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西太平洋地区发展趋势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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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 中日关系    ● 李晓宁   高洪   李薇   王湘穗   唐淳风       新时期西太平洋地区发展趋势研判
   ——李晓宁 高 洪 李 薇 王湘穗 唐淳风
   胡继平 纪明葵 王鸿刚 刘江永

  
  【编者按】在世界战略大棋局上,西太平洋地区作为全球事务中权重最高的板块,一向是大国博弈与角力的前沿地带。近年以来,西太平洋地区波诡云谲,乱象纷纭。今年9月的钓鱼岛事件,一时激起地区局势的高度紧张,挑动了国人的敏感神经,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严重关切。持续发酵的南海纠纷,及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等,均使本地区局势充满变数。
  后金融危机时代,亚太成为新一轮全球博弈的核心舞台,对21世纪的全球格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热点问题的出现,也标志着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整合的主题,迫切需要从推进经济合作向建立战略信任这一深层次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我们对大区域的长期战略趋势做出分析和判断,认真思考我们自身的应对方式。
  为此,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于2010年10月15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新时期西太平洋地区发展趋势研判”研讨会。本期特选刊部分与会人员的精彩发言,以期引起学界的思考和争鸣。会议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学术委员李晓宁先生担任嘉宾主持。

  
  李晓宁:
  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日本问题,问题一直在发酵,从东北亚一直往东南亚,西太平洋地区是很热闹的。今天的主题是“新时期西太平洋地区发展趋势研判”,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地区,这个讨论需要些时间,分开来讲,今天我们先讲讲东亚篇。
  这个地区是焦点,不能完全用以前的框架和视点看问题了。我们应该集中一些最优秀的“脑子”,从全球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新问题。不只是从本地区原有的要素来分析,要把新的变化了的要素加进去。今天大家针对这些事情号号脉,想想哪些东西是不变的,哪些东西是真变了,是需要重视的。本地区的局势有点儿乱,所谓的乱就是原有的成规成法被改变了。因为乱,所以有必要讨论。乱不要紧,世界历史发展不可能什么事都是有条不紊的,进入蜕变期后大家都有点无所适从,老规律和新事物共同存在,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我们先请高洪同志谈谈他的看法。
  
  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根据会议宗旨,集中谈两个问题。即以“溯源”来追寻近代日本的海洋战略,以及今天民主党内新鹰派的海洋战略。
  
  一、近代日本海洋战略溯源
  
  自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后,日本就一直十分重视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已成为世界海军强国,其海上力量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居世界第三位。海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争夺军事霸权的主要战略工具和“推动日本发展的第一实力主体”。在日本海上霸权崛起的过程中,形成了日本海军的战略思想,对后来日本海军的建设和作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制海权思想,其基本特点是进攻性、侵略性和扩张性。明治维新后,日本出于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军。与此相适应,日本海军开始学习和借鉴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海战理论,并结合日本的历史传统以及海军建设和海战的实践,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海战理论特别是制海权理论。其中,美国著名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的思想对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以此指导海军建设和策划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战争。
  日本海军战略思想深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该理论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海外贸易、海军舰队和商船队、沿海上航线建立海军基地),该理论在近代日本得到了比在其它国家更广泛的传播。1902年,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为马汉的见解所折服, 曾邀请他到日本海军大学执教。在日本海军大学执教过六年的英国军官约翰•英格尔斯上校曾指出,“日本海军军官对于在陆地战争中拥有海上优势的好处印象深刻。我认为,他们都是美国海军历史学家马汉上校的忠实信徒。”如果说马汉只是对日本帝国海军产生过影响的众多智囊人物之一,那么,其“海权论”也只是日本海军战略思想形成过程中发挥过作用的众多因素之一。同时,日本海军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政治、虚荣心、宣传鼓吹及民族主义交互作用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海军完成了战舰动力由煤转向石油的改造后,依据国家利益将向南“进军海洋”被列为当务之急。这种情况几乎持续到1945年军国主义败亡。
  
