小心的一点点火星,却又能点燃怒火。文革时,年轻人踢一个老太婆肯定也是不被允许的,但如果这老太婆曾经是地主婆,那就是值得鼓励的革命行为了;如今每天都有300个以上的中国人死于交通事故,我们对此漠不关心,但只要卷入的是开宝马的“权贵”,就很有可能引起燎原之火。

 

《人民日报》81日刊载专家文章称,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五类人可能被美国利用,干扰中国崛起。文章忽视了这五类人却可能真正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律师代表要求法治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已经上亿;异见人士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至于中国的“网络意见领袖”,几乎都是顺应网络民意而成名,很少有能力引领网络意见的真正领袖,也就是说,他们后面是庞大的网民群体(不信,你去说两句违背网络民意的话,看看你能不能成为意见领袖?);更不用说“弱势群体”了,没有民主赋予的政治权利以及法治给予每个公民的保障,当今有哪一个中国人敢说自己是“强势群体”?

 

三,敢问路在何方?

 

从这个角度说,“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意见领袖、弱势群体”不但不应成为干扰中国崛起的“阶级”,反而应该是帮助中国崛起的主力军;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靠消灭他们而崛起,恰恰相反,崛起的中国会自然而然地“消灭”这个“”:法治的中国不需要维权律师,宗教自由的地方不会有“地下宗教”,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是可以表达不同意见的“异见分子”,网络平台给大家提供相同的机会,且不会因言获罪,那么,弱势群体呢?每个国家与社会不都有“弱势群体”吗?你又如何消灭他们?

 

在同一些外国朋友讨论到中国的贫富分化与社会公正、公平等问题时,他们常常会条件反射地反问一句:你说的问题西方国家也存在啊,例如美国的黑人“阶级”在致富上总是比不过白人,欧洲的工人始终没有“贵族”们地位高,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所以有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每听到这样的反问,我往往会反思,是不是我们太敏感?是不是我们因恨铁不成钢或急于求成而过份夸大了中国面临的危机与困难?

 

当然不是,那些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最常忽视的往往是他们的民主制度——世界上大多国家已经拥有了这种制度,西方国家更是拥有很多年了。他们认为这种制度是与生俱来的,却忘记了这种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刚刚发明不久——正是发明来调解“阶级矛盾”、缓和“贫富分化”造成的阶级对立,让富人与穷人“和谐相处”的!

 

富人与利益集团可能用“钞票”控制了国家机器,但穷人们手里的“选票”却能最终决定由谁来管理这个国家,以及如何分配财富;美国黑人“阶级”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始终处于“弱势”,但民主制度却可以让他们中的“屌丝”奥巴马脱颖而出,跃上总统宝座;欧洲与澳洲的工人们可能无法与“贵族”抗衡,但代表他们的“工党”等党派却控制了国家政权,始终维持着高福利……

 

民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作为整体的“弱势群体”摆脱弱势,社会走出困境的最佳出路。然而,民主同自由等权利一样,谈何容易?首先,你得自己去争取,其次,你得自己去争取,第三,你得自己去争取……,第N,你还得靠自己去争取!

 

201286日 昆山

 

“走遍中国”之“路边谈话”昆山站,部分内容由参与聊天的网友记录整理。

 

 路边谈话:弱势群体的出路在哪里? - 杨恒均 - 杨恒均的博客

图片说明:老杨头的“走遍中国”又开始了,这次将会游荡两个比较富裕的省份——浙江与江苏,感受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劳工状态。最后两站是南京(88日)与南通(810日——12日)记住: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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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在昆山挤公共汽车,这里几乎都是外地来的打工仔与打工妹,晚上同几位的交谈,让我收获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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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说明:我在“走遍中国”活动中去过最多的地方是内地省份的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从沿海到内地,甚至从一个城市步行到百里外的郊区、农村,你几乎有进入了穿越剧的感觉:你不是在空间上旅行,而是在时间上穿越了。当我们把少数几个大城市弄得美轮美奂的时候,中国的广大地区却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这绝大部分人口中的绝大部分的生活水平提高得相当有限——如果说,26年里,我个人以及我的少数朋友同一些西方留学生的生活水平几乎快要持平,那么我走过的地方的绝大多数民众(包括我的亲戚朋友),顶多只是碎步移动,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相差依然是十几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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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说明:除了国家机密与职业道德限制之外,我们之间真正达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即便交友甚广的我,这种朋友可能也不会超过10个吧。所以,时隔26年后,当我的老友柯马思博士携带一家五口前来中国旅游时,我几乎是放下了手头的一切,赶来上海“三陪”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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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说明:那时和现在。那时,同欧美、日本来的留学生交往,最深的感受是他们很富,我们很穷;他们的地位很高,我们的地位很低;他们什么都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曾经被一位叫田中的日本留学生请到和平饭店吃了一碗面条——那碗面条的价钱竟然是我十天的生活费;那时,我曾经被西方留学生人手一个、精巧的Walkman(使用磁带的随身听)深深吸引,立志毕业后一定要买一个,结果积攒了半年的工资结余也买不起;那时,上海的高档酒店包括友谊商店与海员俱乐部,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我多次借日本人的护照混进去开眼界;我也曾经因为钱包里常常有“外汇卷”而吸引旁人的眼球;记得那时,我和马思唯一一次脸红争吵是因为我说了类似“希特勒也干了一些好事”而激怒了他,被他指责我“好坏不分”……

现在,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有大大提高。如果说国家的富强,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让我们终于能够对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不再自设“租界”,为了赚“外汇”而对他们特殊优待,那么,我们自己“国民们”的待遇却有了越来越大的差别,不公正与不平等或者被制度化,或被整个社会“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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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说明:那时(1986年),我还曾经是一个遍访佛教名山古寺、追寻信仰的“有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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