  二、民主党内新鹰派的海洋战略溯源
  
  我认为会议所指的“新时期”,应当是指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而这10年正是日本新鹰派在民族保守主义潮流涌动下登上日本政治权力巅峰的最佳时期。新鹰派是指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以“市民型政治家”自诩的战略派群体,其代表人物无疑是最近从国土交通大臣提升为外务大臣的前原诚司。前原诚司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系国际政治专业,是日本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高坂正尧的高足。1987年,前原进入松下政经塾(八期学员)。1991年,28岁的前原诚司成为京都府议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议员,1993年作为日本新党成员当选众院议员,后因不满党首细川护熙与小泽一郎的联合而脱离新党。加入民主党后,他一度担任过党首,并在众议院担任过“安全保障委员会”委员、“武力攻击事态对应特别委员会”首席理事。
  前原自诩得到高坂正尧的真传,而高坂正尧恰恰是日本现代海权理论的权威。从1962年起高坂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海洋霸权的理论书籍——《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中央公论社,1965年)、《古典外交的成熟与崩溃》(中央公论社,1978年)、《外交感觉——同时代史的考察》(中央公论社,1985年)、《国际摩擦——大国日本的处世学》(东洋经济新报社,1987年)、《和平与危机构造——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5年),等等。可以说高坂正尧是当代日本“海洋国家论”和“海洋文明论”的始作俑者,其基本观点认为对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而言,海洋决定着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给日本带来无限生机是活跃在滔滔大海上的民间商船队,日本的“自然之力”决定了日本文化不是“大陆文化”,而是“海洋文化”,这不仅是历史的总结,更是“日本未来的希望”。
  在日本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阐发高坂正尧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两个:一是主张用麦金德所说的“新月形包围圈”来包围和限制价值观不同的中国的川胜平太。他提出了所谓“近代国家”是从“海域世界”产生的观念,对安倍晋三影响很大。另一个是白石隆,他在《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中提出了一个几乎令所有正常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日本究竟属不属于亚洲?”白石隆问道,我们现在说的“”,“究竟是亚洲中的日本呢,还是与亚洲并列的日本?” 他还认为,“大陆亚洲”是农民与乡绅的亚洲,是农本主义的亚洲,中国至今还维持着这种反“海洋亚洲”的生存秩序,因此,“海洋亚洲”是中国以外的亚洲。
  其实日本的所谓“海洋文明论”,无非是一种试图从文明史上重新对“日本”进行世界性定位的“文明史观”。这种“文明史观”以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绝对优越感”为基本宗旨,完全抹杀两千年来“东亚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真实,歪曲日本文明接受亚洲大陆文明滋养的基本事实,制造“孤岛文明”的虚假幻影,扭曲日本国民和世界民众关于“东亚文明构建”的心理认知状态。这是在未来中日关系中非常具有破坏力的一种理论形式。
  正是这样一种日本新鹰派政治势力与主张“日本的海洋文明”论调的“奇妙结合”,一方面在社会上制造了所谓的民意,并为“市民型政治家”们提供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民主党政府这样一个缺少执政经历和处理大国关系经验的新政权,在对应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上放胆进行“政治赌博”。明眼人都看得出,东海合作前景黯淡是日本方面制造事端的必然结果。我国固有的钓鱼群岛被日本长期强占,其领土争议原本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我国渔民世代在钓鱼群岛海域张网捕鱼更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传统营生。试问,倘若没有海上保安厅无理拦截和炮艇挟持,何来“撞船事件”;不是日本把执法权滥用到我国岛屿及海域,中国公民怎么能对日本海警“妨碍公务”?哲学家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按照因果律构筑的,因此,一切后发事件都不会在逻辑上反对前面的起因。认识到这一点并分清事情的因果是非,即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只有日本从根本上改正自己的错误做法,其后的诸多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
  按照常理,国与国之间发生些小摩擦,理当通过外交渠道沟通解决。让人想不通、料不到的是,一个口口声声讲求国际法理的国家,竟会使用国内司法程序处理国家间的争端与摩擦。究其远因,日本的国家海洋战略与之不无牵连。直到今天,这场风波的负面影响还在继续扩大,人们有理由担心事件对中日关系大局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尽早化解中日在东海上的僵持局面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常言道,心痛还须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东海上的僵局如何打破,中日间民众的对立情绪怎样缓解,这是日本方面应当抓紧考虑和尽早付诸行动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亡羊补牢,在后续处理上采取得当做法,两国尝试在争议海域建立一种可以控制的规则和机制,也可以化消极为积极,变坏事为好事。当然,这需要日本领导人摒弃以对抗和争夺为着眼点的海洋战略,拿出改正错误的勇气,发挥更多的政治智慧。
  
  李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日本社会上一直都存在极右的观点,但不是主流,整体的保守是主流。日本的主流社会承认美国的价值观,承认美国带来的民主主义,承认天皇的象征性,对军国主义持否定态度。但日本整个社会的思维是非常保守的,做什么事都非常慢,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措施和改革也比较慢,日本20年间采取的措施,美国在2年间全用上了。这种特点表现在社会进程的任何一种改革上。它的改革进程,是非常费时间的,左右摇摆,方向不清。
  这个国家除了保守以外,在文化传统上是一个缺少哲学思维的国家。日本所有的大学没有独立的哲学系,而中国任何一个综合大学都有哲学系。实用主义的特点也体现在日本政治上。日本人不会像欧洲人那样先去讨论一个主义,或者一个价值,弄明白方向后再说怎么走,他们非常现实。所以它对待国际问题,对待自己的问题,对待和中国的相处都是这样的。
  讲到这几年的日本社会,我是这么看的。它的保守源于遗留了很多战前的行政体制以及人脉关系。战后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政治危机出现,那时受国际思潮的影响,左派、右派很清楚,冷战之后国际上左派右派不清楚了,日本的社会党也没了,没有什么可战斗的,总体更加趋于保守了。问题出在哪儿?出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迷失了方向和定位。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高速经济增长所支撑的政治生态和政党政治模式也失去了基础。日本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注意。高速增长时期有几个词汇代表了那个时代:“高速增长”、“充分就业”、“超安定社会”、“政治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基础是高速增长。国家手里有钱,可以进行利益再分配,而当没有钱的时候,以往的利益分配机制难以维持,政治也乱起来,到现在还没找着北。这种情况下,容易刺激出来一些非常极端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如果把日本比方成是一个病人,那么,我们对待一个病人,不能像对正常人那样,必须使用对症的办法。我们在面对处于转换期的日本时,需要思考如何诱导以及如何实现我方的利益最大化。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跟我们自身的发展和变化也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周边关系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需要认真思考我们自身的应对方式。
  
  李晓宁:
  
  日本的保守派多是穷人,美国的保守派多是富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日本的行政官僚继承了以前流传下来的成规成法,战略目标和步骤都比较清晰。然而最近民选上来的人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做法很不一样。日本经济比较发达,在国际政治上却是“侏儒”状态,他们想改变。
  松下政经塾找一些穷孩子培养,选出精英解决问题,值得我们学习。日本人在技术上的用心是非常细致的,但大的战略方向经常判断有误,我不清楚日本有什么样的战略目标。请湘穗说说你的看法。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西太平洋地区是个很大的区域,今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东北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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